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話書摘抄三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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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曼是人類編年史中最高貴的人物。
” 一百年來，《草葉集》的影響不斷地擴大，越來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愛。
贊美的聲音壓倒了一切的謾罵和詛咒。
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經照遍全世界，它的聲音已經達到了每一個角落，正像詩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預言的那樣：哪兒有地，哪兒有水，哪兒就長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詩集《草葉集》中開門見山地寫道：同志，這不是書，誰接觸它，就接觸到人。
《草葉集》的确是跟詩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開的。
…… 惠特曼稱自己為“過分贊美生活的人”。
他把他的一首長詩稱為《歡樂的歌》。
其實不單是這首詩，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詩裡面都浸透了生活會帶來幸福的這個深刻的感覺。
《草葉集》的每個讀者打開這本美麗的書以後，讀了幾頁就會感到一種非常堅定而且是驚人地真誠的樂觀主義。
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
他的詩篇中所表現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樣地引人喜愛，不管是鳥或花，都充滿了歡樂的生氣；他的人物浸透了歡樂的朝氣勃勃的精神，他們熱愛祖國的一草一木，欣賞海洋、山嶺、草原上的空氣、明媚的陽光。
他們都有健康的身體，豐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不會垂頭喪氣，他們對于未來和自己的力量充滿着信心。
摘自《永遠屬于人民的兩部巨著》（1955年12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27頁。
一二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
我也同看門人、聽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甯與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
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
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
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
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聽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
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
在五四運動後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着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皇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盡量吸收，隻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裡。
隻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後的東西我都恨。
我的腦筋并不太複雜，我又缺乏判斷力。
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
後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隻是從劉師複、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
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70、80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
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可是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就漸漸地丢開了它。
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
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着貧窮、悲慘的生活。
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
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
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70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
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離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
我也時常打算離開家庭。
我的初衷是：離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摘自《＜巴金選集＞上下卷後記》（1978年9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頁。
一三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内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丢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
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丢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
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
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
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
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态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
我隻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
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
