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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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講的隻是《癔症研究》中記錄的幾個例子之一。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允許我簡要概括一下的話&mdash&mdash在如此簡略的叙述中這是必不可少的&mdash&mdash我想把我們迄今所學到的歸納為：我們的癔症患者受到來自記憶的折磨。
他們的症狀是特定的（創傷性的）體驗的殘留和記憶的象征。
如果我們把這種象征同其他領域的一些象征做一下比較，那麼我們就能獲得一種對這類象征的深入理解。
大城市中所裝飾的那些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是記憶的象征。
如果你到倫敦的大街上散步，你會發現在一個大火車站前面矗立着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圓柱&mdash&mdash查令十字架（CharingCross）。
13世紀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國王命令将他心愛的埃莉諾王後的遺體運往威斯敏斯特，并在王後靈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根哥特式十字架。
查令十字架是這些紀念送葬儀式的紀念碑中最後的一座。
[181]在倫敦的另一個地方，離倫敦橋不遠，你會看到一根高聳入雲的、更為現代的大圓柱，它隻是被簡單地稱為&ldquo紀念碑&rdquo。
它是為了紀念1666年在此燃起并燒毀了大半個倫敦的那場大火而設計的。
因此，作為記憶的象征，這些紀念碑同癔症的症狀是相似的，在這一點上，這種比較看起來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現在有一位倫敦人會在埃莉諾王後的葬禮紀念碑前停下來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現代工作條件的要求忙于自己的事務，也不是因心中想象的那個年輕貌美的王後而感到愉悅，我們會作何感想呢？再者說，如果一位倫敦人站在為了紀念被大火化為灰燼的心愛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紀念碑前黯然淚下，全然不顧現在的都市遠比當初絢麗輝煌，我們又會作何感想呢？可是，每個癔病或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就像這兩個不現實的倫敦人一樣。
他們不但能回憶起久遠的痛苦經曆，而且在感情上對它們依依不舍。
他們無法從往事中擺脫出來，但由于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實的目前的生活。
這種精神生活中對于緻病的創傷的&ldquo固戀&rdquo（fixation）便是神經症最為重要、最有現實意義的特征之一。
我覺得此時基于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史，你們可能會提出一些異議，這是合乎情理的，我随時準備洗耳恭聽。
确實，病人所有的創傷都來自于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這段時間，而且她的病症隻能被看成是她父親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記憶符号。
因而它們相似于哀悼的表現，在一個人死後這麼短的時間内對死者的固着性記憶當然不能算是病态的。
相反，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感過程。
我同意你們的看法，從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例來看，她對于創傷的固戀并沒有什麼奇異之處。
但是在其他病例中&mdash&mdash正如我所治療的抽搐症病例，其緻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或10年以上&mdash&mdash一種對過去經曆的不正常的依戀的特征是非常明顯的。
看起來如果布洛伊爾的病人在經曆創傷和症狀發作之後沒有及時接受宣洩治療的話，她也會出現類似的異常特征。
至此，我們隻是讨論了癔症症狀與病人生活事件之間的關系。
然而，在布洛伊爾的觀察中，還有另外兩個因素，能使我們就患病過程和治療過程形成某種看法。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布洛伊爾的病人在幾乎所有的病态場合，都不得不壓制一種強烈的情感，而不是讓這種情感以适當的情感表現形式&mdash&mdash如語言或行動&mdash&mdash釋放出來。
