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講 解釋、應用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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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之外的。
[139] 你們以寬容的名義提出的進一步要求是什麼呢？或許當某些人說出了一種我們認為完全錯誤的觀點時，我們應該對他說：&ldquo非常感謝你們的反駁。
你們保證了我們能避開自滿的危險，并給我們機會向美國人表示，我們的确是像他們希望的那樣&lsquo寬宏大量&rsquo。
當然，我們并不相信你們所講的東西，但沒有關系。
也許你們恰好與我們一樣正确。
畢竟，誰能知道誰是正确的呢？盡管我們相互對立，但請允許我們在我們的雜志上闡述你們的觀點。
我們希望，作為交換，你們也能夠發表你所否定的我們的那些觀點。
&rdquo将來，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完全被濫用後，上述說法顯然會成為科學活動中的慣常做法。
但目前，我們确實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按照傳統的方法，我們僅限于提出我們自己的信仰，我們甘于冒犯錯誤的危險，因為錯誤是防不勝防的，我們拒絕與我們相反的觀點。
如果我們認為發現了某種更好的東西，我們就會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運用它，從而改變我們的觀點。
精神分析的最早運用，就是引導我們去理解因我們把精神分析用于實踐，而由同時代人向我們提出的反對意見。
其他的運用，因其具有客觀性，可能會産生更為普遍的影響。
當然，我們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類心理的各種紊亂現象，因為一個顯著的經驗表明，認識與治療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存在着一條從認識通向治療或從治療通向認識的道路。
[140]而且，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唯一目的。
但我們後來發現，在病理學過程和人們認為是正常的過程之間存在着密切關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
精神分析成為一種深蘊心理學；因為沒有心理學的幫助，人們所産生的東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無法理解；所以，人們自動地把精神分析應用于知識的無數領域中，尤其是應用于心理科學領域，并走向這些領域前沿，獲得相互交流。
不幸的是，我們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礙，而這種障礙又是我們這種工作情境本質所應有，所以直至今日，這些障礙仍未被排除。
這類應用是以專門化的知識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沒有掌握這些專門知識，而掌握這些專門知識的那些人即專家，又對精神分析一無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對此有所知。
結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當的倉促準備後，精神分析者便以業餘人士的身份開始涉足諸如神話、文明史、人類文化學和宗教學等知識領域。
在這些領域中的常駐專家們對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對普通的外來者更加客氣些，他們的方法與成果如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專家照例是不屑一顧。
但是情況在不斷改善，每個領域中都湧現出一批人，他們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課題中運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
在此，我們可以期望獲得極為豐富的新發現，精神分析的運用也總是進一步鞏固了自身。
而且，在那些科學研究遠離實踐活動的地方，那些無可避免的觀點的分歧形式，無疑會更為和緩。
我強烈地希望指導你們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學中的一切應用。
這些應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興趣的人知曉的；而且在一段時間裡讓你們聽不到有關變态和疾病的内容，将會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休息。
但我必須放棄這個念頭，因為它将再次使我們遠離該講的範圍，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不能勝任這項任務。
的确，在這些領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動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個領域。
為了掌握從我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
你們當中因我的這一拒絕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從我們的期刊《意象》（Image）中尋求彌補，該刊物專門介紹精神分析的非醫學性的應用。
[141] 但是，有一個主題我無法輕易略而不談&mdash&mdash不過，這并不是因為我對它特别了解，或對它作了很大貢獻。
恰好相反，我自己與它幾乎毫無關系。
[142]我必須提及它，這是因為它極端重要，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動中最重要的。
我所考慮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應用，在撫育下一代中的應用。
