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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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席。
而且，這些進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間派的各政一黨一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因為，與1930年相比，社會一黨一和共一産一黨一的席位加在一起實際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這時成為全國第一大政一黨一的首腦。
在與興登堡總統的談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權。
"你提出這一要求是什麼意思呢？"興登堡問道。
希特勒回答說："我就是要求得到與墨索裡尼在進軍羅馬後所行使的同樣的權力。
"興登堡拒絕了，對這個他所稱呼為"波希米亞下士"的人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議會制政體這時已行不通．既然納粹一黨一人和共一産一黨一人都不會加入聯合政一府，這個政一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舉行另一次選舉，企圖打破這一僵局。
這歡，納粹一黨一人丢失了200萬張選票和在國民議會中的34個席位，使他們的議員人數減少到196人。
雖然他們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政一黨一，但他們不再能假裝成未來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的确，納粹一黨一領一導一人突然感到恐慌。
希特勒的副手約瑟夫·戈培爾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整個組織極為消沉。
缺少資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
元首在旅館的房間裡來來回回踱了好幾個小時。
顯然，他是在苦思冥想。
……突然，他停了下來，說道：'如果一黨一一旦崩潰，我就立即開槍自一殺。
'可怕的威脅，極端的沮喪。
" 不到兩個月後，這位想要自一殺的人成了德國的總理。
這一驚人轉變的一個原因在于德國工商企業界領一導一人這時給了納粹一黨一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為他們擔心，如果納粹一黨一崩潰，這幾百萬張選票可能轉到左派手中。
1月4日，希特勒會見了科隆的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從那時起，戈培爾所抱怨的"缺乏資金"已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另一原因在于當時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一陰一謀詭計的泥淖。
興登堡這時已年老體衰，每天隻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幾個小時。
他被說服解除了巴本的職務，任命庫特·馮·施萊謝爾來接替巴本；施萊謝爾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萊謝爾決定試用蠱惑人心的方法。
他取消了巴本對工資和救濟的削減，恢複了分割東普魯斯地産的計劃，并通過政一府制定的農業法規着手調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潤。
地主和商人都滿腔仇恨地指責他，并把興登堡拉了過去。
施萊謝爾很易受到傷害，其原因與布呂甯和巴本先前易受傷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國會中組成多數。
1933年1月28日，施萊謝爾被迫辭職，兩天後，希特勒成為一個由民族一黨一人和納粹一黨一人組成的聯合内閣的總理。
6個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據他關于種族和領導權的思想，将整個德國組織起來。
3月5日，繼前所未有的宣傳和恐怖主義運動之後，一個新的國民議會選舉産生了。
納粹一黨一人得到了288席和550萬張選票，但它們仍然隻占總票數的44%。
當議員們聚會時，希特勒宣布共一産一黨一人的席位無效，然後，與天主教中央一黨一做成一筆交易，由後者給予他足夠的票數，于1933年3月23日通過《授權法》。
《授權法》給了他長達4年的以法令進行統治的權力。
但到1933年夏時，他已在實際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國人生活中所有獨立的成分——工會、學校、教會、政一黨一、交流媒介、司法系統和聯邦各州。
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爾就在日記中寫道："現在，元首的權力在内閣中完全占支配地位。
将不再有投票。
元首個人決定一切。
所有這一切的取得比我們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 希特勒就這樣成為德國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斷自誇的那樣，是通過法律上的合法手段當上德國主人的。
大蕭條使他的勝利成為可能，不過，這決不是不能避免的；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結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種既得利益集一團一提一供的援助和他的對手們的缺乏遠見——他們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為反對派聯合起來。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時候，使希特勒能把總統和總理的職權合為一體，由他一人掌握。
