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講 解釋、應用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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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矯形術不得不從同樣的方式中分離開來。
精神分析活動是艱苦而嚴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鏡那樣好使：閱讀時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時取下它。
因此，一個醫生要麼全盤照搬精神分析，要麼絲毫不碰精神分析。
就我所知，那些有時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療法的心理治療家并不擁有堅實的分析基礎，他們沒有接受分析的整體，而是打了折扣的&mdash&mdash也可能把分析的&ldquo毒牙&rdquo拔掉了；他們不能被認為是分析家。
我想這是令人遺憾的。
但在醫學實踐中，一個分析家和一個僅限于采用其他技術的心理治療家的合作，将會有利于益處甚大的目的。
與其他心理治療步驟相比，精神分析療法無疑是最有效的。
這樣說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為該療法大都費力最大，花時最多；它不用于輕度病症的案例中。
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這種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礙，并引起變化，這些變化是在前分析時期人們不敢抱有希望的。
但該療法也有其相當明顯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繼承者們有着治療上的抱負，他們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礙，從而使每種神經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
他們緻力于把分析工作壓縮到一個更短的療程，加強移情作用，從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與其他的影響方式聯合起來，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療。
這些努力當然是值得稱贊的，但就我看來，又是徒勞無功的。
它們還帶來了一種危險，即迫使自己脫離分析方法而陷入無窮盡的實驗過程中。
[152]這種期望每種神經症現象都能被治愈的願望，我猜想是來自于門外漢的一種信仰，即神經症都是無權存在的、完全沒有必要的東西。
而事實上，它們是嚴重的、由素質（constitution）所構成的疾病，該病在個體身上不隻是發作幾次，而通常是持續很長時間乃至終身。
我們的分析性經驗表明，這些疾病可能廣泛地受到影響，如果說我們考慮到了曆史上積澱下來的疾病誘因和偶發的次要因素，卻在實踐中忽略了素質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們對這一因素都無能為力；但在理論上，我們還是應該始終記住它的。
根據精神病與神經病的緊密關系看，由于分析療法很難從根本上接近精神病，這使我們局限于對神經症的治療。
精神分析的療效仍受縛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難以掌握的因素。
對于兒童，可能阻礙治療獲得成功的困難，都是與其父母相關的外部因素，不過，這些困難歸根到底還是兒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對成人而言，困難則首先産生于兩種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類型，而在類型中還含有更深刻的決定性因素。
人們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種因素。
無論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複舊條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重新回複生活中的。
當一個過程自然結束時，有些變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應于已形成的心理傷痕。
在另一些場合，人們則認識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們完全可以為其另謀途徑的心理過程，似乎沒有能力放棄原有的軌道。
但這可能與我剛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隻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它罷了。
人們似乎一再發現，正是這種治療缺乏必要的内在動力，因而阻礙了變化的發生。
與我們所能動員起來的對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從關系，某種特别的本能成分，是過于強大了。
就精神病而言，事實就是如此。
我們對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該在哪裡運用這些杠杆，隻是這杠杆尚無法撬起那堆重物。
的确，未來的希望就在這兒：我們對激素作用（你們知道它們都是些什麼）的認識可能會向我們提供一定的取勝手段以便與這些疾病所具有的數量因素進行抗争；不過，現在我們距離那天還遠着。
我明白，所有這些問題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趨于完善的一種恒常激勵。
精神分析的初學者們面對失敗時，尤其搞不清到底應該抱怨案例的奇特呢，還是抱怨自己在治療過程中的笨拙。
