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話書摘抄三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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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莎士比亞、歌德等等如何偉大。
然而，我卻更喜歡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幾位。
這些人據新近一位中國批評家“嚴格地說”來，并不是“純粹的作家”。
但是我覺得他們比但丁、莎士比亞等等大文豪更可愛。
這似乎是題外的話，其實并不是。
譬如說但丁罷，他可以把他的政敵都送進地獄，他可以請他所愛的女人引他進天堂。
我卻不能夠。
這一類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做。
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夠從寫作上得到滿足。
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見文章和現實的環境相比，等于拿一個雞蛋去碰石頭。
一番動人的演說可以使激動的群衆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篇文章隻可以在短時間内感動人，但是不久就會被人忘記。
不純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經過一個短時期便歸于消滅。
但是純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過幾百年或者一兩千年也會變做藏書家的所謂珍本，而成為風雅紳商沽名釣譽的工具了。
摘自《斷片的紀錄》（1936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42頁。
六 我讀過一些關于馬拉的書，我好像認識一個熟朋友似地認識他。
我跟着他經曆了他那充滿犧牲精神的生活。
我看見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責罰絕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見在法國研究醫學的苦學生，我看見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學家。
然後我看見那個孟德斯鸠與盧騷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對人民朗誦《民約論》。
于是革命家馬拉出現了。
《人民的朋友》的主筆，熱情的煽動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時常躲在地窖裡，過着沒有陽光的日子。
最後革命把他帶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愛戴的“人民的朋友”。
我又看見這時候的馬拉的面影了：一個病弱的人，過着貧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裡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
他的熱情、他的工作摧毀了他的身體。
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
可是一直到最後，他沒有一刻想到休息。
他的确像德國曆史家W.布洛斯所說，是“一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個偉大心靈的發展。
…… 陽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經進了那條窄巷。
我回到我住的地方來了，我走進我的充滿着洋蔥氣味的房間。
我的桌上正攤開一本《馬拉傳》。
那本書上和别的許多書上都寫得很明白，馬拉的遺産隻有一張二十五個“蘇”的紙币，活着的時候他接連有九個月隻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過一刻鐘。
摘自《馬拉、哥代和亞當·音克斯》（1939年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59頁。
七 我的畏懼不斷地增加。
衙門裡的女傭、聽差們對這增加是有功勞的。
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許多關于雷公的故事。
有一個年老的女傭甚至告訴我：雷聲一響，必震死一個人。
所以每次聽見轟轟雷聲，我便擔心着：不曉得又有誰受到處罰了。
雷打死人的事在廣元縣就有過，我當時不能夠知道它的原因，卻相信别人眼見的事實。
年紀稍長，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
雷公原來有着這樣一個相貌：一張尖尖的鳥嘴，兩隻肉翅，藍臉赤發，拿着銅錘滿天飛。
這知識是從小說《封神榜》裡得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這相貌，我倒想見見他。
我的畏懼減少了些，因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來雷震子畢竟帶有人性，還是可以親近的，雖然他有着那樣奇怪的形狀。
再後，我的眼睛睜大了。
我明白了許多事情。
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謎。
我不再害怕空虛的事物，也不再畏懼自然界的現象。
跟着年歲的增長，我的腳跟也站得比較穩了。
即使立在天井裡，望着一個響雷迎頭劈下，我也不會改變臉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
