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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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2年起，許多年輕醫生聚集在我周圍，明确表示他們打算學習、實施和傳播精神分析的知識。
促使他們這樣做的是一位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治療的有益效果的同行。
[219]有幾個晚上在我家舉行定期集會，按照某些規則進行讨論，參加者們努力要在這個新奇的研究領域内發現他們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對精神分析發生興趣。
一天，一位技術培訓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拿着一本表現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紹。
我們勸他上體育館（中等學校）和上大學，并專心從事非醫學方面的精神分析。
這個小社團得到了他這樣一位熱忱可靠的秘書，我得到了奧托·蘭克這樣一位最忠誠的助手和合作者[220]。
這個小社團迅速擴大，在以後的幾年中它的成員也經常變動。
總的說來，我自己認為，在人才的數量和種類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們所能想到的任何臨床教學的教員們低下。
包括從一開始的那些人，他們到後來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這種作用并非總是受歡迎的。
然而當時人們還無法猜測這些運動的發展。
我有種種理由對此感到滿意，我認為我盡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識和經驗告知其他人。
隻有兩次不幸的情況，最後使他們從團體内部離開了我。
我既無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員中建立友誼關系，這種關系在所有從事同樣困難工作的人中是應該獲得的；也不能阻止關于優先權的争論，在這些共同工作情況下有如此多的獲得優先權的機會。
在傳授精神分析實踐方法上的困難特别大，這些困難對于目前出現的許多争吵是有責任的，而且這些困難顯然已經存在于這個私立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之中了。
我自己絕不敢提出一個尚未完成的技術和正在制訂中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和一個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錯誤方向和最終災難的權威一起制訂的。
知識分子的自恃和他們作為教師的早期獨立性，從心理學觀點來看常常是令人喜悅的；但是如果這些人獲得了某些不同凡響的個人地位，那隻會對科學有益。
尤其是對精神分析來說，需要有一個長期、嚴格的紀律和自我約束的訓練。
鑒于他們對一個如此聲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課題的忠心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使我較傾向于對我否定的話應該表示反對的那些成員持容忍态度。
除醫生外，成員中還包括其他人&mdash&mdash承認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過教育的人： 作家、畫家，等等。
我的《釋夢》和那本論诙諧的書等，從一開始就說明精神分析理論不僅限于醫學界，而且能應用到其他各種心理科學。
1907年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氣氣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學工作者也準備承認它。
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寫了一封信告訴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爾斯立（Burghä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
1907年1月蘇黎世診療所的第一個成員艾丁根（Eitingon）醫生[222]來到維也納。
接踵而至的其他訪問導緻了生氣勃勃的思想交流。
最後由于榮格（當時他還是伯格爾斯立的助理醫生）的邀請，于1908年春在薩爾茨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使維也納、蘇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們聚集在一起。
第一次精神分析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了一種名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的定期刊物［見原版第46頁］，這個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導下，并由榮格編輯，于1909年創刊問世。
這個刊物表現了維也納和蘇黎世之間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謝過在傳播精神分析中蘇黎世精神病學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榮格給予的巨大幫助，我毫不猶豫地再次表示感謝，即使在當前大大改變了的情況下也是一樣。
确實，并不是蘇黎世學派的支持，才使當時科學界第一次對精神分析表示關注。
情況是這樣的，當時精神分析的潛伏期已經完成，精神分析處處都成為人們日益增長的興趣的對象。
但在所有其他地方，這種興趣的增加最初導緻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強烈的拒絕接受；幾乎是非常憤怒的拒絕接受；相反，在蘇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線上的贊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這樣密切的小團體門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診療所能為精神分析研究服務，也沒有任何一位臨床教師把精神分析理論作為他的精神病學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蘇黎世這個群體成了為承認精神分析而戰鬥的那些小團體的核心。
學習這門新的技術和從事實踐的唯一機會實際上是在那裡奠定基礎的。
目前我的大多數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蘇黎世才來到我這裡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維也納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
在和西歐的關系中（其中也包括我們文化的偉大中心），維也納的地位處于邊陲；許多年來它的聲譽受那些強烈偏見的影響。
一切最重要國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這裡的學術活動如此活躍，在這裡一個起傳播作用的中心必定會對傳播像弗萊堡的霍奇所稱的這種&ldquo精神流行病&rdquo（psychical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
[223] 根據一位同事的證據（他曾目睹了在伯格爾斯立的發展情況），好像在那裡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在1902年榮格發表的論神秘現象的著作中已經提到過我的《釋夢》一書。
從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說，人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名列前茅。
在維也納和蘇黎世之間建立起個人關系之後，還出現了一個非正式的學會，1907年在伯格爾斯立，人們定期舉行會議讨論精神分析的問題。
在維也納和蘇黎世學派之間的聯盟中，這些瑞士人絕不僅僅是接受者。
他們已經寫出了非常值得稱贊的科學著作，其成果就是對精神分析的貢獻。
由馮特學派開始的聯想實驗（theassociationexperiments），被他們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做了解釋，并且證明可以通過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應用。
借助于這種手段，人們已有可能達到對精神分析觀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實驗證實，并且能直接向學生們證實一個精神分析學家才能告訴他們的某些聯系。
