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學的緣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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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因此小說《紅樓夢》自然是紅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否則紅學的“紅”字就落空了。研究曹雪芹，歸根結底也是為了更準确、更深刻、更豐富地理解《紅樓夢》。這是文學研究的一般程序，不獨《紅樓夢》如此。但是，紅學還是有其特殊性。長期以來，許多有名望的紅學家把主要精力投放到對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上了，在這方面所做的努力遠遠超過研究作品本身，所以才有曹學之稱。
最早提出曹學這個概念的是餘英時教授。他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寫道：
胡适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這個新“典範”，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叙傳。而其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則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胡适的自傳說的新“典範”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餘波至今未息。這個新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極。在《新證》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曆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兩章尤其具體地說明了新紅學的最後趨向。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②見餘英時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8頁、第16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增訂版。《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4年第二期，屬稿時間還要早些，這之前紅學書刊中未見曹學的說法，故曹學一詞實系餘英時先生首創。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處又說：
本來材料是任何學問的必要條件，無人能加以忽視。但相對于研究題旨而言，材料的價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間有主客、輕重之别。就考證派紅學而論，對材料的處理就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試看《紅樓夢新證》中“史料編年”一章，功力不可謂不深，搜羅也不可謂不富，可是到底有幾條資料直接涉及了《紅樓夢》旨趣的本身呢?這正是我所謂曹學代替了紅學的顯例。②
餘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主要是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目的是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口，從行文語意看，似乎并沒有想從理論上對紅學的研究對象加以界說。曹學的提出帶有偶然的性質，是檢讨考證派紅學的利弊得失逼出來的邏輯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卻在紅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導緻一場有好幾位著名紅學家參加的關于紅學的對象和範圍的争論。前面談到的《文藝報》1984年接連發表應必誠、周汝昌、趙齊平的論辯文章，實際上也是這一場争論的繼續。
國内讀到餘英時先生的文章比較晚，率先起而辯難的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趙岡教授。趙岡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紅樓夢》考證專家，他的辯難文章雖然主要針對的是餘英時先生的“兩個世界”論，但忍隐着對“曹學”一詞的很大不滿。他說：“英時兄說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他并且認為這樣做所付的代價很大，最大的代價之一便是模糊了《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界限。‘盛衰論’的紅學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語隐’，這種舍從攻主，去假存真的還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這兩個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變得模糊一點。但這樣做是得是失，現在下結論還略嫌太早一點。這要看基本假設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面粉當然是錯了。”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兩個世界》，載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沒有就“曹學”的提法正确與否進行辯駁，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贊成餘英時先生“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的觀點。
最早提出曹學這個概念的是餘英時教授。他在《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文中寫道：
胡适可以說是紅學史上一個新“典範”的建立者。這個新“典範”，簡單地說，便是以《紅樓夢》為曹雪芹的自叙傳。而其具體解決難題的途徑則是從考證曹雪芹的身世來說明《紅樓夢》的主題和情節。胡适的自傳說的新“典範”支配了《紅樓夢》研究達半個世紀之久，而且餘波至今未息。這個新紅學的傳統至周汝昌的《紅樓夢新證》(一九五三年)的出版而登峰造極。在《新證》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周汝昌是把曆史上的曹家和《紅樓夢》小說中的賈家完全地等同起來了。其中“人物考”和“雪芹生卒與紅樓年表”兩章尤其具體地說明了新紅學的最後趨向。換句話說，考證派紅學實質上已蛻變為曹學了。②見餘英時著《紅樓夢的兩個世界》第8頁、第16頁，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1年增訂版。《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最初刊于《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4年第二期，屬稿時間還要早些，這之前紅學書刊中未見曹學的說法，故曹學一詞實系餘英時先生首創。
同一篇文章的另一處又說：
本來材料是任何學問的必要條件，無人能加以忽視。但相對于研究題旨而言，材料的價值并不是平等的。其間有主客、輕重之别。就考證派紅學而論，對材料的處理就常常有反客為主或輕重倒置的情況。試看《紅樓夢新證》中“史料編年”一章，功力不可謂不深，搜羅也不可謂不富，可是到底有幾條資料直接涉及了《紅樓夢》旨趣的本身呢?這正是我所謂曹學代替了紅學的顯例。②
餘英時先生的《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主要是從學術史的角度探讨近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目的是尋找紅學研究的突破口，從行文語意看，似乎并沒有想從理論上對紅學的研究對象加以界說。曹學的提出帶有偶然的性質，是檢讨考證派紅學的利弊得失逼出來的邏輯概念。可是，他的文章卻在紅學界掀起了軒然大波，導緻一場有好幾位著名紅學家參加的關于紅學的對象和範圍的争論。前面談到的《文藝報》1984年接連發表應必誠、周汝昌、趙齊平的論辯文章，實際上也是這一場争論的繼續。
國内讀到餘英時先生的文章比較晚，率先起而辯難的是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的趙岡教授。趙岡先生是海外成就很突出的《紅樓夢》考證專家，他的辯難文章雖然主要針對的是餘英時先生的“兩個世界”論，但忍隐着對“曹學”一詞的很大不滿。他說：“英時兄說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是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的學問。他并且認為這樣做所付的代價很大，最大的代價之一便是模糊了《紅樓夢》中兩個世界的界限。‘盛衰論’的紅學家是想弄得‘真事存，假語隐’，這種舍從攻主，去假存真的還原工作，不可避免要使這兩個世界的界限在短期内變得模糊一點。但這樣做是得是失，現在下結論還略嫌太早一點。這要看基本假設如何而定。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研究面粉是有用的；如果面包是空氣做的，研究面粉當然是錯了。”趙岡：《“假作真時真亦假”——的兩個世界》，載香港《明報月刊》1976年6月号。字面上沒有就“曹學”的提法正确與否進行辯駁，态度和意向是明确的，即不贊成餘英時先生“半個世紀以來的‘紅學’其實是‘曹學’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