我很高興，至少我能夠說我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143]已經把這種研究作為她的畢生事業，并以這種方式來彌補我的疏忽。
通向這種應用的道路不難找到。
在對一位成年神經症患者的治療中，當我們追蹤其症狀的決定因素時，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時期。
我們對童年以後的緻病因素的認識，既不足以了解該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療效果。
因此我們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時期的心理特質；我們認識了一定量的隻有憑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從而能夠糾正許多通常是有關童年的觀點。
我們認識到童年期的最初幾年&mdash&mdash可能直到5歲&mdash&mdash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據的理由有好幾個：第一，因為那幾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時期，其後留下了各種對成人性欲生活有決定作用的誘使因素； 第二，因為這一時期的各種影響沖擊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創傷對自我的沖擊一樣。
他們除了以壓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風暴别無他法；而正是依靠壓抑的方法，他們獲得了所有導緻以後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礙的傾向。
我們認識到，童年期的困難在于下述事實：兒童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裡掌握綿延幾千年的文化發展的成果，包括對其本能的熟練控制和對社會的适應或至少是這兩者的初步結果。
他通過自身的發展隻能完成這種變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須通過教育[144]強加給他。
孩子們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對此并不感到驚訝。
在這些早期時期，他們大多數都經曆了可以說是與神經症同步的階段&mdash&mdash而且在所有後來産生明顯疾病的兒童案例中，情況尤其如此。
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經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時才産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發生了，他們給雙親和醫生帶來許多麻煩。
無論是把精神分析療法應用于那些已顯示出明确的神經症症狀的孩子，還是應用于那些尚處于性格發展不順利狀态中的孩子，我們都不曾有所顧慮。
精神分析的反對者所擔心的是，兒童會受到精神分析療法的傷害，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的精神分析療法表明，我們可以從這個活生生的主體身上證實我們在成人案例中（可說是從曆史資料中）所推測的東西。
而兒童也受益匪淺。
實際上對于精神分析治療而言，兒童是一個非常适宜的治療對象，其療效徹底而持久。
當然，成人設計的治療技術必須做大的改動，從而能适用于兒童。
兒童在心理上迥異于成人。
因為他尚未擁有超我，故而自由聯想的方法還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異于成人（因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
成人所反對的那種種内部抵抗，在兒童身上大部分都為外在的困難所取代。
如果父母使自己成為這種抵抗的工具，那麼精神分析的目的&mdash&mdash甚或精神分析自身&mdash&mdash經常會受到威脅。
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對兒童的精神分析，與對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響結合起來。
另一方面，兒童精神分析與成人精神分析之間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況而減小：我們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許多嬰兒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須重新使自己适應患者）必須對他們運用某種特定的兒童精神分析的技術。
兒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領域，并且這種情況無疑将持續下去。
我們的大多數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曆了一個神經症階段。
這一認識萌發了一個在衛生方面的挑戰。
可以設問：正如今天我們不能等到發現兒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給注射預防針那樣，即使兒童尚未顯示出失常的迹象，作為一種保證其健康的措施，對他進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對該
[139] 你們以寬容的名義提出的進一步要求是什麼呢？或許當某些人說出了一種我們認為完全錯誤的觀點時，我們應該對他說：&ldquo非常感謝你們的反駁。
你們保證了我們能避開自滿的危險，并給我們機會向美國人表示，我們的确是像他們希望的那樣&lsquo寬宏大量&rsquo。
當然，我們并不相信你們所講的東西，但沒有關系。
也許你們恰好與我們一樣正确。
畢竟，誰能知道誰是正确的呢？盡管我們相互對立，但請允許我們在我們的雜志上闡述你們的觀點。
我們希望，作為交換，你們也能夠發表你所否定的我們的那些觀點。
&rdquo将來，當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完全被濫用後，上述說法顯然會成為科學活動中的慣常做法。