聯結實驗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橋
促使他們這樣做的是一位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治療的有益效果的同行。
[219]有幾個晚上在我家舉行定期集會，按照某些規則進行讨論，參加者們努力要在這個新奇的研究領域内發現他們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對精神分析發生興趣。
一天，一位技術培訓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拿着一本表現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紹。
我們勸他上體育館（中等學校）和上大學，并專心從事非醫學方面的精神分析。
這個小社團得到了他這樣一位熱忱可靠的秘書，我得到了奧托·蘭克這樣一位最忠誠的助手和合作者[220]。
這個小社團迅速擴大，在以後的幾年中它的成員也經常變動。
總的說來，我自己認為，在人才的數量和種類方面精神分析并不比人們所能想到的任何臨床教學的教員們低下。
包括從一開始的那些人，他們到後來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這種作用并非總是受歡迎的。
然而當時人們還無法猜測這些運動的發展。
我有種種理由對此感到滿意，我認為我盡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識和經驗告知其他人。
隻有兩次不幸的情況，最後使他們從團體内部離開了我。
我既無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員中建立友誼關系，這種關系在所有從事同樣困難工作的人中是應該獲得的；也不能阻止關于優先權的争論，在這些共同工作情況下有如此多的獲得優先權的機會。
在傳授精神分析實踐方法上的困難特别大，這些困難對于目前出現的許多争吵是有責任的，而且這些困難顯然已經存在于這個私立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之中了。
我自己絕不敢提出一個尚未完成的技術和正在制訂中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和一個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錯誤方向和最終災難的權威一起制訂的。
知識分子的自恃和他們作為教師的早期獨立性，從心理學觀點來看常常是令人喜悅的；但是如果這些人獲得了某些不同凡響的個人地位，那隻會對科學有益。
尤其是對精神分析來說，需要有一個長期、嚴格的紀律和自我約束的訓練。
鑒于他們對一個如此聲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課題的忠心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使我較傾向于對我否定的話應該表示反對的那些成員持容忍态度。
除醫生外，成員中還包括其他人&mdash&mdash承認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面的受過教育的人： 作家、畫家，等等。
我的《釋夢》和那本論诙諧的書等，從一開始就說明精神分析理論不僅限于醫學界，而且能應用到其他各種心理科學。
1907年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氣氣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并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學工作者也準備承認它。
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寫了一封信告訴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爾斯立（Burghä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
1907年1月蘇黎世診療所的第一個成員艾丁根（Eitingon）醫生[222]來到維也納。
接踵而至的其他訪問導緻了生氣勃勃的思想交流。
最後由于榮格（當時他還是伯格爾斯立的助理醫生）的邀請，于1908年春在薩爾茨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使維也納、蘇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們聚集在一起。
第一次精神分析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了一種名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的定期刊物［見原版第46頁］，這個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導下，并由榮格編輯，于1909年創刊問世。
這個刊物表現了維也納和蘇黎世之間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謝過在傳播精神分析中蘇黎世精神病學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榮格給予的巨大幫助，我毫不猶豫地再次表示感謝，即使在當前大大改變了的情況下也是一樣。
确實，并不是蘇黎世學派的支持，才使當時科學界第一次對精神分析表示關注。
情況是這樣的，當時精神分析的潛伏期已經完成，精神分析處處都成為人們日益增長的興趣的對象。
但在所有其他地方，這種興趣的增加最初導緻的不是别的，而是非常強烈的拒絕接受；幾乎是非常憤怒的拒絕接受；相反，在蘇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線上的贊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這樣密切的小團體門徒并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診療所能為精神分析研究服務，也沒有任何一位臨床教師把精神分析理論作為他的精神病學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
因此，蘇黎世這個群體成了為承認精神分析而戰鬥的那些小團體的核心。
學習這門新的技術和從事實踐的唯一機會實際上是在那裡奠定基礎的。
目前我的大多數追随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蘇黎世才來到我這裡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維也納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
在和西歐的關系中（其中也包括我們文化的偉大中心），維也納的地位處于邊陲；許多年來它的聲譽受那些強烈偏見的影響。
一切最重要國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這裡的學術活動如此活躍，在這裡一個起傳播作用的中心必定會對傳播像弗萊堡的霍奇所稱的這種&ldquo精神流行病&rdquo（psychical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
[223] 根據一位同事的證據（他曾目睹了在伯格爾斯立的發展情況），好像在那裡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
在1902年榮格發表的論神秘現象的著作中已經提到過我的《釋夢》一書。
從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說，人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名列前茅。
在維也納和蘇黎世之間建立起個人關系之後，還出現了一個非正式的學會，1907年在伯格爾斯立，人們定期舉行會議讨論精神分析的問題。
在維也納和蘇黎世學派之間的聯盟中，這些瑞士人絕不僅僅是接受者。
他們已經寫出了非常值得稱贊的科學著作，其成果就是對精神分析的貢獻。
由馮特學派開始的聯想實驗（theassociationexperiments），被他們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做了解釋，并且證明可以通過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應用。
借助于這種手段，人們已有可能達到對精神分析觀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實驗證實，并且能直接向學生們證實一個精神分析學家才能告訴他們的某些聯系。
聯結實驗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