從此我開始驕傲：我已經到了連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齡了。
摘自《雷》（1941年7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357頁。
八 我剛剛關上的書，書皮上也有着這樣一個名字：讓·保羅·馬拉。
那是列克—馬勒采文著的曆史小說。
我又在讀關于馬拉的書。
我永遠忘不了這個人。
每當我無法排遣寂寞，或者悶得快透不過氣的時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傳記，馬拉也是我心靈生活中的一個指導和支持。
馬拉，一個“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W.布洛斯語），“法國自由的忠實的看守者”（C.L.傑姆斯語），“下層階級的朋友，被壓迫階級的忠實誠摯的戰士”（E.B.巴克士語）。
他比當時任何一個革命領袖更愛人民。
可是在當時的國會中沒有一個馬拉的黨徒。
有人說馬拉的黨就隻有他自己一個人，雖然他為無數的人民所熱愛。
……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是跟馬拉的名字分不開的。
……夜幫助我思想、回憶。
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這個人身上。
我的疲倦漸漸地消失了。
我跟着一個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罰絕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國研究醫學的苦學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學家，成名的醫生和學者。
然後是盧騷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對人民朗誦《民約論》。
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
我看見熱狂的煽動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創刊了《人民的朋友》，攻擊腐敗和罪惡。
他時常在地窖中過着沒有陽光的日子。
最後革命把他帶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愛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國貴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20号，一所陰暗簡陋的房屋，一個病弱的老人（才隻50歲，他的身體已經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過度的工作和燃燒的熱情摧毀了的。
）房間裡充滿着黴氣和臭味，到處淩亂地堆着東西。
幾張熟習的臉孔露一下又消失了。
整個房間又落進一種窒息人的靜寂裡。
然後響起了沉重的喘息聲。
病折磨着馬拉，他接近垂死的狀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寫作，一雙老虎眼裡還燃着烈火，這對眼睛永遠睜着，守護着人民的利益。
他的筆沒有停過，他的刊物也在繼續刊行。
體力在逐漸減退，心卻一直在燃燒。
最後他不能出去參加國民大會的會議了。
他不得不靠熱水浴來減輕痛苦，提起精神。
他坐在澡盆裡為他的刊物寫文章，向國民大會建議，為人民的權利呼籲。
一直到最後他還在攻擊反革命的罪人，拯救無辜。
摘自《靜夜的悲劇》（1947年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70頁。
九 我至今還相信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不錯，雖然我生遲了一百幾十年，不能夠親身經曆那次的革命，我的關于它的全部知識都是從書本中得來的。
而且對于那些記載着活人的、勇敢的、聰明的、行動的書本，我感到了極大的興趣。
我特别提說聰明的行動，因為在當時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動。
摘自《靜夜的悲劇》後記（1948年7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81頁。
一○ 又是過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來北京考大學，住在北河沿一家同興公寓。
因了病我沒有進過考場，在公寓裡住了半個月就走了。
那時北海公園還沒有開放，我也沒有去過别的地方。
在北京我隻有兩三個偶爾來閑談的朋友，半個月中間始終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
我早就讀過了它，我在成都就讀過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過的《狂人日記》和别的幾篇小說。
我并不是一次就讀懂了它們。
我是慢慢地學會了愛好它們的。
這一次我更有機會來熟讀它們。
在這苦悶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說安慰了我這個失望的孩子的心。
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藝術的力量。
以後的幾年中間，我一直沒有離開過《呐喊》，我帶着它走過好些地方，後來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更熱愛地熟讀着它們。
我至今還能夠背出《傷逝》中的幾段文字。
我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學到了一點駕馭文字的方法。