但是，如前所述，我認為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療效的第二因素即來自于疾病的類型。
你們已經知道，分析療法的應用領域是各種移情性神經症&mdash&mdash如恐怖症、癔症、強迫神經症&mdash&mdash此外，還有各種已經形成并取代這些疾病的性格異常。
而與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戀的和精神性的症狀）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
小心翼翼地排除這些案例以預防治療失敗是完全合理的。
這種謹慎在分析的統計方面将導緻一個重要的進步。
不過，這裡有一個陷阱。
我們的診斷常常是在治療之後才做出的，它們與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讀到的蘇格蘭國王識别女巫的測驗[153]相似。
這個國王聲稱，他掌握了一種識别女巫的萬無一失的方法。
他把這個女巫放進沸水鍋裡煮，然後品嘗肉湯。
随後他便可以說&ldquo這就是女巫&rdquo，或&ldquo不，那人不是女巫&rdquo。
我們的情形與此相同，隻是除了我們是受害者外。
隻有當我們對前來求醫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或以同樣的方式考察前來受訓的考生），我們才能對其做出判斷。
我們實際上非常盲目。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無法确診。
但經過這段預診期之後，很可能明白該例不适宜于分析療法。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們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們還要繼續一段更長時間的診斷，以期能夠對他的狀況有更好的理解。
病人已經通過增加我們的失敗記錄而報複了我們，而遭到拒絕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話，就可能通過親自撰寫關于精神分析的書來報複我們。
恰如你們所見，我們的謹慎是徒勞的。
我擔心這些詳盡的闡述讓你們感到興趣索然了。
但如果你們要認為我打算低估你們關于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療法的觀點，我将更感遺憾。
或許我的開頭的确沒講好。
因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過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來為這種局限性辯護。
考慮到同樣的目的，我轉向了另一方面：即對精神分析費時過久的指責。
就這方面，應該說，精神的變化實際上是緩慢發生的。
如果變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種不好的征兆。
對極嚴重的神經症的治療，可能極易延續數年； 但治療一旦成功，我們則應該考慮，這種疾病若未治好，還會延續多久？也許治療一年就縮減了患病的10年時間；換言之（正如我們在未得到治療的案例中通常所見），這種疾病是根本不會自愈的。
在有些案例中，我們有理由在許多年之後恢複分析法治療，因為那時生命已對新沉澱下來的誘因産生了新的病理反應；但在同一時期，我們的病人還自我感覺良好。
第一次分析實際上并沒有闡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傾向；而當分析療法取得成功時，分析者自然就會停止繼續進行分析。
還有一些有嚴重障礙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監護，并不時地重新接受分析。
否則他們就完全不能自立，我們應該高興，通過逐漸的反複的治療，他們能夠恢複健康了。
對性格異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長的治療時間；但通常是能成功的。
你們知道還有其他療法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嗎？當然，僅有這樣的療效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不過我們已從肺結核和狼瘡的例子中認識到，隻有當某種療法适合于疾病的種種特性時，該療法才可能成功。
[154]我已經告訴你們，精神分析最初是作為一種治療方法的。
但我想使你們感興趣的不是作為一種療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們提供的有關人類的信息&mdash&mdash即人的自身本性&mdash&mdash以及它所揭示的人類各不相同的活動之間的關系。
作為治療方法，精神分析是許多方法中的一種，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
可以說，如果它沒有治療價值，不與病人相聯系，它就不會被發現，不會持續發展達三十多年。
精神分析活動是艱苦而嚴格的；它不可能像一副眼鏡那樣好使：閱讀時戴上它，而外出散步時取下它。
因此，一個醫生要麼全盤照搬精神分析，要麼絲毫不碰精神分析。
就我所知，那些有時特别使用精神分析療法的心理治療家并不擁有堅實的分析基礎，他們沒有接受分析的整體，而是打了折扣的&mdash&mdash也可能把分析的&ldquo毒牙&rdquo拔掉了；他們不能被認為是分析家。
我想這是令人遺憾的。
但在醫學實踐中，一個分析家和一個僅限于采用其他技術的心理治療家的合作，将會有利于益處甚大的目的。
與其他心理治療步驟相比，精神分析療法無疑是最有效的。
這樣說也是合理而公正的，因為該療法大都費力最大，花時最多；它不用于輕度病症的案例中。
在适宜的案例中，使用這種方法有可能消除障礙，并引起變化，這些變化是在前分析時期人們不敢抱有希望的。
但該療法也有其相當明顯的局限性。
我的一些繼承者們有着治療上的抱負，他們最大努力地消除障礙，從而使每種神經失常都可能被精神分析治愈。
他們緻力于把分析工作壓縮到一個更短的療程，加強移情作用，從而使移情作用有可能克服任何抵抗，并把移情作用與其他的影響方式聯合起來，使病人不得不接受治療。
