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話書摘抄三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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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那光芒中我看見了我的童年，就像一本書那樣，它一頁一頁地，翻開，每一篇書頁上都印着一個曾經被我愛過的面龐，但是它們都已經腐爛在墳墓裡了。
如今它們在我的眼前活起來。
每一個面龐給我一個微笑，嘴裡喚了一聲我做小孩時被人喚着的名字，于是許多活潑的人在我四周出現了，他們包圍着我，給我一些溫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變做了一個小孩，回到那廣闊的大廈裡，那美麗的花園裡，聽母親底叮咛的囑咐，伴着哥哥姊姊們遊戲，那時候我愛着人，而我也被人愛着。
每天晚上在我們臨睡之前母親總要把我和另一個哥哥喚到她面前，叫我們攤開她親手給我們抄寫的《白香詞譜》，選了一首詞給我們講解，教我們誦讀。
過後我們就阖了書聽她講故事，聽她叙說種種的事情。
每晚，每晚都是這樣。
她仔細地給我們解說，直到我們完全了解她的意思。
她教我們将來長大成人以後應該怎樣忠實地去生活，去愛人，去幫助人，因為在世間有着那麼多的人是需要着愛，需要着幫助的。
她把話說得如此美麗。
母親并不是一個說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她永遠是忘了自己地去愛人，幫助人的。
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夠在仆婢們的誠摯的愛護中間生長起來。
仆婢們把她當作她們底親人一般地敬愛。
在寒冷的冬夜裡這愛也曾溫暖了那些被幸福遺棄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隻手拖進另一個世界裡去了。
我的呼喚挽不住她。
從此每天晚上我和那個哥哥就不再誦讀《白香詞譜》了。
我們常常含了眼淚地問自己：我們将來是否能夠去愛人，去幫助人，像母親希望的那樣。
摘自《童年》（1932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315頁。
二 我讀過一些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書。
拉馬丁的《吉隆特黨史》在解釋法國大革命方面是失敗的，這是一本充滿偏見的著作。
但是詩人的優美的文辭常常激動我的心。
同時書中攻擊誣蔑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憤慨。
馬拉成了許多王黨或者右傾曆史家攻擊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為在當時的革命領袖裡面馬拉比誰都更愛人民。
他被稱為人民的朋友。
他的确是人民的最忠實的友人。
吉隆特黨罵他做吸血的瘋子，曆史家如馬德楞等甚至用了許多不堪的話來形容他。
但是如今許多文件擺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明白馬拉在法國大革命中擔任過什麼樣的角色。
哥代刺殺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實現了王黨和吉隆特黨的願望。
老實說她隻是一個入了迷途的狂熱者，上了别人的當，做了一件傻事（不，壞事！）。
雖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說：“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殺一個匪徒以①此組文章，由選編者選自作者的散文、雜文、序跋等文中。
救無辜的人；殺一頭野獸以謀祖國的安甯。
”其實她想保護的不過是她的本階級（貴族階級）的利益而已。
對于馬拉的死，我很覺遺憾。
而且這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誤解、被人誣蔑、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蠟像陳列館看了馬拉被刺的悲劇回來，一百數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腦海中的波濤。
我悲痛地想到當時的巨大損失，我覺得和那些在賽納河畔啼饑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
這時候我翻開了拉馬丁的書，馬德楞的書，和道布生的論哥代等的書（《四個法國婦人》），我的憤怒又從心底升上來。
我無法自遣，曾經想過用我這管無力的筆來描寫這個曆史上的大悲劇，馬拉的死。
但是我并沒有寫成這樣的一篇文章。
摘自《＜沉默＞序（二）》（1934年9月）。
選自《序跋集》第88頁。
三 高德曼曾經被我稱作“我的精神上的母親”，她是第一個使我窺見了安那其主義的美麗的人。
當我在《實社自由錄》和《新青年》上面開始讀她的論文的時候，我的感動，我的喜悅，我的熱情，……我真正找不出話來形容。
隻是後來我讀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傳》，才偶然找到了相當的話：我們把這本讀得又破又舊的小書放在床頭，每晚上拿出來讀，一面讀，一面拿眼淚來潤濕它。
一種熱誠占有了我們，使我們的靈魂裡面充滿了一種願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
我們的幼稚的心何等快樂地跳動着；同時我們的大師的影像又十分偉大地出現于我們的眼前。