現在想到我曾經寫過好幾本小說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這第一個使我明白應該怎樣駕馭文字的人。
拿我這點微小不足道的成績來說，我實在不能稱做他的學生。
但是牆邊一棵小草的生長，也曾靠着太陽的恩澤。
魯迅先生原是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
摘自《憶魯迅先生》（1949年10月） 選自《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第6頁 一一 一八五五年印行的《草葉集》第一版隻有12首無題的詩，當時沒有一個出版家願意印這本書，作者隻好自費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
印出來的書沒法傳到讀者的手中，卻遭到資産階級報紙不斷的謾罵。
像“瘋子”、“色情狂”、“雜草”、“垃圾”這一類不堪入耳的攻擊，并不能阻止詩人繼續寫作。
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
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葉集》中，就有了32首長短詩篇，這部詩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經過作者不斷地增訂、改寫、重編，到一八九二年詩人去世的時候，它已經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長短詩篇的光輝燦爛的大詩集了。
《草葉集》雖然一開始就受到侮辱和謾罵，但是它也曾得到人們熱烈的贊美和擁護。
例如惠特曼同時代的作家愛默生就非常喜歡它，說它有“鼓舞人、加強人信心的最好的優點”。
有一個批評家還說
然而，我卻更喜歡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幾位。
這些人據新近一位中國批評家“嚴格地說”來，并不是“純粹的作家”。
但是我覺得他們比但丁、莎士比亞等等大文豪更可愛。
這似乎是題外的話，其實并不是。
譬如說但丁罷，他可以把他的政敵都送進地獄，他可以請他所愛的女人引他進天堂。
我卻不能夠。
這一類的事情我沒有勇氣做。
所以在“私的”（personal）方面我不能夠從寫作上得到滿足。
在“公的”（public）方面我又看見文章和現實的環境相比，等于拿一個雞蛋去碰石頭。
一番動人的演說可以使激動的群衆馬上做出一件事情，一篇文章隻可以在短時間内感動人，但是不久就會被人忘記。
不純粹的作家的作品，自然經過一個短時期便歸于消滅。
但是純粹的作家的不朽的名著，過幾百年或者一兩千年也會變做藏書家的所謂珍本，而成為風雅紳商沽名釣譽的工具了。
摘自《斷片的紀錄》（1936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42頁。
六 我讀過一些關于馬拉的書，我好像認識一個熟朋友似地認識他。
我跟着他經曆了他那充滿犧牲精神的生活。
我看見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責罰絕食反抗的小孩，我看見在法國研究醫學的苦學生，我看見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學家。
然後我看見那個孟德斯鸠與盧騷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對人民朗誦《民約論》。
于是革命家馬拉出現了。
《人民的朋友》的主筆，熱情的煽動者，受迫害的革命家，他不得不時常躲在地窖裡，過着沒有陽光的日子。
最後革命把他帶到他的生活中的高峰，成了被全巴黎人民愛戴的“人民的朋友”。
我又看見這時候的馬拉的面影了：一個病弱的人，過着貧苦的生活，他在哥德烈街陰暗房屋的最陰暗的一層裡面，不休息地做他的工作。
他的熱情、他的工作摧毀了他的身體。
他的病一天天地加重了。
可是一直到最後，他沒有一刻想到休息。
他的确像德國曆史家W.布洛斯所說，是“一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并且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
我用同情和崇敬的眼光跟随着一個偉大心靈的發展。
…… 陽光在我的眼前淡下去，我已經進了那條窄巷。
我回到我住的地方來了，我走進我的充滿着洋蔥氣味的房間。
我的桌上正攤開一本《馬拉傳》。
那本書上和别的許多書上都寫得很明白，馬拉的遺産隻有一張二十五個“蘇”的紙币，活着的時候他接連有九個月隻喝清水吃白面包，而且有三年多他每天不曾休息過一刻鐘。
摘自《馬拉、哥代和亞當·音克斯》（1939年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59頁。
七 我的畏懼不斷地增加。
衙門裡的女傭、聽差們對這增加是有功勞的。
從他們那裡我知道了許多關于雷公的故事。
有一個年老的女傭甚至告訴我：雷聲一響，必震死一個人。
所以每次聽見轟轟雷聲，我便擔心着：不曉得又有誰受到處罰了。
雷打死人的事在廣元縣就有過，我當時不能夠知道它的原因，卻相信别人眼見的事實。
年紀稍長，我又知道了雷震子的故事。
雷公原來有着這樣一個相貌：一張尖尖的鳥嘴，兩隻肉翅，藍臉赤發，拿着銅錘滿天飛。
這知識是從小說《封神榜》裡得來的。
不知道為什麼我喜歡這相貌，我倒想見見他。
我的畏懼減少了些，因為我在《封神榜》中看出來雷震子畢竟帶有人性，還是可以親近的，雖然他有着那樣奇怪的形狀。
再後，我的眼睛睜大了。
我明白了許多事情。
我也看穿了神和鬼的謎。
我不再害怕空虛的事物，也不再畏懼自然界的現象。
跟着年歲的增長，我的腳跟也站得比較穩了。
即使立在天井裡，望着一個響雷迎頭劈下，我也不會改變臉色，或者惶恐地奔入室内。
從此我開始驕傲：我已經到了連巨雷也打不倒的年齡了。
摘自《雷》（1941年7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357頁。
