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書以名學的緣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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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據學在清代達到全盛,和康熙、雍正、乾隆統治時期在大興文字獄的同時,通過設博學鴻詞、開四庫館牢籠知識分子的文化政策有關,學者們沉潛古義,以處為出,既有益于學術,又可以自保。

    如章太炎所說:“近世為樸學者,其善三:明徵定保,遠于欺詐;先難後得,遠于徼幸;習勞思善,遠于媮惰。

    故其學不應世尚,多悃愊寡尤之士也。

    ”《檢論》卷四:《學隐》,《章太炎全集》(三)第48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但另一方面,以考據為其特征的清代漢學,又是直承宋明理學和晚明的蹈空之心學末流而來,雖然是以反叛的形式出現的,卻是中國學術發展之必然。

    早在明朝的嘉、萬年間,陳第撰《毛詩古音考》,便一反宋儒作風,提出“本證”、“旁證”的原則。

    參看謝國桢:《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這之前,楊慎著《丹鉛總錄》及《升庵内外集》,也以考證事物見長,随後又有陳耀文的《正楊》、《翼楊》等書,繼續加以辨證,開了考證學的先河參看謝國桢:《明末清初的學風》第41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至顧炎武則進一步發揮之,所謂“亭林之學,成于責實”(包世臣語),終于為專門漢學的興起準備下堅實的地基。

    隻是到了後來,繁瑣日甚,始于考據,止于考據,完全丢棄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倡導的經世緻用的傳統,把考據和義理對立起來,這已是漢學的末流了。

    同時代人章學誠已發為抗議,批評當時的風氣“徵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桑蠶食葉而不能抽絲”《章氏遺書》卷九:《與汪龍莊書》第82頁,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

    顯然單純的漢學已不能滿足我國學術發展的需要。

    回過頭來看,還是戴震和章學誠的态度和方法比較允當,既糾正了宋明儒末流的鑿空之弊,又避免走向考證就是一切的極端,将義理、考據、詞章結合起來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披露,戴震開始認為:“天下有義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

    ”後來又說:“義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也。

    ”這一轉變,說明戴氏學術思想是義理、考核、文章三者并重,而尤突出義理的地位。

    見《戴震集》附錄三,第486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

    ,兼顧并用,實為中國學術的優秀傳統,今天仍值得弘揚。

     章炳麟把清儒治學原則歸納為六點:一、審名實;二、重佐證;三、戒妄牽;四、守凡例;五、斷情感;六、汰華辭。

    《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說林下》。

    這六點既是考據的原則,又是考據的方法,對學術研究具有普遍意義。

    廣義地說,文史各學科均離不開考證,并不是隻有研究《紅樓夢》才需要。

    那末,為什麼還要說紅學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