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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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已經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聯想實驗使我們能對病例進行暫時的定性分析，但它們對技術并未作出基本的貢獻，在實施精神分析時可以不用聯想實驗。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另一項成就，這是由蘇黎世學派，或者它的領導者布洛伊勒和榮格做出的。
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夢和神經症（弗洛伊德的機制）中得到的、通過精神分析認識到的同一過程，就可以把許多純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榮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釋方法應用于性質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發性癡呆現象（精神分裂症），這樣，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興趣中的來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
此後精神病學家再也不可能輕視精神分析了。
布洛伊勒關于精神分裂症的偉大著作（1911）完成了這項成就，在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觀點和臨床的系統觀點置于相同的立足點之上了。
我将不會忘記指出，當時在這兩個學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經引起人們注意的一種分歧。
早在1897年[224]，我發表了對一個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這則病症具有偏執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療方法無法擺脫榮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
但是，對我來說，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釋這種疾病的神經機制那樣來解釋這些症狀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這種機制和已經發現的癔症的機制一緻起來。
那時我們還沒有把這兩種機制之間的差異弄清楚，因為我那時正緻力于神經症的力比多理論（libidotheory），該理論打算把所有的神經症和精神病現象都解釋為從力比多的失常變化所發生的，也就是，解釋為從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發生轉移。
這種觀點都被這些瑞士的研究者們所忽視了。
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各種形式的早發性癡呆都有器質性的原因；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上，榮格支持這種疾病的原因是一種毒素理論，而沒有考慮到力比多理論，雖然它确實并沒有把力比多理論排除在外。
他曾于1907年發表專論這種疾病的著作。
後來（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絕使用的過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種觀點上陷入悲境。
瑞士學派做出的第三項貢獻可能完全歸功于榮格，對此我的評價并不像其他那些對這些問題更不關心的人那樣高。
我指的是從《診斷的聯想研究》發展起來的&ldquo情結&rdquo理論。
它自身既沒有産生一種心理學理論，也沒能證明可把它輕而易舉地結合到精神分析理論的複雜關系中。
另一方面，&ldquo情結&rdquo這個詞可以說已經成為精神分析的語言中很自然的東西了；對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種心理狀态來說，它是一個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術語。
[225]精神分析為了本身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其他術語沒有一個得到這樣廣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濫用而使較明白的概念結構受到損害。
分析學家開始在他們中間談論一種&ldquo情結回歸&rdquo（returnofacomplex），這句話的意思是說&ldquo被壓抑的觀念回歸到意識域&rdquo（returnoftherepressed），或者習慣上說：&ldquo我有一種反對他的情結。
&rdquo在這裡唯一正确的表達将是&ldquo一種針對他的抵抗&rdquo。
1907年以後，當維也納和蘇黎世學派聯合起來時，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洶湧的浪潮，這種勢頭就是在今天也還能感覺到。
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獻的傳播和那些實踐與研究精神分析的醫生人數的不斷增加，以及在會議上和在學術界對精神分析的頻繁攻擊中表現出來。
精神分析已滲透到最遙遠的大陸，不僅處處使精神病學家們感到吃驚，而且還博得其他領域有教養的公衆和科學工作者們的注意。
霭理士（HaveloekEllis）雖然從未自稱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卻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發展，1911年他在為大洋洲醫學會議做的報告中寫道：&ldquo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僅在奧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國、英國、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懷疑還在澳大利亞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和實施。
&rdquo[226]一位智利的醫生（很可能是個德國人）[227]在191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支持幼兒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稱贊精神分析治療對強迫性症狀的效用。
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的一位英國神經學家通過一位訪問歐洲的著名同事告訴我，他對穆斯林印度實施的分析表明，他們的神經症病因和我們在歐洲病人中發現的并無二緻。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記的尊敬。
1909年秋，馬薩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邀請榮格和我參加慶祝建校20周年紀念日，在大會上我用德語做了多次演講。
使我們大為驚奇的是，我們發現，在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學裡，研究教育和哲學的師生們竟然如此毫無偏見，他們對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獻都很熟悉，并且在他們給學生的講課中也賦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
自由和科學地讨論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認為是令人讨厭的事，在一本正經的美國人，至少在學院範圍内是可能的。
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心理學雜志》（1910a）上發表，以後不久用德文以題為《論精神分析》發表。
榮格宣讀了一篇關于診斷學的聯想實驗論文和另一篇論兒童心理沖突的文章。
[229]我們得到了法學名譽博士學位的獎勵。
在沃西斯特紀念周期間，代表精神分析的五個人中除我和榮格外，還有和我一同旅遊的費倫茨、厄内斯特·瓊斯（當時他在多倫多大學［加拿大］，而現在在倫敦）和已經在紐約實行精神分析的A.A.布裡爾（A.A.Brill）。
從沃西斯特大會建立的最重要的個人關系是和普特南（JamesJ.Putnam）的關系，他是哈佛大學神經病理學教授。
