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紅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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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證》出版兩年之後，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問世，這樣考證派紅學兩大巨頭勝利會師，站在一面紅旗底下熱烈握手。
而第三員大将，周汝昌，此刻還是個小朋友，也許正在搖頭晃腦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後的。
俞平伯的考證方法跟胡适的一緻，隻是跟文本扣得比較緊，他對曹家曆史興趣不深，卻費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論後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邊讨論一邊生氣，拍着桌子大喊：後四十回絕對不是原著！嗓門兒大的險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說家們地位不高，廟宇之上的人寫小說是解悶兒殺時間，寫完折子請完安，弄個閑情逸緻玩玩也頗風雅；市井之中的人寫小說是指桑罵槐洩私憤，能弄倆小錢兒打個小酒兒不用學孔乙己。
曹雪芹就是這樣，兼着感懷身世，顧影自憐，寫了一輩子沒寫完，高鹗拿過來給磕磕碰碰續完，其實是學雷鋒做好事，照顧瘾大的王爺貝勒，還不留名。
一開始硬說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結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鏡，一二三四五給列出了鐵證如山。
不過俞平伯畢竟還是持冷靜的文學分析立場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續書，多少人把黛玉從棺材裡拎出來摁着膀子跟寶玉拜了堂，高鹗筆下愣是不給續命靈丹，保證了《紅樓夢》大悲劇的結尾，沒有去媚俗，這點上就不容易。
所以俞平伯也說“續書是失敗的，但是光榮的失敗”，隻是這誇獎聽起來蠻不是味兒。
俞平伯先生是搞學問的，而且性子有些執拗，所以下筆頗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紅樓夢》給抖落一遍。
他的《紅樓夢辨》可以跟胡适的《紅樓夢考證》放在一起看，一個筆走龍蛇，一個溫文爾雅，姿态雖不一樣，但道理倒是說得都透。
俞平伯還有一個好處是他對《紅樓夢》持冷靜态度，他并不把《紅樓夢》提高到一個高山仰止的境界，對于一個文學評論者來說，這樣的冷靜十分必要，後來的周汝昌對《紅樓夢》就缺少這樣的距離，如今周老每年都給曹雪芹過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記不大住，你說他老人家這是鬧的哪門子。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裡就很大張旗鼓地說，《紅樓夢》是部優秀的作品，但并非盡善盡美無可非議，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也并不高。
1923年說這話倒沒什麼，頂多出來一幹人等在後頭拍拍磚頭，但1952年再版的時候，俞老還是隻字不改，結果偉大領袖親自出來拍磚頭了。
《紅樓夢辨》1952年再版的時候改名稱叫做《紅樓夢研究》，内容并沒做多少改動。
隻是沒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兩碼事，1923年有人說俞老您這說的不對、那兒說的不妥，俞老高興了可以說，對對對您說的是！不高興了可以抓起塊石頭來磨刀霍霍向了豬羊。
偏偏1952年，偉大領袖毛澤東左顧右盼覺得都開國好幾年了，思想界裡放眼望去怎麼還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統一思想，五四以來的胡派思想是隻攔路虎，情急之中，機緣巧合，正張着大嘴惦記，蹦出俞平伯這隻“黏豆包”。
很多人都說當年李希凡和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直接掀起了後來的文藝界整風運動。
但李希凡和藍翎那時二十幾歲的樣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這樣的浪頭，他們隻是被人拿起來做了沖鋒槍，還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後頭是誰扣動扳機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藝界在巨手的指引下，開始雜亂無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裡的隻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紅樓夢研究》。
後來毛澤東親自寫了信函，大家才明白過來，噢，真正要批判的原來是“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這才趕緊調整批鬥方向，還好毛主席力挽狂瀾得及時，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腳才千八百隻而已。
而第三員大将，周汝昌，此刻還是個小朋友，也許正在搖頭晃腦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後的。
俞平伯的考證方法跟胡适的一緻，隻是跟文本扣得比較緊，他對曹家曆史興趣不深，卻費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論後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邊讨論一邊生氣，拍着桌子大喊：後四十回絕對不是原著！嗓門兒大的險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說家們地位不高，廟宇之上的人寫小說是解悶兒殺時間，寫完折子請完安，弄個閑情逸緻玩玩也頗風雅；市井之中的人寫小說是指桑罵槐洩私憤，能弄倆小錢兒打個小酒兒不用學孔乙己。
曹雪芹就是這樣，兼着感懷身世，顧影自憐，寫了一輩子沒寫完，高鹗拿過來給磕磕碰碰續完，其實是學雷鋒做好事，照顧瘾大的王爺貝勒，還不留名。
一開始硬說是老曹原著他整理的，結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鏡，一二三四五給列出了鐵證如山。
不過俞平伯畢竟還是持冷靜的文學分析立場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續書，多少人把黛玉從棺材裡拎出來摁着膀子跟寶玉拜了堂，高鹗筆下愣是不給續命靈丹，保證了《紅樓夢》大悲劇的結尾，沒有去媚俗，這點上就不容易。
所以俞平伯也說“續書是失敗的，但是光榮的失敗”，隻是這誇獎聽起來蠻不是味兒。
俞平伯先生是搞學問的，而且性子有些執拗，所以下筆頗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紅樓夢》給抖落一遍。
他的《紅樓夢辨》可以跟胡适的《紅樓夢考證》放在一起看，一個筆走龍蛇，一個溫文爾雅，姿态雖不一樣，但道理倒是說得都透。
俞平伯還有一個好處是他對《紅樓夢》持冷靜态度，他并不把《紅樓夢》提高到一個高山仰止的境界，對于一個文學評論者來說，這樣的冷靜十分必要，後來的周汝昌對《紅樓夢》就缺少這樣的距離，如今周老每年都給曹雪芹過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記不大住，你說他老人家這是鬧的哪門子。
俞平伯在《紅樓夢辨》裡就很大張旗鼓地說，《紅樓夢》是部優秀的作品，但并非盡善盡美無可非議，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也并不高。
1923年說這話倒沒什麼，頂多出來一幹人等在後頭拍拍磚頭，但1952年再版的時候，俞老還是隻字不改，結果偉大領袖親自出來拍磚頭了。
《紅樓夢辨》1952年再版的時候改名稱叫做《紅樓夢研究》，内容并沒做多少改動。
隻是沒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兩碼事，1923年有人說俞老您這說的不對、那兒說的不妥，俞老高興了可以說，對對對您說的是！不高興了可以抓起塊石頭來磨刀霍霍向了豬羊。
偏偏1952年，偉大領袖毛澤東左顧右盼覺得都開國好幾年了，思想界裡放眼望去怎麼還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統一思想，五四以來的胡派思想是隻攔路虎，情急之中，機緣巧合，正張着大嘴惦記，蹦出俞平伯這隻“黏豆包”。
很多人都說當年李希凡和藍翎對俞平伯的批評，直接掀起了後來的文藝界整風運動。
但李希凡和藍翎那時二十幾歲的樣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這樣的浪頭，他們隻是被人拿起來做了沖鋒槍，還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這後頭是誰扣動扳機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藝界在巨手的指引下，開始雜亂無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裡的隻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紅樓夢研究》。
後來毛澤東親自寫了信函，大家才明白過來，噢，真正要批判的原來是“胡适派資産階級唯心論”，這才趕緊調整批鬥方向，還好毛主席力挽狂瀾得及時，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腳才千八百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