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講 解釋、應用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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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探讨僅具有學術意義，但我在此可以大膽地考慮它。
然而，就這麼一個建議，對我們大多數的同時代人來說，不啻受到殘暴的奸淫，而且縱觀大多數為人父母者對精神分析學的态度，我們眼下真是應該放棄任何将這種想法付諸實踐的願望。
這類針對神經症疾病的預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卻也要以一個全然是另一種結構的社會為先決條件。
把精神分析應用于教育這一口号現在隻能在别的社會中找到。
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務是什麼，這要我們自己來弄清。
兒童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無限制地給他們實現所有沖動的自由。
對兒童心理學家而言，上述給兒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意義的實驗，但對父母來說，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兒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這種危害有的很快就顯示出來，有的則在以後的歲月裡顯示出來。
因此，教育必須對兒童的沖動實行抑制、禁止和壓抑，而且這種情況在曆史的所有時期都充分可見。
然而，我們從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這種對本能的壓制隐含着神經症疾病的危險。
你們會想起，我們已經詳細地考察過這種情況的産生[145]。
因此，教育必須在不幹涉的斯庫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間去尋找出路[146]。
除非該難題完全不能被解決，否則我們就一定能尋找到适合途徑，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産生最小傷害。
因此，問題在于确定對兒童本能禁止多少，什麼時候禁止，用什麼方法禁止。
此外，我們必須考慮到下述事實：我們教育影響的對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氣質傾向，以至于同樣的教育過程對所有的兒童不可能産生同樣的效果。
某種及時的反省告訴我們，迄今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務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對孩子傷害很大。
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徑，并理想地執行其任務，那麼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種緻病因素&mdash&mdash即童年期的意外創傷的影響。
如果現在我們考慮到教育者所面臨的種種難題&mdash&mdash例如他應該怎樣認識到兒童的個性，怎樣從微小的迹象推測兒童未成熟的頭腦中所進行的活動，怎樣給予兒童适當的愛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權威&mdash&mdash我們就會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準備是徹底的精神分析訓練。
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因為即使有關精神分析的一切都聽說過或做過，但沒有親自體驗過，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
對教師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與對兒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諸實踐。
盡管隻是作為一種附帶的考慮，我們仍應提及一種間接的方法，該法通過精神分析有益于培養兒童，而且将日益産生更大的影響。
凡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從中受益匪淺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養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會更好地懂得如何對待他們的孩子，并在許多他們自己不曾被寬容的方面更寬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緻力于對教育施加影響的同時，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論過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預防。
在此，我僅僅是再次向你們敞開精神分析的大門，并讓你們看看大門後的那些房間，而沒有引你們進入。
[147]我肯定，如果你們不放棄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你們就能夠學到許多關于上述主題的新穎而且有價值的東西。
然而，在尚未結束教育這個話題時，我必須談談它的另一個特殊方面。
據說&mdash&mdash這無疑是合法的一每種教育都有一個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兒童培養得适應已建立的社會秩序，而不考慮該秩序有多少價值和多少穩定性。
如果（有人争辯說）人們承認我們目前的社會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則教育與精神分析的結盟也就無法合理地為社會秩序服務：它必須賦予另一個更高目标，應當擺脫流行的社會要求的束縛。
然而，以我看來，這種争論在此是不正确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
同樣，一個醫生被請去治療肺炎，他不必考慮患者是否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自殺者抑或一個罪犯，也不必考慮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為這并不是醫生的職責。
