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的緣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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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英時先生使用“曹學”一詞究竟是褒是貶，可以姑且勿論，但在理解上，一些以考證見長的紅學家，顯然以為餘先生對研究曹雪芹家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估計不足，所以趙岡才有面粉和面包的比喻。當時國内學術界也醞釀着對紅學考證的不滿，特别對考證雪芹遠祖存在反感，餘英時先生的文章介紹過來後，很得到一些研究者的共鳴。而近年來一直在從事曹雪芹家世研究的馮其庸先生則首當其沖，他不得已著文論辯，寫道：
紅學的内容既如此廣泛，我們就不可能要求一個“紅學”研究者去研究“紅學”的一切，而應該向專門化的方向發展。比如說，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紅樓夢》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紅樓夢》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曹家上世的曆史，如此等等。對于研究中的這種各人的愛好和專長，應該盡量各盡所好，揚長避短，而不要強人所難，不要指責他為什麼老愛研究這個而不愛研究那個。我們可以評論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卻無權規定他隻能研究什麼，不能研究什麼。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49頁、第40頁至5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還說：我認為世界上學問之大，無奇不有，《紅樓夢》本身包羅萬象，它所涉及的面實在太廣泛了，《紅樓夢》所描寫的任何一個側面，都可以使你花費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們切不可抱狹隘的實用主義觀點來對待科學研究事業。偉大的曹雪芹曾經說過：“閨閣中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我覺得研究者也曆曆有人，決不可因為我們自己的局限，而有意無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滅。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49頁、第40頁至5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些話，都是有感而發的，内在情緒溢于言表。文章雖然寫于1981年初，但這些想法是馮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見，他1979年和1980年曾多次談起過。對考證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的說法，馮先生尤其不贊成，他說：“我們不能斷定今後永遠也不會出現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隻要有新的材料出現，我們就要鑒别它的真僞，這就離不開考證。”同上，第51頁至52頁、第47頁。這與趙岡先生的意見可謂不謀而合，而與餘英時先生的觀點是相左的。
當然餘英時先生也不是反對紅學考證，以他的國學根底不至于做出這種簡單論斷；他的意思隻是覺得考證受客觀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發現已經很困難了，按曹學的路子走下去紅學不會有光明前途。我個人是頗同情餘英時先生的觀點的，但現在寫《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這本書，需要我超越于紅學之外來看待紅學的論争，因此對趙岡先生和馮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樣抱有好感。我想探尋的是，他們何以對考證曹雪芹的經曆和家世有如此濃厚的學術興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這就是幾位以考證曹雪芹家世見長的紅學家，不管對曹學的提法持何種态度，都不否認自己研究的是曹學。不僅不否認，後來還理直氣壯地張揚曹學。馮其庸先生說：“我個人認為研究曹雪芹而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并得列于世界學術之林，這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光榮，也是曹雪芹的光榮，我們不應該用諷刺鄙視的眼光來對待‘曹學’這兩個字，不承認它是一門真正的學問。”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51頁至52頁、第47頁。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國際《紅樓夢》研讨會上，甚至說自己是“曹學家”，并提出“内學”和“外學”的概念，認為以作品本身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學”，側重時代背景、家世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學”海炯：《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情況綜述》，《紅學文叢·我讀紅樓夢》第373至37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結果餘英時先生站起來聲明：“曹學這名詞也許是因為我說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對曹學，我很尊重曹學。不過，我個人覺得考證應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們所能發掘到的有關曹家的家世，至少關于曹雪芹本身的，還是很有限。”參見胡文彬、周雷編《紅學世界》第50頁，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對曹學的發展取向怎麼看是另一回事，曹學這個概念的應該存在，看來已成不争之論。
這到底該怎樣理解呢?紅學的種種公案尚且未了，憑空又多了個曹學，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從未見有人叫“施學”；同樣，《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也沒有“羅學”、“吳學”之稱。為什麼研究《紅樓夢》就會有曹學呢?而且一叫就能叫開，說者或許無意，聽者卻受之泰然，直言不諱地供認自己就是“曹學家”，一般《紅樓夢》愛好者也不覺“曹學”兩個字拗口，很快就約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麼呢?須知，參加讨論的都是很有聲望的紅學家，治學态度并無不嚴肅認真之處，絲毫不會有早期“紅學”一詞的戲谑意思。莫非研究《紅樓夢》的人都是“間氣所鐘”，是賈寶玉的同黨，“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萬萬人之下”?
