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我的“散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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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日本作家森鷗外的小說《沉默之塔》，我正是讀了它才忽然想起寫《長生塔》（童話）的。
然而《長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間的關系就隻有一個“塔”字。
我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橫濱寫這篇童話罵蔣介石，而森鷗外卻把他那篇反對文化壓迫的“議論”小說當作一九一一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譯本（《查拉圖斯特拉》）的《代序》。
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說都是讀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啟發”以後拿起筆寫的。
我在前面所說的“影響”就是指這個。
前輩們的長處我學得很少。
例如我讀過的韓（愈）、柳（宗元）、歐（歐陽修）、蘇（東坡）的古文，或者魯迅、朱自清、夏丐尊、葉聖陶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個極顯著的特點：文字精煉，不啰嗦，沒有多馀的字。
而我的文章卻像一個多嘴的年輕人，一開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麼都講出來才痛快。
我從前寫文章是這樣，現在還是如此。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短文章的。
我常常想把文章寫得短些，更短些。
我覺得越短越好，越有力。
然而拿起筆我就無法控制自己。
可見我還不能駕馭文字；可見我還不知道節制。
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寫過一些短的東西，像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散文集《龍·虎·狗》裡面的一部分散文。
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過兩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們也隻是一時的感想而已。
這幾百字中仍然有多馀的字，更談不到精煉。
而且像這樣短的散文我也寫得不多。
我自己剛才說過，教我寫“散文”的“啟蒙老師”是中國的作品。
但是我并沒有學到中國散文的特點，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國的味道。
然而我說句老實話，外國的“散文”不論是essay（散文）或者sketch（随筆），我都讀得很少。
在成都學英文，念過半本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随筆集》，後來隔了好多年才讀到英國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筆》和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essay等等，也不過數得出的幾本。
這些都是長篇大論的東西，而且都是從從容容地在明窗淨幾的條件下寫出來的，對于隻要面前有一尺見方的木闆就可以執筆的我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倘使有人因為我的散文不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國的影響，那麼我想提醒他：我讀過很多歐美的小說和革命家的自傳，我從它們那裡學到一些遣辭造句的方法。
我十幾歲的時候沒有機會學中文的修辭學，卻念過大半本英文修辭學，也學到一點東西，例如散文裡不應有押韻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
有一個時候我的文字歐化得厲害，我翻譯過好幾本外國書，沒有把外國文變成很好的中國話，倒學會了用中國字寫外國文。
幸好我還有個不斷地修改自己文章的習慣，我的文章才會有進步。
最近我編輯自己的《文集》，我還在過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歐化的句子。
我自然要把它們修改或者删去。
但是有幾個歐化的小說題目（例如《愛的摧殘》、《愛的十字架》等）卻沒法改動，就隻好讓它們留下來了。
我過去做翻譯工作多少吃了一點“摳字眼”的虧，有時明知不對，想譯得活一點，又害怕有人查對字典來糾正錯誤，為了偷懶、省事起見，隻好完全照外國人遣辭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國文。
在翻譯上用慣了，自然會影響寫作。
這就是我另一個毛病的由來了。
我的兩篇關于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小說和幾篇在朝鮮寫的通訊報導被譯做英文印成小書以後，有位英國讀者來信說這種熱情的文章英國人不喜歡。
也有人反映英國讀者不習慣第一人稱的文章，說是講“我”講得太多。
這種說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
第一，我的文字毫無含蓄，很少一個句子裡包含許多意思，讓讀者茶馀飯後仔細思索、慢慢回味。
第二，我喜歡用作者講話的口氣寫文章，不論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說，裡面常常有一個“我”字。