這些努力當然是值得稱贊的，但就我看來，又是徒勞無功的。
它們還帶來了一種危險，即迫使自己脫離分析方法而陷入無窮盡的實驗過程中。
[152]這種期望每種神經症現象都能被治愈的願望，我猜想是來自于門外漢的一種信仰，即神經症都是無權存在的、完全沒有必要的東西。
而事實上，它們是嚴重的、由素質（constitution）所構成的疾病，該病在個體身上不隻是發作幾次，而通常是持續很長時間乃至終身。
我們的分析性經驗表明，這些疾病可能廣泛地受到影響，如果說我們考慮到了曆史上積澱下來的疾病誘因和偶發的次要因素，卻在實踐中忽略了素質上的因素，而且在任何案例中，我們對這一因素都無能為力；但在理論上，我們還是應該始終記住它的。
根據精神病與神經病的緊密關系看，由于分析療法很難從根本上接近精神病，這使我們局限于對神經症的治療。
精神分析的療效仍受縛于很多重要的而又難以掌握的因素。
對于兒童，可能阻礙治療獲得成功的困難，都是與其父母相關的外部因素，不過，這些困難歸根到底還是兒童自身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對成人而言，困難則首先産生于兩種因素：患者目前心理性僵直的程度和疾病的類型，而在類型中還含有更深刻的決定性因素。
人們常不公平地忽略上述第一種因素。
無論心理生活的可塑性和恢複舊條件的可能性有多大，也不是所有的東西都會重新回複生活中的。
當一個過程自然結束時，有些變化似乎是明确的，而且相應于已形成的心理傷痕。
在另一些場合，人們則認識到患者心理生活的普遍僵化；人們完全可以為其另謀途徑的心理過程，似乎沒有能力放棄原有的軌道。
但這可能與我剛才所提的是同一回事，隻是從不同的角度看它罷了。
人們似乎一再發現，正是這種治療缺乏必要的内在動力，因而阻礙了變化的發生。
與我們所能動員起來的對抗力量相比，患者的特殊的依從關系，某種特别的本能成分，是過于強大了。
就精神病而言，事實就是如此。
我們對這些疾病真是太了解了，知道該在哪裡運用這些杠杆，隻是這杠杆尚無法撬起那堆重物。
的确，未來的希望就在這兒：我們對激素作用（你們知道它們都是些什麼）的認識可能會向我們提供一定的取勝手段以便與這些疾病所具有的數量因素進行抗争；不過，現在我們距離那天還遠着。
我明白，所有這些問題中的不确定性，正是使分析，尤其是移情趨于完善的一種恒常激勵。
精神分析的初學者們面對失敗時，尤其搞不清到底應該抱怨案例的奇特呢，還是抱怨自己在治療過程中的笨拙。
但是，如前所述，我認為這方面的努力不可能取得很大成果。
限制分析法取得療效的第二因素即來自于疾病的類型。
你們已經知道，分析療法的應用領域是各種移情性神經症&mdash&mdash如恐怖症、癔症、強迫神經症&mdash&mdash此外，還有各種已經形成并取代這些疾病的性格異常。
而與此有别的所有其他疾病（如自戀的和精神性的症狀）都或多或少是不适宜分析的。
小心翼翼地排除這些案例以預防治療失敗是完全合理的。
這種謹慎在分析的統計方面将導緻一個重要的進步。
不過，這裡有一個陷阱。
我們的診斷常常是在治療之後才做出的，它們與我在雨果的作品中讀到的蘇格蘭國王識别女巫的測驗[153]相似。
這個國王聲稱，他掌握了一種識别女巫的萬無一失的方法。
他把這個女巫放進沸水鍋裡煮，然後品嘗肉湯。
随後他便可以說&ldquo這就是女巫&rdquo，或&ldquo不，那人不是女巫&rdquo。
我們的情形與此相同，隻是除了我們是受害者外。
隻有當我們對前來求醫的病人用分析法考察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後（或以同樣的方式考察前來受訓的考生），我們才能對其做出判斷。
我們實際上非常盲目。
病人具有不明确的一般性不适，無法确診。
但經過這段預診期之後，很可能明白該例不适宜于分析療法。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此人是考生，我們把他送走；如果是病人，我們還要繼續一段更長時間的診斷，以期能夠對他的狀況有更好的理解。
病人已經通過增加我們的失敗記錄而報複了我們，而遭到拒絕的考生如果好猜疑的話，就可能通過親自撰寫關于精神分析的書來報複我們。
恰如你們所見，我們的謹慎是徒勞的。
我擔心這些詳盡的闡述讓你們感到興趣索然了。
但如果你們要認為我打算低估你們關于精神分析作為一種療法的觀點，我将更感遺憾。
或許我的開頭的确沒講好。
因為我想要做的是相反的事：通過指出分析法的局限性的不可避免，來為這種局限性辯護。
考慮到同樣的目的，我轉向了另一方面：即對精神分析費時過久的指責。
就這方面，應該說，精神的變化實際上是緩慢發生的。
如果變化太快、太突然，反而是一種不好的征兆。
對極嚴重的神經症的治療，可能極易延續數年； 但治療一旦成功，我們則應該考慮，這種疾病若未治好，還會延續多久？也許治療一年就縮減了患病的10年時間；換言之（正如我們在未得到治療的案例中通常所見），這種疾病是根本不會自愈的。
在有些案例中，我們有理由在許多年之後恢複分析法治療，因為那時生命已對新沉澱下來的誘因産生了新的病理反應；但在同一時期，我們的病人還自我感覺良好。
第一次分析實際上并沒有闡明病人所有的病理傾向；而當分析療法取得成功時，分析者自然就會停止繼續進行分析。
還有一些有嚴重障礙的病人，其一生都受到分析的監護，并不時地重新接受分析。
否則他們就完全不能自立，我們應該高興，通過逐漸的反複的治療，他們能夠恢複健康了。
對性格異常的分析也需要很長的治療時間；但通常是能成功的。
你們知道還有其他療法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嗎？當然，僅有這樣的療效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不過我們已從肺結核和狼瘡的例子中認識到，隻有當某種療法适合于疾病的種種特性時，該療法才可能成功。
[154]我已經告訴你們，精神分析最初是作為一種治療方法的。
但我想使你們感興趣的不是作為一種療法的精神分析，而是精神分析所包括的真理，尤其是它向我們提供的有關人類的信息&mdash&mdash即人的自身本性&mdash&mdash以及它所揭示的人類各不相同的活動之間的關系。
作為治療方法，精神分析是許多方法中的一種，但它的确是最有效的。
可以說，如果它沒有治療價值，不與病人相聯系，它就不會被發現，不會持續發展達三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