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與中國文藝學(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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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鄉,花柳繁華地”,到“寂寞西郊人到罕”;原來是朝廷的寵兒,現在是“壞了事”的罪犯的後裔。

    這種“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的生活巨變,這種堪稱“大閱曆、大悲歡”的人生經曆,這種“翻過筋鬥”的社會閱曆,是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直接契機。

     大作家是需要有大閱曆的,沒有大閱曆絕成不了大作家。

    曹雪芹的生活經曆和人生閱曆在中外文學史上有代表性。

    中國過去講究窮愁著書,認為文窮而後工,不是沒有道理。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

    《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

    ”史遷這段名言,經常為人所稱引,其實後面接下去還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

    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明确提出著書舒憤的觀點。

    司馬遷身受腐刑而撰寫《史記》,就是實踐他的主張。

    作為參證,恩格斯也講過“義憤出詩人”的話。

    曹雪芹寫作《紅樓夢》,就是窮愁著書、發憤著書的典型,研究曹雪芹可以啟發我們了解世界上一些偉大作品産生的一般過程。

     最後,我想強調《紅樓夢》是中國文學和中國文化的成熟形态,這一點,對認識紅學的學科價值有關鍵意義。

    研究對象的内部結構是成熟形态還是不成熟形态,直接關系一門科學的理論建設。

    馬克思研究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從解剖資本主義社會開始,就因為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到十九世紀的最成熟的社會形态。

    馬克思說:“資産階級社會是曆史上最發達的和最複雜的生産組織。

    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範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産關系。

    資産階級社會借這些社會形式的殘片和因素建立起來,其中一部分是還未克服的遺物,繼續在這裡存留着,一部分原來隻是征兆的東西,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等等。

    人體解剖對于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

    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征兆,反而隻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

    因此,資産階級經濟為古代經濟等等提供了鑰匙。

    ”馬克思:《導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25頁至726頁。

    《紅樓夢》自然不同于《資本論》,我引用馬克思的話帶有一定的比喻性質,但馬克思概括的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論的意義。

     《紅樓夢》是古典文學的總彙,是中國小說發展的最高峰,古代文學中某些“隻是征兆的東西”到《紅樓夢》裡“發展到具有充分意義”,這方面的例證是很多的,比如語言的藝術和寫人物的藝術等等。

    因此,研究《紅樓夢》猶如解剖高等動物,可以為理解整個中國古典文學提供一把鑰匙。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紅學是一個有一定典範意義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