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隻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
第二幕閉幕前煉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摘自《“毒草病”》（1979年元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9頁。
一四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
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确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
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
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地推廣這個方法。
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
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
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确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
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
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
于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
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别越來越高。
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隻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
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
“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
于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
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
“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帳，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
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摘自《長官意志》（1979年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8頁。
一五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
文學作品能産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經曆和他們所受的教育。
經曆、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累。
它們能抵抗作品的影響，也能充當開門揖“盜”的内應。
讀者對每一本書都是“各取所需”。
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
隻有日積月累、不斷接觸，才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發生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嶽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
《彭公案》我隻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十分吸引我，可是我隻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
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興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
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
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候的确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
倘使我一生就隻讀這一部書，而且反複地讀，可能大中其毒。
“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毛病，而且習慣了為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
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溫室裡度馀年了。
摘自《文學的作用》（1979年2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頁。
一六 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着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毀，他們以為我一定兇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
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
那個時候我仿佛就坐在達摩克裡斯的寶劍下面，準備着随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
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别，我對着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隻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
” 一百年來，《草葉集》的影響不斷地擴大，越來越多地得到人民的喜愛。
贊美的聲音壓倒了一切的謾罵和詛咒。
到今天，它的光芒已經照遍全世界，它的聲音已經達到了每一個角落，正像詩人在《自己的歌》中所預言的那樣：哪兒有地，哪兒有水，哪兒就長着草。
惠特曼在他唯一的詩集《草葉集》中開門見山地寫道：同志，這不是書，誰接觸它，就接觸到人。
《草葉集》的确是跟詩人惠特曼的生活分不開的。
…… 惠特曼稱自己為“過分贊美生活的人”。
他把他的一首長詩稱為《歡樂的歌》。
其實不單是這首詩，差不多所有惠特曼的詩裡面都浸透了生活會帶來幸福的這個深刻的感覺。
《草葉集》的每個讀者打開這本美麗的書以後，讀了幾頁就會感到一種非常堅定而且是驚人地真誠的樂觀主義。
惠特曼熟悉大自然，是大自然的卓越的歌手。
他的詩篇中所表現的大自然都是像春天那樣地引人喜愛，不管是鳥或花，都充滿了歡樂的生氣；他的人物浸透了歡樂的朝氣勃勃的精神，他們熱愛祖國的一草一木，欣賞海洋、山嶺、草原上的空氣、明媚的陽光。
他們都有健康的身體，豐富的生命力，遇到困難的時候，他們不會垂頭喪氣，他們對于未來和自己的力量充滿着信心。