八 我剛剛關上的書，書皮上也有着這樣一個名字：讓·保羅·馬拉。
那是列克—馬勒采文著的曆史小說。
我又在讀關于馬拉的書。
我永遠忘不了這個人。
每當我無法排遣寂寞，或者悶得快透不過氣的時候，我常常求助于一些人的傳記，馬拉也是我心靈生活中的一個指導和支持。
馬拉，一個“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W.布洛斯語），“法國自由的忠實的看守者”（C.L.傑姆斯語），“下層階級的朋友，被壓迫階級的忠實誠摯的戰士”（E.B.巴克士語）。
他比當時任何一個革命領袖更愛人民。
可是在當時的國會中沒有一個馬拉的黨徒。
有人說馬拉的黨就隻有他自己一個人，雖然他為無數的人民所熱愛。
……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裡是跟馬拉的名字分不開的。
……夜幫助我思想、回憶。
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這個人身上。
我的疲倦漸漸地消失了。
我跟着一個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罰絕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國研究醫學的苦學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學家，成名的醫生和學者。
然後是盧騷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對人民朗誦《民約論》。
于是我的眼前更亮了。
我看見熱狂的煽動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創刊了《人民的朋友》，攻擊腐敗和罪惡。
他時常在地窖中過着沒有陽光的日子。
最後革命把他帶到他生活中的高峰，成了全巴黎人民愛戴的“人民的朋友”，全法國貴族憎恨的“嗜血的魔王”。
我的眼光追随着他的生活：巴黎哥德烈街20号，一所陰暗簡陋的房屋，一個病弱的老人（才隻50歲，他的身體已經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過度的工作和燃燒的熱情摧毀了的。
）房間裡充滿着黴氣和臭味，到處淩亂地堆着東西。
幾張熟習的臉孔露一下又消失了。
整個房間又落進一種窒息人的靜寂裡。
然後響起了沉重的喘息聲。
病折磨着馬拉，他接近垂死的狀态了。
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寫作，一雙老虎眼裡還燃着烈火，這對眼睛永遠睜着，守護着人民的利益。
他的筆沒有停過，他的刊物也在繼續刊行。
體力在逐漸減退，心卻一直在燃燒。
最後他不能出去參加國民大會的會議了。
他不得不靠熱水浴來減輕痛苦，提起精神。
他坐在澡盆裡為他的刊物寫文章，向國民大會建議，為人民的權利呼籲。
一直到最後他還在攻擊反革命的罪人，拯救無辜。
摘自《靜夜的悲劇》（1947年春）。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70頁。
九 我至今還相信我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不錯，雖然我生遲了一百幾十年，不能夠親身經曆那次的革命，我的關于它的全部知識都是從書本中得來的。
而且對于那些記載着活人的、勇敢的、聰明的、行動的書本，我感到了極大的興趣。
我特别提說聰明的行動，因為在當時也有至少愚蠢的行動。
摘自《靜夜的悲劇》後記（1948年7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三卷第581頁。
一○ 又是過去的事了，那是更早的事。
一九二六年八月我第一次來北京考大學，住在北河沿一家同興公寓。
因了病我沒有進過考場，在公寓裡住了半個月就走了。
那時北海公園還沒有開放，我也沒有去過别的地方。
在北京我隻有兩三個偶爾來閑談的朋友，半個月中間始終陪伴我的就是一本《呐喊》。
我早就讀過了它，我在成都就讀過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過的《狂人日記》和别的幾篇小說。
我并不是一次就讀懂了它們。
我是慢慢地學會了愛好它們的。
這一次我更有機會來熟讀它們。
在這苦悶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說安慰了我這個失望的孩子的心。
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藝術的力量。
以後的幾年中間，我一直沒有離開過《呐喊》，我帶着它走過好些地方，後來我又得到了《彷徨》和散文詩集《野草》，更熱愛地熟讀着它們。
我至今還能夠背出《傷逝》中的幾段文字。
我有意識和無意識地學到了一點駕馭文字的方法。
現在想到我曾經寫過好幾本小說的事，我就不得不感激這第一個使我明白應該怎樣駕馭文字的人。
拿我這點微小不足道的成績來說，我實在不能稱做他的學生。
但是牆邊一棵小草的生長，也曾靠着太陽的恩澤。
魯迅先生原是一個普照一切的太陽。
摘自《憶魯迅先生》（1949年10月） 選自《巴金全集》 第十四卷第6頁 一一 一八五五年印行的《草葉集》第一版隻有12首無題的詩，當時沒有一個出版家願意印這本書，作者隻好自費出版，自己排版，自己印刷。
印出來的書沒法傳到讀者的手中，卻遭到資産階級報紙不斷的謾罵。
像“瘋子”、“色情狂”、“雜草”、“垃圾”這一類不堪入耳的攻擊，并不能阻止詩人繼續寫作。
他始終沒有失去信心。
在第二年印行的第二版《草葉集》中，就有了32首長短詩篇，這部詩集差不多每五年重版一次，經過作者不斷地增訂、改寫、重編，到一八九二年詩人去世的時候，它已經是包含将近四百首長短詩篇的光輝燦爛的大詩集了。
《草葉集》雖然一開始就受到侮辱和謾罵，但是它也曾得到人們熱烈的贊美和擁護。
例如惠特曼同時代的作家愛默生就非常喜歡它，說它有“鼓舞人、加強人信心的最好的優點”。
有一個批評家還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