雖然我還沒有學到托爾斯泰代替馬寫文章，也沒有學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寫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總是一個人，但是這個“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說裡面的“我”有時甚至是作者憎惡的人，例如《奴隸的心》裡面的“我”。
而且我還可以說，所有這些文章裡并沒有“自我吹噓”或者“自我擴張”的臭味。
我隻是通過“我”寫别人，寫别人的事情。
其實第一人稱的小說世界上豈止千千萬萬！每個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
我喜歡第一人稱的文章，因為寫起來、讀起來都覺得親切。
自然也有人不喜歡這種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輩子不讓“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現。
但是我仍然要說，我也并非
然而《長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間的關系就隻有一個“塔”字。
我一九三四年在日本橫濱寫這篇童話罵蔣介石，而森鷗外卻把他那篇反對文化壓迫的“議論”小說當作一九一一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譯本（《查拉圖斯特拉》）的《代序》。
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說都是讀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啟發”以後拿起筆寫的。
我在前面所說的“影響”就是指這個。
前輩們的長處我學得很少。
例如我讀過的韓（愈）、柳（宗元）、歐（歐陽修）、蘇（東坡）的古文，或者魯迅、朱自清、夏丐尊、葉聖陶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個極顯著的特點：文字精煉，不啰嗦，沒有多馀的字。
而我的文章卻像一個多嘴的年輕人，一開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麼都講出來才痛快。
我從前寫文章是這樣，現在還是如此。
其實我自己是喜歡短文章的。
我常常想把文章寫得短些，更短些。
我覺得越短越好，越有力。
然而拿起筆我就無法控制自己。
可見我還不能駕馭文字；可見我還不知道節制。
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寫過一些短的東西，像收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散文集《龍·虎·狗》裡面的一部分散文。
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過兩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們也隻是一時的感想而已。
這幾百字中仍然有多馀的字，更談不到精煉。
而且像這樣短的散文我也寫得不多。
我自己剛才說過，教我寫“散文”的“啟蒙老師”是中國的作品。
但是我并沒有學到中國散文的特點，所以可能有人在我的文章中嗅不出多少中國的味道。
然而我說句老實話，外國的“散文”不論是essay（散文）或者sketch（随筆），我都讀得很少。
在成都學英文，念過半本美國作家華盛頓·歐文的《随筆集》，後來隔了好多年才讀到英國作家吉星的《四季随筆》和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essay等等，也不過數得出的幾本。
這些都是長篇大論的東西，而且都是從從容容地在明窗淨幾的條件下寫出來的，對于隻要面前有一尺見方的木闆就可以執筆的我不會有多大的影響。
倘使有人因為我的散文不中不西，一定要找外國的影響，那麼我想提醒他：我讀過很多歐美的小說和革命家的自傳，我從它們那裡學到一些遣辭造句的方法。
我十幾歲的時候沒有機會學中文的修辭學，卻念過大半本英文修辭學，也學到一點東西，例如散文裡不應有押韻的句子，我一直就在注意。
有一個時候我的文字歐化得厲害，我翻譯過好幾本外國書，沒有把外國文變成很好的中國話，倒學會了用中國字寫外國文。
幸好我還有個不斷地修改自己文章的習慣，我的文章才會有進步。
最近我編輯自己的《文集》，我還在過去的作品中找到好些歐化的句子。
我自然要把它們修改或者删去。
但是有幾個歐化的小說題目（例如《愛的摧殘》、《愛的十字架》等）卻沒法改動，就隻好讓它們留下來了。
我過去做翻譯工作多少吃了一點“摳字眼”的虧，有時明知不對，想譯得活一點，又害怕有人查對字典來糾正錯誤，為了偷懶、省事起見，隻好完全照外國人遣辭造句的方法使用中國文。
在翻譯上用慣了，自然會影響寫作。
這就是我另一個毛病的由來了。
我的兩篇關于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小說和幾篇在朝鮮寫的通訊報導被譯做英文印成小書以後，有位英國讀者來信說這種熱情的文章英國人不喜歡。
也有人反映英國讀者不習慣第一人稱的文章，說是講“我”講得太多。
這種說法也打中了我的要害。
第一，我的文字毫無含蓄，很少一個句子裡包含許多意思，讓讀者茶馀飯後仔細思索、慢慢回味。
第二，我喜歡用作者講話的口氣寫文章，不論是散文或者短篇小說，裡面常常有一個“我”字。
雖然我還沒有學到托爾斯泰代替馬寫文章，也沒有學到契诃夫或夏目漱石代替狗寫文章，我的作品中的“我”總是一個人，但是這個“我”并不就是作者自己，小說裡面的“我”有時甚至是作者憎惡的人，例如《奴隸的心》裡面的“我”。
而且我還可以說，所有這些文章裡并沒有“自我吹噓”或者“自我擴張”的臭味。
我隻是通過“我”寫别人，寫别人的事情。
其實第一人稱的小說世界上豈止千千萬萬！每個作家有他自己的嗜好。
我喜歡第一人稱的文章，因為寫起來、讀起來都覺得親切。
自然也有人不喜歡這種文章，也有些作家一輩子不讓“我”在他的作品中出現。
但是我仍然要說，我也并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