摘自《永遠屬于人民的兩部巨著》（1955年12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四卷第427頁。
一二 我生在官僚地主的家庭，我在地主老爺、太太、少爺、小姐中間生活過相當長的時期，自小就跟着私塾先生學一套立身行道、揚名顯親的封建大道理。
我也同看門人、聽差、轎夫、廚子做過朋友（就像屠格涅夫在小說《普甯與巴布林》中所描寫的那樣）。
我看夠了不公道、不合理的事。
我對那些所謂“下人”有很深的感情。
我從他們那裡得到不少的生活知識。
我躺在轎夫床上煙燈旁邊，也聽他們講過不少的動人故事。
我不自覺地同情他們，愛他們。
在五四運動後我開始接受新思想的時候，面對着一個嶄新的世界，我有點張皇失措，但是我也敞開胸膛盡量吸收，隻要是伸手抓得到的新的東西，我都一下子吞進肚裡。
隻要是新的、進步的東西我都愛；舊的、落後的東西我都恨。
我的腦筋并不太複雜，我又缺乏判斷力。
以前讀的書不是四書五經，就是古今中外的小說。
後來我接受了無政府主義，但也隻是從劉師複、克魯泡特金、高德曼的小冊子和《北京大學學生周刊》上的一些文章上得來的，再加上托爾斯泰的像《一粒麥子有雞蛋那樣大》、《一個人需要多少土地》一類的短篇小說。
我還讀過一些十九世紀70、80年代俄國民粹派革命家的傳記。
我也喜歡過陳望道先生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可是多讀了幾本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後，就漸漸地丢開了它。
我當時思想的淺薄與混亂不問可知。
不過那個時候我也懂得一件事情：地主是剝削階級，工人和農人養活了我們，而他們自己卻過着貧窮、悲慘的生活。
我們的上輩犯了罪，我們自然也不能說沒有責任，我們都是靠剝削生活的。
所以當時像我們那樣的年輕人都有這種想法：推翻現在的社會秩序，為上輩贖罪。
我們自以為看清楚了自己周圍的真實情形，我們也在學習十九世紀70年代俄國青年“到民間去”的榜樣。
我當時的朋友中就有人離開學校到裁縫店去當學徒。
我也時常打算離開家庭。
我的初衷是：離開家庭，到社會中去，到人民中間去，做一個為人民“謀幸福”的革命者。
摘自《＜巴金選集＞上下卷後記》（1978年9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七卷第33頁。
一三 我最近寫信給曹禺，信内有這樣的話：“希望你丢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為你說你想寫一本小說）。
我記得屠格涅夫患病垂危，在病榻上寫信給托爾斯泰，求他不要丢開文學創作，希望他繼續寫小說。
我不是屠格涅夫，你也不是托爾斯泰，我又不曾躺在病床上。
但是我要勸你多寫，多寫你自己多年來想寫的東西。
你比我有才華，你是一個好的藝術家，我卻不是。
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态文章，多給後人留一點東西，把你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 我不想現在就談曹禺。
我隻說兩三句話，我讀了他最近完成的《王昭君》，想了許久，頭兩場寫得多麼好，多麼深。
孫美人這個人物使我想起許多事情。
還有他在抗戰勝利前不久寫過一個戲《橋》，隻寫了兩幕，後來他去美國“講學”擱下了，回來後也沒有續寫。
第二幕閉幕前煉鋼爐發生事故，工程師受傷，他寫得緊張，生動，我讀了一遍，至今還不能忘記，我希望他，我勸他把《橋》寫完。
摘自《“毒草病”》（1979年元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29頁。
一四 我最近翻了一下中國文學史，那麼多的光輝的名字！卻沒有一首好詩或者一篇好文章是根據“長官意志”寫成的。
我又翻了一下俄羅斯文學史，尼古拉一世統治時期出現了多少好作家和好作品，試問哪一部是按照“長官”的意志寫的？我家裡的确有按照“長官意志”寫成的小說，而且不止一部，都是在“四人幫”橫行時期出版的，而且是用“三結合”的創作方法寫出來的。
所謂“三結合”，說清楚一點，就是一個人“出生活”，一個人“出技巧”，一個人“出思想”。
聽起來好像我在說夢話，但這卻是事實。
一九七五年十月在一個小型座談會上，我聽見上海唯一的出版社的“第一把手”說過今後要大大地推廣這個方法。
最後他還訓了我幾句。
他早就認識我，第一次當官有了一點架子，後來靠了邊，和我同台挨批鬥，偶爾見了面又客氣了，第二次“上台”就翻臉不認人。
他掌握了出版社的大權，的确大大地推廣了“三結合”的創作方法。
那個時期他們如法炮制了不少的作品，任意把“四人幫”的私貨強加給作者。
反正你要出書，就得聽我的話。
于是到處都是“走資派”“大寫走資派”成風。
作者原來沒有寫，也替他硬塞進去，而且寫進去的“走資派”的級别越來越高。
我說句笑話，倘使“四人幫”再多鬧兩年，那位“第一把手”恐怕隻好在《封神演義》裡去找“走資派”了。
更可笑的是有些作品寫了大、小“走資派”以後來不及出版，“四人幫”就給趕下了政治舞台。
“走資派”出不來了，怎麼辦？腦子靈敏的人會想辦法，便揪出“四人幫”來代替，真是“戲法人人會變”。
于是我們的“文壇”上又出現了一種由“反走資派”變為“反四人幫”的作品。
這樣一來，吹捧“四人幫”的人又變成了“反四人幫”的英雄。
“長官”點了頭，還有什麼問題呢？即使讀者不買帳，單單把書向全國大小圖書館書架上一放，數目也很可觀了。
可能還有人想：這是古今中外文學史上的了不起的“創舉”呢！ 摘自《長官意志》（1979年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38頁。
一五 我常常這樣想：文學有宣傳的作用，但宣傳不能代替文學；文學有教育的作用，但教育不能代替文學。
文學作品能産生潛移默化、塑造靈魂的效果，當然也會做出腐蝕心靈的壞事，但這二者都離不開讀者的生活經曆和他們所受的教育。
經曆、環境、教育等等都是讀者身上、心上的積累。
它們能抵抗作品的影響，也能充當開門揖“盜”的内應。
讀者對每一本書都是“各取所需”。
塑造靈魂也好，腐蝕心靈也好，都不是一本書就辦得到的。
隻有日積月累、不斷接觸，才能在不知不覺間受到影響，發生變化。
我從小就愛讀小說，第一部是《說嶽全傳》，接下去讀的是《施公案》，後來是《彭公案》。
《彭公案》我隻讀了半部，像《楊香武三盜九龍杯》之類的故事當時十分吸引我，可是我隻借到半部，後面的找不到了。
我記得兩三年中間幾次夢見我借到全本《彭公案》，高興得不得了，正要翻看，就醒了。
照有些人說，我一定會大中其毒，作了封建社會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了。
十多年前人們批鬥我的時候的确這樣說過，但那是“童言無忌”。
倘使我一生就隻讀這一部書，而且反複地讀，可能大中其毒。
“不幸”我有見書就讀的毛病，而且習慣了為消遣而讀各種各樣的書，各種人物、各種思想在我的腦子裡打架，大家放毒、彼此消毒。
我既然活到七十五歲，不曾中毒死去，那麼今天也不妨吹一吹牛說：我身上有了防毒性、抗毒性，用不着躲在溫室裡度馀年了。
摘自《文學的作用》（1979年2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40頁。
一六 那個時候《人民日報》已經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在日本流傳着各種謠言，說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燒毀，他們以為我一定兇多吉少，想不到我還出來活動，他們的高興是十分真誠的。
我的感謝也是十分真誠的。
那個時候我仿佛就坐在達摩克裡斯的寶劍下面，準備着随時落進災禍的深淵，我多麼珍惜這一份友情。
我同他們一起從北京到武漢，後來我們在武昌機場分别，我對着民航小飛機不住地揮手，想到這也許是我和他們的最後一面，淚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隻有在無窮無盡的靠邊受審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