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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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二次住院治療，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時，就下床，坐在小沙發上，等候護士同志兩點鐘來量體溫。我坐着，一動也不動，但并沒有打瞌睡。我的腦子不肯休息，它在回憶我過去讀過的一些書，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記憶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點美好的東西。
我大概不曾記錯吧，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一篇演說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情：衛國戰争期間，列甯格勒長期被德軍包圍的時候，一個少女在日記中寫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類的句子。沒有電，沒有燭，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她不可能讀書，她是在黑暗裡靜靜坐着回想書中的情節。托爾斯泰的小說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現在跟疾病作鬥争，也從各種各樣的作品得到鼓勵。人們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熱愛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書中人物的命運讓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未來的閃光。人們相愛，人們歡樂，人們受苦，人們掙紮，……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關在病房裡，我的心也會跟着書中人周遊世界、經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沒有精力閱讀新的作品，過去精神上财富的積累也夠我這有限馀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熱。
人們常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有深的體會，我的心靈就是文學作品塑造出來的。當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許多部作品，許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盤接受”，我隻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發上我回憶了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
我最後一次讀完《雙城記》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國郵船“昂熱”上，第二天一早郵船就要在馬賽靠岸，我卻拿着書丢不開，一直讀到深夜。
盡管對于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我和小說作者有不同的看法；盡管書中主要人物懷才不遇的卡爾頓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但是幾十年來那個為了别人幸福自願地獻出生命從容走上斷頭台的英國人，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還是我的許多老師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則，教我懂得一個人怎樣使自己的生命開花。在我遭遇惡運的時候他給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氣。
我好久不寫日記了。倘使在病房中寫日記，我就會寫下“某某日《雙城記》”這樣的句子。我這裡沒有書，當然不是閱讀，我是在回憶。我的日記裡可能還有“某某日《戰争與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傷躺在戰場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沖挑着葫蘆踏雪回到草料場……
許多人物的命運都加強了我那個堅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義在于付出，在于貢獻；不在于接受，不在于獲取。這是許多人所想象不到的，這是許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間要是“造反派”允許我寫日記，允許我照自己的意思寫日記，我的日記中一定寫滿書名。人們會奇怪：我的書房給貼上封條、加上鎖、封閉了十年，我從哪裡找到那些書閱讀？他們忘記了人的腦子裡有一個大倉庫，裡面儲存着别人拿不走的東西。隻有忠實的讀者才懂得文學作品的力量和作用。這力量，這作用，連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卻徹底否定了它們。高爾基說得好：“我不記得有過什麼大藝術家會像他這樣相信藝術（這是人類最美麗的成就）是一種罪惡。”可是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根據作家的意見把它們全部燒毀。連托爾斯泰本人，倘使他複活，他也不能從我的“倉庫”裡拿走他那些作品。
寫于1983年1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13頁。
我大概不曾記錯吧，蘇聯作家愛倫堡在一篇演說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情：衛國戰争期間，列甯格勒長期被德軍包圍的時候，一個少女在日記中寫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類的句子。沒有電，沒有燭，整個城市實行燈火管制，她不可能讀書，她是在黑暗裡靜靜坐着回想書中的情節。托爾斯泰的小說幫助她度過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現在跟疾病作鬥争，也從各種各樣的作品得到鼓勵。人們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熱愛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藝術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奮；書中人物的命運讓我在現實生活中見到未來的閃光。人們相愛，人們歡樂，人們受苦，人們掙紮，……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純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發了我的愛，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關在病房裡，我的心也會跟着書中人周遊世界、經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沒有精力閱讀新的作品，過去精神上财富的積累也夠我這有限馀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熱。
人們常說：“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我有深的體會，我的心靈就是文學作品塑造出來的。當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許多部作品，許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盤接受”，我隻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發上我回憶了狄更斯的小說《雙城記》。
我最後一次讀完《雙城記》是一九二七年二月中旬在法國郵船“昂熱”上，第二天一早郵船就要在馬賽靠岸，我卻拿着書丢不開，一直讀到深夜。
盡管對于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我和小說作者有不同的看法；盡管書中主要人物懷才不遇的卡爾頓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但是幾十年來那個為了别人幸福自願地獻出生命從容走上斷頭台的英國人，一直在我的腦子裡“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還是我的許多老師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則，教我懂得一個人怎樣使自己的生命開花。在我遭遇惡運的時候他給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氣。
我好久不寫日記了。倘使在病房中寫日記，我就會寫下“某某日《雙城記》”這樣的句子。我這裡沒有書，當然不是閱讀，我是在回憶。我的日記裡可能還有“某某日《戰争與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傷躺在戰場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沖挑着葫蘆踏雪回到草料場……
許多人物的命運都加強了我那個堅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義在于付出，在于貢獻；不在于接受，不在于獲取。這是許多人所想象不到的，這是許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間要是“造反派”允許我寫日記，允許我照自己的意思寫日記，我的日記中一定寫滿書名。人們會奇怪：我的書房給貼上封條、加上鎖、封閉了十年，我從哪裡找到那些書閱讀？他們忘記了人的腦子裡有一個大倉庫，裡面儲存着别人拿不走的東西。隻有忠實的讀者才懂得文學作品的力量和作用。這力量，這作用，連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爾斯泰的三大長篇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世界文學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卻徹底否定了它們。高爾基說得好：“我不記得有過什麼大藝術家會像他這樣相信藝術（這是人類最美麗的成就）是一種罪惡。”可是我知道從來沒有人根據作家的意見把它們全部燒毀。連托爾斯泰本人，倘使他複活，他也不能從我的“倉庫”裡拿走他那些作品。
寫于1983年11月。
選自《巴金全集》第十六卷第5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