但目前，我們确實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按照傳統的方法，我們僅限于提出我們自己的信仰，我們甘于冒犯錯誤的危險，因為錯誤是防不勝防的，我們拒絕與我們相反的觀點。
如果我們認為發現了某種更好的東西，我們就會在精神分析中充分地運用它，從而改變我們的觀點。
精神分析的最早運用，就是引導我們去理解因我們把精神分析用于實踐，而由同時代人向我們提出的反對意見。
其他的運用，因其具有客觀性，可能會産生更為普遍的影響。
當然，我們的首要目的，是理解人類心理的各種紊亂現象，因為一個顯著的經驗表明，認識與治療幾乎是同步進行的，存在着一條從認識通向治療或從治療通向認識的道路。
[140]而且，這是我們長期以來的唯一目的。
但我們後來發現，在病理學過程和人們認為是正常的過程之間存在着密切關系，甚至存在着内部的同一性。
精神分析成為一種深蘊心理學；因為沒有心理學的幫助，人們所産生的東西或所做出的事情就令人無法理解；所以，人們自動地把精神分析應用于知識的無數領域中，尤其是應用于心理科學領域，并走向這些領域前沿，獲得相互交流。
不幸的是，我們所要完成的工作遇到了障礙，而這種障礙又是我們這種工作情境本質所應有，所以直至今日，這些障礙仍未被排除。
這類應用是以專門化的知識為前提的，精神分析者沒有掌握這些專門知識，而掌握這些專門知識的那些人即專家，又對精神分析一無所知，也可能根本不想對此有所知。
結果在做了不知是否适當的倉促準備後，精神分析者便以業餘人士的身份開始涉足諸如神話、文明史、人類文化學和宗教學等知識領域。
在這些領域中的常駐專家們對待精神分析者并不比對普通的外來者更加客氣些，他們的方法與成果如若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專家照例是不屑一顧。
但是情況在不斷改善，每個領域中都湧現出一批人，他們研究精神分析，以便在其特殊課題中運用它，并以殖民者的身份，取代拓荒者。
在此，我們可以期望獲得極為豐富的新發現，精神分析的運用也總是進一步鞏固了自身。
而且，在那些科學研究遠離實踐活動的地方，那些無可避免的觀點的分歧形式，無疑會更為和緩。
我強烈地希望指導你們理解精神分析在心理科學中的一切應用。
這些應用都是值得任何具有理智興趣的人知曉的；而且在一段時間裡讓你們聽不到有關變态和疾病的内容，将會是一種很有價值的休息。
但我必須放棄這個念頭，因為它将再次使我們遠離該講的範圍，我必須誠實地承認，我不能勝任這項任務。
的确，在這些領域中的一些方面，我本人是最早采取行動的；但至今我已不再控制整個領域。
為了掌握從我工作開始到現在為止已取得的成就，我将不得不做大量的研究。
你們當中因我的這一拒絕而感到失望的人，可以從我們的期刊《意象》（Image）中尋求彌補，該刊物專門介紹精神分析的非醫學性的應用。
[141] 但是，有一個主題我無法輕易略而不談&mdash&mdash不過，這并不是因為我對它特别了解，或對它作了很大貢獻。
恰好相反，我自己與它幾乎毫無關系。
[142]我必須提及它，這是因為它極端重要，充滿了對未來的希望，可能是精神分析所有活動中最重要的。
我所考慮的，就是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應用，在撫育下一代中的應用。
我很高興，至少我能夠說我的女兒，安娜·弗洛伊德（AnnaFreud）[143]已經把這種研究作為她的畢生事業，并以這種方式來彌補我的疏忽。
通向這種應用的道路不難找到。
在對一位成年神經症患者的治療中，當我們追蹤其症狀的決定因素時，常被引回到他的早期童年時期。
我們對童年以後的緻病因素的認識，既不足以了解該病症，也不足以形成治療效果。
因此我們被迫要熟悉病人童年時期的心理特質；我們認識了一定量的隻有憑借精神分析才能了解到的事情，從而能夠糾正許多通常是有關童年的觀點。
我們認識到童年期的最初幾年&mdash&mdash可能直到5歲&mdash&mdash所具有的特殊重要性，其所依據的理由有好幾個：第一，因為那幾年是性欲的早期全盛時期，其後留下了各種對成人性欲生活有決定作用的誘使因素； 第二，因為這一時期的各種影響沖擊着幼稚的、微弱的自我，就像創傷對自我的沖擊一樣。
他們除了以壓抑的方式躲避内心激起的情感風暴别無他法；而正是依靠壓抑的方法，他們獲得了所有導緻以後的疾病和功能性障礙的傾向。
我們認識到，童年期的困難在于下述事實：兒童必須在很短的時間裡掌握綿延幾千年的文化發展的成果，包括對其本能的熟練控制和對社會的适應或至少是這兩者的初步結果。
他通過自身的發展隻能完成這種變化的一部分；而更多的部分必須通過教育[144]強加給他。
孩子們通常不能理想地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對此并不感到驚訝。
在這些早期時期，他們大多數都經曆了可以說是與神經症同步的階段&mdash&mdash而且在所有後來産生明顯疾病的兒童案例中，情況尤其如此。
在一些孩子身上，神經症疾病并不是等到成年時才産生，而是在童年期就已發生了，他們給雙親和醫生帶來許多麻煩。
無論是把精神分析療法應用于那些已顯示出明确的神經症症狀的孩子，還是應用于那些尚處于性格發展不順利狀态中的孩子，我們都不曾有所顧慮。
精神分析的反對者所擔心的是，兒童會受到精神分析療法的傷害，這種擔心是沒有根據的。
我們的精神分析療法表明，我們可以從這個活生生的主體身上證實我們在成人案例中（可說是從曆史資料中）所推測的東西。
而兒童也受益匪淺。
實際上對于精神分析治療而言，兒童是一個非常适宜的治療對象，其療效徹底而持久。
當然，成人設計的治療技術必須做大的改動，從而能适用于兒童。
兒童在心理上迥異于成人。
因為他尚未擁有超我，故而自由聯想的方法還不能被他接受，移情作用也異于成人（因為生身父母仍然健在）。
成人所反對的那種種内部抵抗，在兒童身上大部分都為外在的困難所取代。
如果父母使自己成為這種抵抗的工具，那麼精神分析的目的&mdash&mdash甚或精神分析自身&mdash&mdash經常會受到威脅。
因此，通常有必要把對兒童的精神分析，與對其父母施加一定程度的精神分析影響結合起來。
另一方面，兒童精神分析與成人精神分析之間不可避免的分歧因下述情況而減小：我們的某些患者保持了許多嬰兒的性格特征，以至于精神分析者（須重新使自己适應患者）必須對他們運用某種特定的兒童精神分析的技術。
兒童精神分析自然成了精神分析者的領域，并且這種情況無疑将持續下去。
我們的大多數兒童在成長過程中都經曆了一個神經症階段。
這一認識萌發了一個在衛生方面的挑戰。
可以設問：正如今天我們不能等到發現兒童已患上白喉病才給注射預防針那樣，即使兒童尚未顯示出失常的迹象，作為一種保證其健康的措施，對他進行精神分析是否有利？目前，對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