在關于她的女傭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慮到女傭人的感情，她壓制了内心非常厭惡的情感，而完全沒有外露。
當她守護在父親的床前，她始終注意不讓生病的父親看出她的焦慮和痛苦的抑郁。
後來當她在醫生面前重複這些情景的時候，當時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貯存了好長時間似的，極其強烈地迸發出來。
事實上，這些情景所遺留下來的症狀，當接近其決定性病因的時候，就會達到最強烈的程度。
隻有當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來時，症狀才會消失。
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種原因病人在回憶這些情景時沒有觸及任何情感，那麼這種在醫生面前的回憶就不會産生效果。
因此情感就是這樣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
女士們，先生們，如果允許我簡要概括一下的話&mdash&mdash在如此簡略的叙述中這是必不可少的&mdash&mdash我想把我們迄今所學到的歸納為：我們的癔症患者受到來自記憶的折磨。
他們的症狀是特定的（創傷性的）體驗的殘留和記憶的象征。
如果我們把這種象征同其他領域的一些象征做一下比較，那麼我們就能獲得一種對這類象征的深入理解。
大城市中所裝飾的那些紀念碑和紀念館也是記憶的象征。
如果你到倫敦的大街上散步，你會發現在一個大火車站前面矗立着一根雕刻精美的哥特式圓柱&mdash&mdash查令十字架（CharingCross）。
13世紀英國金雀花王朝的一位國王命令将他心愛的埃莉諾王後的遺體運往威斯敏斯特，并在王後靈柩停留的每一站都立起一根哥特式十字架。
查令十字架是這些紀念送葬儀式的紀念碑中最後的一座。
[181]在倫敦的另一個地方，離倫敦橋不遠，你會看到一根高聳入雲的、更為現代的大圓柱，它隻是被簡單地稱為&ldquo紀念碑&rdquo。
它是為了紀念1666年在此燃起并燒毀了大半個倫敦的那場大火而設計的。
因此，作為記憶的象征，這些紀念碑同癔症的症狀是相似的，在這一點上，這種比較看起來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現在有一位倫敦人會在埃莉諾王後的葬禮紀念碑前停下來深切哀悼，而不是按現代工作條件的要求忙于自己的事務，也不是因心中想象的那個年輕貌美的王後而感到愉悅，我們會作何感想呢？再者說，如果一位倫敦人站在為了紀念被大火化為灰燼的心愛的城市而建立的那座紀念碑前黯然淚下，全然不顧現在的都市遠比當初絢麗輝煌，我們又會作何感想呢？可是，每個癔病或神經症患者的行為就像這兩個不現實的倫敦人一樣。
他們不但能回憶起久遠的痛苦經曆，而且在感情上對它們依依不舍。
他們無法從往事中擺脫出來，但由于這些往事而忽略了真實的目前的生活。
這種精神生活中對于緻病的創傷的&ldquo固戀&rdquo（fixation）便是神經症最為重要、最有現實意義的特征之一。
我覺得此時基于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史，你們可能會提出一些異議，這是合乎情理的，我随時準備洗耳恭聽。
确實，病人所有的創傷都來自于她護理生病的父親這段時間，而且她的病症隻能被看成是她父親的疾病和死亡所引起的記憶符号。
因而它們相似于哀悼的表現，在一個人死後這麼短的時間内對死者的固着性記憶當然不能算是病态的。
相反，這是一種正常的情感過程。
我同意你們的看法，從布洛伊爾的病人的病例來看，她對于創傷的固戀并沒有什麼奇異之處。
但是在其他病例中&mdash&mdash正如我所治療的抽搐症病例，其緻病原因可以追溯到15年或10年以上&mdash&mdash一種對過去經曆的不正常的依戀的特征是非常明顯的。
看起來如果布洛伊爾的病人在經曆創傷和症狀發作之後沒有及時接受宣洩治療的話，她也會出現類似的異常特征。
至此，我們隻是讨論了癔症症狀與病人生活事件之間的關系。
然而，在布洛伊爾的觀察中，還有另外兩個因素，能使我們就患病過程和治療過程形成某種看法。
首先，必須強調的是，布洛伊爾的病人在幾乎所有的病态場合，都不得不壓制一種強烈的情感，而不是讓這種情感以适當的情感表現形式&mdash&mdash如語言或行動&mdash&mdash釋放出來。
在關于她的女傭人的狗和那段情景中，考慮到女傭人的感情，她壓制了内心非常厭惡的情感，而完全沒有外露。
當她守護在父親的床前，她始終注意不讓生病的父親看出她的焦慮和痛苦的抑郁。
後來當她在醫生面前重複這些情景的時候，當時被抑制的情感就像被貯存了好長時間似的，極其強烈地迸發出來。
事實上，這些情景所遺留下來的症狀，當接近其決定性病因的時候，就會達到最強烈的程度。
隻有當這一病因被充分地展示出來時，症狀才會消失。
另一方面，如果出于某種原因病人在回憶這些情景時沒有觸及任何情感，那麼這種在醫生面前的回憶就不會産生效果。
因此情感就是這樣的，它可以被看作是可替代的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