這位大師雖是我們所不認識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卻是和我們非常接近，他呼喚我們前去為理想奮鬥……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辯的論據，精密的論理，深透的眼光，豐富的學識，簡明的文體，帶煽動性的筆調，毫不費力地把我這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征服了。
況且在不久以前我還讀過兩本很有力量的小書，而我的近幾年來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厭了一切的強權，而驅使着我走解放的路。
我所說的兩本小書是一個未會面的朋友從上海寄來的《夜未央》和《告少年》。
我相信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幾年間，這兩本小書不知感動了多少的中國青年。
我和幾個朋友當時甚至把它們一字一字地抄錄下來。
《夜未央》是劇本，我們還把它排演過。
當初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報紙上的如火如荼的記載，就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裡敲起了警鐘。
大哥的被忘卻了的青春也被喚醒了：我們開始貪婪地讀着本地報紙上的關于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
本地報紙上後來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很使我們的頭腦震動，但我們卻覺得它們常說着我們想說而又不會說的話。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書的那家店鋪，他在那裡買了一本《新青年》和兩三份《每周評論》。
我們争着讀它們。
那裡面的每個字都像火星一般地點燃了我們的熱情。
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們三個，後來更說服了香表哥，甚至還說服了六姊，她另外訂閱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北大學生周刊》、《進化雜志》、《實社自由錄》……等等都接連地到了我們手裡。
在成都也響應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學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專”學生辦的，那時香表哥還在“外專” 讀書。
我們設法買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
後來大哥甚至預先存了一兩百塊錢在“華陽書報流通處”，每天都要到那裡去取一些新的書報回來。
在那時候新的書報給人争先恐後地購買着（大哥做事的地方離那書鋪極近）。
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點時間出來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輕易放過。
有時我們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們聚在一起讨論這些新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
後來我們五個人又組織了一個研究會，在新花園裡開第一次會，就給六姊的母親遇見了。
三嬸那時正和繼母大哥兩個鬧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參加。
我們的研究會也就無形地停頓下去了。
當時他們還把我看作一個小孩子，卻料不到我比他們更進一步，接受了更激進的思想，用白話寫文章，參加社會運動，認識新的朋友，而且和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紀念五一節鼓吹社會草命①的傳單。
從《告少年》裡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想，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
在《夜未央》裡，我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裡一代青年為人民争自由謀幸福的鬥争之大悲劇，我一次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終身事業，而這事業又是與我在仆人轎夫身上發見的原始的正義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沒有改變，社會科學的研究反而鞏固了它，但是那個小孩子的幻夢卻已經消失了。
摘自《信仰與活動》（1935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04頁。
四 林琴南氏翻譯的《十字軍英雄記》是七八年前讀過的了。
裡面有兩句話，我至今還記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憐。
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這是一位中世紀的英國公主對她所愛的将軍說的話，但在中國所謂“奴在心者” 如今不是正在各處得意地活着嗎？而且這類人不是還在驕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嗎？做奴隸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覺得的。