上述人們期望賦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個派别性的目标；而在兩種派别間進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
我完全沒有考慮情況的這個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許與已存社會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對教育施加的任何影響就将被拒絕。
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學生培養成叛逆者，它就将親自承擔一種多餘的責任。
如果它使它的學生盡可能健康而有才幹地離開學校，它盡到了本分。
這種教育包含了衆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證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後的生活中都不會成為反動者和壓迫者。
我甚至以為，革命的兒童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們，先生們，我打算與你們進一步談談作為治療方式的精神分析。
15年前我就論述了這一問題的理論方面[148]，今天我還将以同樣的方式闡述它；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這15年間我們所取得的經驗。
你們知道，精神分析是作為一種治療方法而誕生的。
盡管它現在的内涵已超過了該範圍，但仍未脫離它的原始基礎，而且，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進自己的發展，它仍保持着與病人的接觸。
導緻我們理論産生的種種積累起來的觀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獲得的。
我們在治療中所遇到的失敗，不斷地向我們提出新任務；而現實生活的要求，則是一種防止過分推測&mdash&mdash畢竟我們在工作中沒有推測也不行&mdash&mdash的有效保證。
很早以前，當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為一種方法有益于患者時，我就已經論述過它了[149]；今天，我則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們可能知道，我從來不是一個治療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對精神分析的贊頌而濫用此講的危險。
我甯願說得過少而不願說得過多。
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時，那些對我的觀點顯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對我說：&ldquo你的所有觀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過，讓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
&rdquo在人們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異觀念時，有許多先後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說法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它已像許多其他手段一樣過時了，因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來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謝信。
這種比較沒有到此為止。
精神分析法确實是像其他治療方法，它有自己的優勢和缺陷，自己的困難、局限和适應範圍。
曾經一度，有人對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認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統計資料，因而不必認真地對待這種療法。
從那以後，艾丁根（MaxEitingon）博士創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發表了對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評論。
[150]這些治療上的成功既沒有提供精神分析自誇的資本，也未提供它自慚形穢的依據。
不過，這類統計一般而言不具有啟發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純，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證明了别的方法。
考察一個人的個人經驗是更為明智的。
而且我在此想補充說，我不認為我們的治療能夠與盧德（Lourdes）[151]的治療相媲美。
相信聖母瑪利亞的奇迹的人遠比相信潛意識存在的人多得多。
如果我們要求助于我們的競争者，就必須對精神分析治療與其他心理療法（psychotherapy）進行比較。
現在幾乎不必提及治療神經症的器質性軀體療法。
精神分析療法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步驟，與醫學中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對立，它既沒有貶低它們的價值，也沒有排斥它們。
一個喜歡自稱為心理治療家的醫生把精神分析療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時又根據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環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療方法，這并不存在理論上的矛盾。
實際上，使醫學實踐必然趨于專門化的正是治療技術。
因此，外科術
然而，就這麼一個建議，對我們大多數的同時代人來說，不啻受到殘暴的奸淫，而且縱觀大多數為人父母者對精神分析學的态度，我們眼下真是應該放棄任何将這種想法付諸實踐的願望。
這類針對神經症疾病的預防法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卻也要以一個全然是另一種結構的社會為先決條件。
把精神分析應用于教育這一口号現在隻能在别的社會中找到。