幾年前他曾表示了對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見，而現在他卻很快和精神分析一緻起來，并且用一系列形式華美、内容豐富的演講把精神分析介紹給他的同胞和同事。
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質和對真理毫不退縮的愛，使他享有全美國的尊敬，這構成了對精神分析的
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聯想實驗使我們能對病例進行暫時的定性分析，但它們對技術并未作出基本的貢獻，在實施精神分析時可以不用聯想實驗。
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另一項成就，這是由蘇黎世學派，或者它的領導者布洛伊勒和榮格做出的。
布洛伊勒表示，借助于引用那些在夢和神經症（弗洛伊德的機制）中得到的、通過精神分析認識到的同一過程，就可以把許多純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榮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釋方法應用于性質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發性癡呆現象（精神分裂症），這樣，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興趣中的來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
此後精神病學家再也不可能輕視精神分析了。
布洛伊勒關于精神分裂症的偉大著作（1911）完成了這項成就，在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觀點和臨床的系統觀點置于相同的立足點之上了。
我将不會忘記指出，當時在這兩個學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經引起人們注意的一種分歧。
早在1897年[224]，我發表了對一個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這則病症具有偏執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療方法無法擺脫榮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
但是，對我來說，重要的并不是像解釋這種疾病的神經機制那樣來解釋這些症狀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這種機制和已經發現的癔症的機制一緻起來。
那時我們還沒有把這兩種機制之間的差異弄清楚，因為我那時正緻力于神經症的力比多理論（libidotheory），該理論打算把所有的神經症和精神病現象都解釋為從力比多的失常變化所發生的，也就是，解釋為從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發生轉移。
這種觀點都被這些瑞士的研究者們所忽視了。
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各種形式的早發性癡呆都有器質性的原因；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上，榮格支持這種疾病的原因是一種毒素理論，而沒有考慮到力比多理論，雖然它确實并沒有把力比多理論排除在外。
他曾于1907年發表專論這種疾病的著作。
後來（1912），由于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絕使用的過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種觀點上陷入悲境。
瑞士學派做出的第三項貢獻可能完全歸功于榮格，對此我的評價并不像其他那些對這些問題更不關心的人那樣高。
我指的是從《診斷的聯想研究》發展起來的&ldquo情結&rdquo理論。
它自身既沒有産生一種心理學理論，也沒能證明可把它輕而易舉地結合到精神分析理論的複雜關系中。
另一方面，&ldquo情結&rdquo這個詞可以說已經成為精神分析的語言中很自然的東西了；對于描述性地概括某種心理狀态來說，它是一個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術語。
[225]精神分析為了本身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其他術語沒有一個得到這樣廣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濫用而使較明白的概念結構受到損害。
分析學家開始在他們中間談論一種&ldquo情結回歸&rdquo（returnofacomplex），這句話的意思是說&ldquo被壓抑的觀念回歸到意識域&rdquo（returnoftherepressed），或者習慣上說：&ldquo我有一種反對他的情結。
&rdquo在這裡唯一正确的表達将是&ldquo一種針對他的抵抗&rdquo。
1907年以後，當維也納和蘇黎世學派聯合起來時，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别洶湧的浪潮，這種勢頭就是在今天也還能感覺到。
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獻的傳播和那些實踐與研究精神分析的醫生人數的不斷增加，以及在會議上和在學術界對精神分析的頻繁攻擊中表現出來。
精神分析已滲透到最遙遠的大陸，不僅處處使精神病學家們感到吃驚，而且還博得其他領域有教養的公衆和科學工作者們的注意。
霭理士（HaveloekEllis）雖然從未自稱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卻一直同情地追随精神分析的發展，1911年他在為大洋洲醫學會議做的報告中寫道：&ldquo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僅在奧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國、英國、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懷疑還在澳大利亞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和實施。
&rdquo[226]一位智利的醫生（很可能是個德國人）[227]在191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支持幼兒性欲的存在，并高度稱贊精神分析治療對強迫性症狀的效用。
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的一位英國神經學家通過一位訪問歐洲的著名同事告訴我，他對穆斯林印度實施的分析表明，他們的神經症病因和我們在歐洲病人中發現的并無二緻。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标記的尊敬。
1909年秋，馬薩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邀請榮格和我參加慶祝建校20周年紀念日，在大會上我用德語做了多次演講。
使我們大為驚奇的是，我們發現，在這所小而精并受人敬重的大學裡，研究教育和哲學的師生們竟然如此毫無偏見，他們對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獻都很熟悉，并且在他們給學生的講課中也賦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
自由和科學地讨論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認為是令人讨厭的事，在一本正經的美國人，至少在學院範圍内是可能的。
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心理學雜志》（1910a）上發表，以後不久用德文以題為《論精神分析》發表。
榮格宣讀了一篇關于診斷學的聯想實驗論文和另一篇論兒童心理沖突的文章。
[229]我們得到了法學名譽博士學位的獎勵。
在沃西斯特紀念周期間，代表精神分析的五個人中除我和榮格外，還有和我一同旅遊的費倫茨、厄内斯特·瓊斯（當時他在多倫多大學［加拿大］，而現在在倫敦）和已經在紐約實行精神分析的A.A.布裡爾（A.A.Brill）。
從沃西斯特大會建立的最重要的個人關系是和普特南（JamesJ.Putnam）的關系，他是哈佛大學神經病理學教授。
幾年前他曾表示了對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見，而現在他卻很快和精神分析一緻起來，并且用一系列形式華美、内容豐富的演講把精神分析介紹給他的同胞和同事。
由于他的崇高道德品質和對真理毫不退縮的愛，使他享有全美國的尊敬，這構成了對精神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