因為他們的良心都被賤價地賣給主子們了。
不管主子們是中國人，是外國人，是古人，是今人。
其為主子，則沒有差别。
“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堕落了。
對于自甘堕落的人，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摘自《直言》（1935年2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96頁。
五 ①這裡的“草命”是傳單上印錯了的。
我觀察生活，我研究曆史。
我看遍了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的大鬥争。
我看出來在那些鬥争裡文字的力量（換句話說，文字沒有什麼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些時候“純粹的”文人所盡的任務是何等地小。
在宮廷裡當弄臣，在貴族爵邸裡做食客，在貴婦人的沙龍裡做裝飾品，給當權者歌功頌德——這些倒是“純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戲。
現在文科學生都知道說但
如今它們在我的眼前活起來。
每一個面龐給我一個微笑，嘴裡喚了一聲我做小孩時被人喚着的名字，于是許多活潑的人在我四周出現了，他們包圍着我，給我一些溫暖，一些安慰，我仿佛又變做了一個小孩，回到那廣闊的大廈裡，那美麗的花園裡，聽母親底叮咛的囑咐，伴着哥哥姊姊們遊戲，那時候我愛着人，而我也被人愛着。
每天晚上在我們臨睡之前母親總要把我和另一個哥哥喚到她面前，叫我們攤開她親手給我們抄寫的《白香詞譜》，選了一首詞給我們講解，教我們誦讀。
過後我們就阖了書聽她講故事，聽她叙說種種的事情。
每晚，每晚都是這樣。
她仔細地給我們解說，直到我們完全了解她的意思。
她教我們将來長大成人以後應該怎樣忠實地去生活，去愛人，去幫助人，因為在世間有着那麼多的人是需要着愛，需要着幫助的。
她把話說得如此美麗。
母親并不是一個說教者，她的一生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她永遠是忘了自己地去愛人，幫助人的。
因了她的好心我才能夠在仆婢們的誠摯的愛護中間生長起來。
仆婢們把她當作她們底親人一般地敬愛。
在寒冷的冬夜裡這愛也曾溫暖了那些被幸福遺棄的人的心。
然而很快地她就被一隻手拖進另一個世界裡去了。
我的呼喚挽不住她。
從此每天晚上我和那個哥哥就不再誦讀《白香詞譜》了。
我們常常含了眼淚地問自己：我們将來是否能夠去愛人，去幫助人，像母親希望的那樣。
摘自《童年》（1932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315頁。
二 我讀過一些關于法國大革命的書。
拉馬丁的《吉隆特黨史》在解釋法國大革命方面是失敗的，這是一本充滿偏見的著作。
但是詩人的優美的文辭常常激動我的心。
同時書中攻擊誣蔑馬拉等人的地方也很使我憤慨。
馬拉成了許多王黨或者右傾曆史家攻擊的目标，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為在當時的革命領袖裡面馬拉比誰都更愛人民。
他被稱為人民的朋友。
他的确是人民的最忠實的友人。
吉隆特黨罵他做吸血的瘋子，曆史家如馬德楞等甚至用了許多不堪的話來形容他。
但是如今許多文件擺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明白馬拉在法國大革命中擔任過什麼樣的角色。
哥代刺殺馬拉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她實現了王黨和吉隆特黨的願望。
老實說她隻是一個入了迷途的狂熱者，上了别人的當，做了一件傻事（不，壞事！）。
雖然她自己在法庭上說：“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殺一個匪徒以①此組文章，由選編者選自作者的散文、雜文、序跋等文中。
救無辜的人；殺一頭野獸以謀祖國的安甯。
”其實她想保護的不過是她的本階級（貴族階級）的利益而已。
對于馬拉的死，我很覺遺憾。
而且這個“熱烈的、悲歌慷慨的、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常常被人誤解、被人誣蔑、被人侮辱的事使我非常憤怒。
有一天我在巴黎蠟像陳列館看了馬拉被刺的悲劇回來，一百數十年前的景象激起了我腦海中的波濤。
我悲痛地想到當時的巨大損失，我覺得和那些在賽納河畔啼饑号寒的人民起了同感。
這時候我翻開了拉馬丁的書，馬德楞的書，和道布生的論哥代等的書（《四個法國婦人》），我的憤怒又從心底升上來。
我無法自遣，曾經想過用我這管無力的筆來描寫這個曆史上的大悲劇，馬拉的死。
但是我并沒有寫成這樣的一篇文章。
摘自《＜沉默＞序（二）》（1934年9月）。
選自《序跋集》第88頁。
三 高德曼曾經被我稱作“我的精神上的母親”，她是第一個使我窺見了安那其主義的美麗的人。
當我在《實社自由錄》和《新青年》上面開始讀她的論文的時候，我的感動，我的喜悅，我的熱情，……我真正找不出話來形容。
隻是後來我讀到Roussanoff的《拉甫洛夫傳》，才偶然找到了相當的話：我們把這本讀得又破又舊的小書放在床頭，每晚上拿出來讀，一面讀，一面拿眼淚來潤濕它。
一種熱誠占有了我們，使我們的靈魂裡面充滿了一種願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
我們的幼稚的心何等快樂地跳動着；同時我們的大師的影像又十分偉大地出現于我們的眼前。
