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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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原稿一樣。

    成書過程的種種複雜性,留下一個又一個未解之謎,給研究者帶來困難,也增加了研究者的興趣。

    紅學之成為紅學,與《紅樓夢》成書的複雜性有直接關系。

     《紅樓夢》不過是一部作品,就對象來說,是一個比較狹小的領域,但由于内容無限豐富,為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研究天地。

    能夠以一書名學,歸根結底還是由作品本身的特點決定的。

    就是說,書裡面必須有可以不斷進行深入研究的素材、資料和問題,這是最主要的,舍此則其他理由便無以立足。

     其次,考據學引入《紅樓夢》研究,是使紅學成為一門專門學問的重要因由。

    考據是中國古代的學術傳統,發源甚早,漢代就有了,唐、宋也沒有中斷,明代漸具規模,隻不過成熟、發展為一種完善的學術研究的方法,并形成各種學術流派,是在清代的乾嘉時期。

    皮錫瑞在《經學曆史》中寫道:“乾隆以後,許鄭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匙。

    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

    ”皮錫瑞:《經學曆史》第341頁,中華書局1959年版。

    專門漢學直接承繼明末清初的實學而來,但與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提倡的實學有很大不同。

    實學是與經世緻用相聯系的;漢學則主要是考據學,重實證,不空談義理,是其主要特征。

    當時專門漢學有吳派和皖派,前者以吳縣惠棟為代表,後者以安徽戴震為代表。

    惠、戴之外,王鳴盛、錢大昕、汪中、劉台拱、江藩、餘蕭客、任大椿、盧文招、孔廣森、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阮元等,都是名重一時的考據大師,競相著書立說,蔚為風氣。

    錢大昕總結戴震的為學特點是:“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诂,由訓诂以尋義理,實事求是,不偏主一家。

    ”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潛研堂集》第71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阮元也說:“餘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

    ”阮元:《揅經室集自序》,中華書局校點本《揅經室集》卷首,1993年版,上冊。

    直接标出實事求是四字,可反映清儒的一般旨趣。

    戴震結合自己的治學經驗,提出經學有“三難”,即“淹博難、識斷難、精審難”《與是仲明論學書》(癸酉),《戴震集》第18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湯志鈞校點。

    ,如若獲得十分正确的見解,必須做到“征之古而靡不條貫,合諸道而不留餘議,巨細畢究,本末兼察”④《與姚孝廉姬傳書》(乙亥),《戴震集》第185頁。

    ,反對“依于傳聞以拟其是,擇于衆說以裁其優,出于空言以定其論,據以孤證以信其通”④。

    要求是很嚴格的,難怪清儒在古書辨僞、名物訓诂方面取得超越前代的成就,甚至在某些點上也将後無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