紅學的内容既如此廣泛，我們就不可能要求一個“紅學”研究者去研究“紅學”的一切，而應該向專門化的方向發展。比如說，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曹雪芹本身，有的研究者有興趣研究《紅樓夢》本身，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紅樓夢》的版本，有的研究者又喜歡研究曹家上世的曆史，如此等等。對于研究中的這種各人的愛好和專長，應該盡量各盡所好，揚長避短，而不要強人所難，不要指責他為什麼老愛研究這個而不愛研究那個。我們可以評論研究者的成果，指出他的得失，卻無權規定他隻能研究什麼，不能研究什麼。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49頁、第40頁至5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他接下去還說：我認為世界上學問之大，無奇不有，《紅樓夢》本身包羅萬象，它所涉及的面實在太廣泛了，《紅樓夢》所描寫的任何一個側面，都可以使你花費很大的精力去研究它，所以我們切不可抱狹隘的實用主義觀點來對待科學研究事業。偉大的曹雪芹曾經說過：“閨閣中曆曆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也。”我覺得研究者也曆曆有人，決不可因為我們自己的局限，而有意無意地去限制别人的研究，一并使其泯滅。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49頁、第40頁至50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些話，都是有感而發的，内在情緒溢于言表。文章雖然寫于1981年初，但這些想法是馮先生憋了很久的意見，他1979年和1980年曾多次談起過。對考證工作已經做得差不多了的說法，馮先生尤其不贊成，他說：“我們不能斷定今後永遠也不會出現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任何新材料了，隻要有新的材料出現，我們就要鑒别它的真僞，這就離不開考證。”同上，第51頁至52頁、第47頁。這與趙岡先生的意見可謂不謀而合，而與餘英時先生的觀點是相左的。
當然餘英時先生也不是反對紅學考證，以他的國學根底不至于做出這種簡單論斷；他的意思隻是覺得考證受客觀材料的限制，再有新的發現已經很困難了，按曹學的路子走下去紅學不會有光明前途。我個人是頗同情餘英時先生的觀點的，但現在寫《紅樓夢與百年中國》這本書，需要我超越于紅學之外來看待紅學的論争，因此對趙岡先生和馮其庸先生的看法同樣抱有好感。我想探尋的是，他們何以對考證曹雪芹的經曆和家世有如此濃厚的學術興趣。
有一件事很值得深思。這就是幾位以考證曹雪芹家世見長的紅學家，不管對曹學的提法持何種态度，都不否認自己研究的是曹學。不僅不否認，後來還理直氣壯地張揚曹學。馮其庸先生說：“我個人認為研究曹雪芹而成為一門專門學問，并得列于世界學術之林，這是我們偉大祖國的光榮，也是曹雪芹的光榮，我們不應該用諷刺鄙視的眼光來對待‘曹學’這兩個字，不承認它是一門真正的學問。”馮其庸：《關于當前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夢邊集》第51頁至52頁、第47頁。周汝昌先生在威斯康辛國際《紅樓夢》研讨會上，甚至說自己是“曹學家”，并提出“内學”和“外學”的概念，認為以作品本身為主的研究可以叫“内學”，側重時代背景、家世曆史的研究可以叫“外學”海炯：《首屆國際紅樓夢研讨會情況綜述》，《紅學文叢·我讀紅樓夢》第373至374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結果餘英時先生站起來聲明：“曹學這名詞也許是因為我說的，但是我并不是反對曹學，我很尊重曹學。不過，我個人覺得考證應受材料的限制，今天我們所能發掘到的有關曹家的家世，至少關于曹雪芹本身的，還是很有限。”參見胡文彬、周雷編《紅學世界》第50頁，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對曹學的發展取向怎麼看是另一回事，曹學這個概念的應該存在，看來已成不争之論。
這到底該怎樣理解呢?紅學的種種公案尚且未了，憑空又多了個曹學，研究《水浒》的人，自然也研究作者施耐庵，但從未見有人叫“施學”；同樣，《三國演義》和《西遊記》也沒有“羅學”、“吳學”之稱。為什麼研究《紅樓夢》就會有曹學呢?而且一叫就能叫開，說者或許無意，聽者卻受之泰然，直言不諱地供認自己就是“曹學家”，一般《紅樓夢》愛好者也不覺“曹學”兩個字拗口，很快就約定俗成了。就中道理究竟是什麼呢?須知，參加讨論的都是很有聲望的紅學家，治學态度并無不嚴肅認真之處，絲毫不會有早期“紅學”一詞的戲谑意思。莫非研究《紅樓夢》的人都是“間氣所鐘”，是賈寶玉的同黨，“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萬萬人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