這位大師雖是我們所不認識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卻是和我們非常接近，他呼喚我們前去為理想奮鬥…… 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辯的論據，精密的論理，深透的眼光，豐富的學識，簡明的文體，帶煽動性的筆調，毫不費力地把我這一個十五歲的孩子征服了。
況且在不久以前我還讀過兩本很有力量的小書，而我的近幾年來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烈地憎厭了一切的強權，而驅使着我走解放的路。
我所說的兩本小書是一個未會面的朋友從上海寄來的《夜未央》和《告少年》。
我相信在五四運動以後的幾年間，這兩本小書不知感動了多少的中國青年。
我和幾個朋友當時甚至把它們一字一字地抄錄下來。
《夜未央》是劇本，我們還把它排演過。
當初五四運動發生的時候，報紙上的如火如荼的記載，就在我們的表面上平靜的家庭生活裡敲起了警鐘。
大哥的被忘卻了的青春也被喚醒了：我們開始貪婪地讀着本地報紙上的關于學生運動的北京通訊，以及後來上海的六三運動的記載。
本地報紙上後來還轉載了《新青年》和《每周評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很使我們的頭腦震動，但我們卻覺得它們常說着我們想說而又不會說的話。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出售新書的那家店鋪，他在那裡買了一本《新青年》和兩三份《每周評論》。
我們争着讀它們。
那裡面的每個字都像火星一般地點燃了我們的熱情。
那些新奇的議論和熱烈的文句帶着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壓倒了我們三個，後來更說服了香表哥，甚至還說服了六姊，她另外訂閱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評論》、《星期評論》、《少年中國》、《少年世界》、《北大學生周刊》、《進化雜志》、《實社自由錄》……等等都接連地到了我們手裡。
在成都也響應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學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專”學生辦的，那時香表哥還在“外專” 讀書。
我們設法買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
後來大哥甚至預先存了一兩百塊錢在“華陽書報流通處”，每天都要到那裡去取一些新的書報回來。
在那時候新的書報給人争先恐後地購買着（大哥做事的地方離那書鋪極近）。
每天晚上我們總要抽點時間出來輪流地讀這些書報，連通訊欄也不輕易放過。
有時我們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姊，我們聚在一起讨論這些新書報中所論及的各種問題。
後來我們五個人又組織了一個研究會，在新花園裡開第一次會，就給六姊的母親遇見了。
三嬸那時正和繼母大哥兩個鬧了架，她便禁止六姊參加。
我們的研究會也就無形地停頓下去了。
當時他們還把我看作一個小孩子，卻料不到我比他們更進一步，接受了更激進的思想，用白話寫文章，參加社會運動，認識新的朋友，而且和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紀念五一節鼓吹社會草命①的傳單。
從《告少年》裡我得到了愛人類愛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個小孩子的幻想，相信萬人享樂的社會就會和明天的太陽同升起來，一切的罪惡都會馬上消滅。
在《夜未央》裡，我看見了在另一個國度裡一代青年為人民争自由謀幸福的鬥争之大悲劇，我一次找到了我的夢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終身事業，而這事業又是與我在仆人轎夫身上發見的原始的正義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沒有改變，社會科學的研究反而鞏固了它，但是那個小孩子的幻夢卻已經消失了。
摘自《信仰與活動》（1935年）。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04頁。
四 林琴南氏翻譯的《十字軍英雄記》是七八年前讀過的了。
裡面有兩句話，我至今還記得，就是：“奴在身者，其人可憐。
奴在心者，其人可鄙。
”這是一位中世紀的英國公主對她所愛的将軍說的話，但在中國所謂“奴在心者” 如今不是正在各處得意地活着嗎？而且這類人不是還在驕傲地非笑那般“奴在身者”嗎？做奴隸的人，常常是自己不覺得的。
因為他們的良心都被賤價地賣給主子們了。
不管主子們是中國人，是外國人，是古人，是今人。
其為主子，則沒有差别。
“奴在身者”是出于不得已；而“奴在心者”便是自甘堕落了。
對于自甘堕落的人，我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摘自《直言》（1935年2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二卷第496頁。
五 ①這裡的“草命”是傳單上印錯了的。
我觀察生活，我研究曆史。
我看遍了過去和現在的人民的大鬥争。
我看出來在那些鬥争裡文字的力量（換句話說，文字沒有什麼力量），而且我明白在那些時候“純粹的”文人所盡的任務是何等地小。
在宮廷裡當弄臣，在貴族爵邸裡做食客，在貴婦人的沙龍裡做裝飾品，給當權者歌功頌德——這些倒是“純粹的”文人的拿手好戲。
現在文科學生都知道說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