至于教育的首要任務是什麼，這要我們自己來弄清。
兒童必須學會控制自己的本能，就不可能毫無限制地給他們實現所有沖動的自由。
對兒童心理學家而言，上述給兒童自由的做法可能是一個非常具有啟發意義的實驗，但對父母來說，這樣做是不可能的，并且兒童自己也将深受其害，這種危害有的很快就顯示出來，有的則在以後的歲月裡顯示出來。
因此，教育必須對兒童的沖動實行抑制、禁止和壓抑，而且這種情況在曆史的所有時期都充分可見。
然而，我們從精神分析中得知，正是這種對本能的壓制隐含着神經症疾病的危險。
你們會想起，我們已經詳細地考察過這種情況的産生[145]。
因此，教育必須在不幹涉的斯庫拉和挫折的卡律布狄斯之間去尋找出路[146]。
除非該難題完全不能被解決，否則我們就一定能尋找到适合途徑，以使教育取得最大成效，産生最小傷害。
因此，問題在于确定對兒童本能禁止多少，什麼時候禁止，用什麼方法禁止。
此外，我們必須考慮到下述事實：我們教育影響的對象，具有非常不同的天生的氣質傾向，以至于同樣的教育過程對所有的兒童不可能産生同樣的效果。
某種及時的反省告訴我們，迄今為止，教育在完成其任務方面是十分糟糕的，而且對孩子傷害很大。
如果教育找到了合适的途徑，并理想地執行其任務，那麼它就有希望消除某種緻病因素&mdash&mdash即童年期的意外創傷的影響。
如果現在我們考慮到教育者所面臨的種種難題&mdash&mdash例如他應該怎樣認識到兒童的個性，怎樣從微小的迹象推測兒童未成熟的頭腦中所進行的活動，怎樣給予兒童适當的愛而又仍保持有效程度的權威&mdash&mdash我們就會明白，唯一适合教育者工作的準備是徹底的精神分析訓練。
最好的方法是教育者對自己進行精神分析，因為即使有關精神分析的一切都聽說過或做過，但沒有親自體驗過，也不可能掌握精神分析。
對教師和教育者的精神分析與對兒童本身的精神分析比較而言，前者似乎更是一種有效的預防措施，而且更易于付諸實踐。
盡管隻是作為一種附帶的考慮，我們仍應提及一種間接的方法，該法通過精神分析有益于培養兒童，而且将日益産生更大的影響。
凡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從中受益匪淺的，并且洞悉自己的培養方式的缺陷的父母，都将會更好地懂得如何對待他們的孩子，并在許多他們自己不曾被寬容的方面更寬容孩子。
在精神分析者緻力于對教育施加影響的同時，另一些研究正在讨論過失和犯罪的原因及其預防。
在此，我僅僅是再次向你們敞開精神分析的大門，并讓你們看看大門後的那些房間，而沒有引你們進入。
[147]我肯定，如果你們不放棄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你們就能夠學到許多關于上述主題的新穎而且有價值的東西。
然而，在尚未結束教育這個話題時，我必須談談它的另一個特殊方面。
據說&mdash&mdash這無疑是合法的一每種教育都有一個派别性的目标，它努力把兒童培養得适應已建立的社會秩序，而不考慮該秩序有多少價值和多少穩定性。
如果（有人争辯說）人們承認我們目前的社會秩序中存在着缺陷，則教育與精神分析的結盟也就無法合理地為社會秩序服務：它必須賦予另一個更高目标，應當擺脫流行的社會要求的束縛。
然而，以我看來，這種争論在此是不正确的。
上述要求超出了精神分析的有效功能。
同樣，一個醫生被請去治療肺炎，他不必考慮患者是否是一個誠實的人，一個自殺者抑或一個罪犯，也不必考慮他是否值得活下去或者是否有人希望他活下去，因為這并不是醫生的職責。
上述人們期望賦予教育的另一目标，也将是一個派别性的目标；而在兩種派别間進行取舍不是精神分析者的事。
我完全沒有考慮情況的這個方面，即如果精神分析容許與已存社會秩序相矛盾的目的，它對教育施加的任何影響就将被拒絕。
但如果精神分析的教育打算把它的學生培養成叛逆者，它就将親自承擔一種多餘的責任。
如果它使它的學生盡可能健康而有才幹地離開學校，它盡到了本分。
這種教育包含了衆多的革命因素，足以保證它所教育的任何人在今後的生活中都不會成為反動者和壓迫者。
我甚至以為，革命的兒童從任何角度看都是不可取的。
女士們，先生們，我打算與你們進一步談談作為治療方式的精神分析。
15年前我就論述了這一問題的理論方面[148]，今天我還将以同樣的方式闡述它；現在我必須告訴你們這15年間我們所取得的經驗。
你們知道，精神分析是作為一種治療方法而誕生的。
盡管它現在的内涵已超過了該範圍，但仍未脫離它的原始基礎，而且，為增加自己的深度、促進自己的發展，它仍保持着與病人的接觸。
導緻我們理論産生的種種積累起來的觀念，是不可能以其他方法獲得的。
我們在治療中所遇到的失敗，不斷地向我們提出新任務；而現實生活的要求，則是一種防止過分推測&mdash&mdash畢竟我們在工作中沒有推測也不行&mdash&mdash的有效保證。
很早以前，當精神分析的确有助于患者，而且是作為一種方法有益于患者時，我就已經論述過它了[149]；今天，我則要考察一下精神分析方法取得了多大成就。
你們可能知道，我從來不是一個治療狂，故而也不存在我因沉溺于對精神分析的贊頌而濫用此講的危險。
我甯願說得過少而不願說得過多。
在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者時，那些對我的觀點顯然持友好态度的人曾對我說：&ldquo你的所有觀念都是精密而且明智的，不過，讓我看一看你用精神分析治愈的案例吧。
&rdquo在人們排斥令人不舒服的新異觀念時，有許多先後成功的手段，而上述說法就是其中之一。
今天，它已像許多其他手段一樣過時了，因為精神分析者也收集了大量來自被治愈的病人的感謝信。
這種比較沒有到此為止。
精神分析法确實是像其他治療方法，它有自己的優勢和缺陷，自己的困難、局限和适應範圍。
曾經一度，有人對精神分析有所抱怨，認為由于精神分析不敢公布它的任何成功統計資料，因而不必認真地對待這種療法。
從那以後，艾丁根（MaxEitingon）博士創建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院，發表了對精神分析最初10年的成就的評論。
[150]這些治療上的成功既沒有提供精神分析自誇的資本，也未提供它自慚形穢的依據。
不過，這類統計一般而言不具有啟發性，有作用的材料如此不純，以至于其中大量材料反而證明了别的方法。
考察一個人的個人經驗是更為明智的。
而且我在此想補充說，我不認為我們的治療能夠與盧德（Lourdes）[151]的治療相媲美。
相信聖母瑪利亞的奇迹的人遠比相信潛意識存在的人多得多。
如果我們要求助于我們的競争者，就必須對精神分析治療與其他心理療法（psychotherapy）進行比較。
現在幾乎不必提及治療神經症的器質性軀體療法。
精神分析療法作為一種心理治療步驟，與醫學中這一特殊分支所用的其他方法并不對立，它既沒有貶低它們的價值，也沒有排斥它們。
一個喜歡自稱為心理治療家的醫生把精神分析療法用于他的病人，同時又根據病例的特殊性和有利或不利的外部環境采用其他任何治療方法，這并不存在理論上的矛盾。
實際上，使醫學實踐必然趨于專門化的正是治療技術。
因此，外科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