第二個月，納粹一黨一代表大會在紐倫堡召開，希特勒宣布："德國今後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 國際影響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在将1932年的國際形勢與洛迹諾時代的國際形勢作比較後說道： 我察看了當今的世界，并将現在的情況與那時的情況作了對比，我不得不承認，由于某種原因，由于某種難以确切指出的東西，世界近兩年正在倒退。
各國相互之間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進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穩定的和平邁進，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懼和威脅的态度。
張伯倫所不能确定的"某種東西"就是大蕭條及其各種國際影響和國内影響。
洛迦諾時代的各種國際協定，尤其是關于賠款和戰争債務的國際協定，已無法實行。
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各國政一府由于被不斷衰退的經濟和日益嚴重的失業準到崩潰的邊緣，已不能履行幾年前所作的承諾。
1931年7月，在胡佛總統的倡議下，各強國同意延緩償付所有政一府間的債務。
這種延緩償付表明，在協約國間的種種債務和賠款之間實際上存在着一種密切的聯系，盡避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這種聯系。
第二年夏天，在洛桑會議上，各強國雖然不是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完全取消了德國的戰争賠款。
同時，結束了對美國的戰争債務的支付，雖然在以後幾年中作過幾次象征一性一的支付。
因此，賠款和戰争債務這一棘手的老問題終于被大蕭條釋放出來的經濟風暴掃除了。
經濟風暴的另一影響是使地方一性一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到妨害國際關系的程度。
在總崩潰的大潮流中，各國的自衛措施都采取了諸如較高的關稅、更嚴格的進口限額、結算協定、貨币管制條例和雙邊貿易協定之類的形式。
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國間的經濟摩一擦和政治上的緊張關系。
為轉變這一趨勢人們做了各種嘗試，但都沒有成功。
1933年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一次使人驚恐的大失敗，"經濟上的獨立"即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逐漸成為通常公認的民族目标。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為裁減軍備所作的種種嘗試逐漸停止，讓位于各種大規模地重整軍備的計劃。
始于1932年8月的裁軍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2O個月，但與經濟會議一樣沒有成效。
随着20世紀30年代的漸漸逝去，各國都将越來越多的力量用來重整軍備。
事實證明，這一趨勢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軍一火制造不僅提一供了想象中的安全，還提一供了就業機會。
例如，美國的失業人數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時才大大減少。
同樣，希特勒因實行龐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才迅速解決了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國家擺脫經濟蕭條，是因為他在其國家的備戰方面做得最徹底。
此外，大蕭條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和伴随而來的失業給人們以極大的傷害，因此，各地民衆都歡迎新的工作，哪怕是軍工廠裡的工作。
很可能沒有一項措施能象給絕望的失業者以工作的大規模的重整軍備一樣，使希特勒為其人民所一愛一戴。
這時正在積聚起來的武器裝備必然遲早會得到使用，但使用它們還需要有某種理由；"生存空間"便是最明顯的理由。
這是希特勒新創的術語，意大利的墨索裡尼和日本的軍事領一導一人也使用了與此類似的說法和論點。
按照這一學說，失業和普遍存在的苦難是由生存空間的缺乏引起的。
少數幾個幸運的國家奪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煙稀少的海外領土，使其他國家沒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
明顯的出路是擴張，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以糾正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為。
這就是所謂的"窮"國反對"富"國時所使用的論點。
大蕭條除破壞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外，還同樣地、不偏不倚地破壞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由這一事實看來，上述論斷顯然是似是而非的。
不過，生存空間的思想起了使"窮"國的人民一團一結起來、去支持各自政一府的擴張主義政策的作用。
它還為那種公開宣布其目的是為窮人提一供食物、為失業者提一供工作的侵略提一供了表面上看來合乎道義的正當理由。
實際上，即使在"富"國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這些理論解釋，為随之而來的侵略進行辯護。
甚至連一些不願輕信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時候也不得不因國内的緊迫問題而對侵略行徑視而不見。
20世紀30年代中，公然違犯《國聯盟約》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西方領一導一人首先須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壓倒一切的國内問題。
引起張伯倫于1932年所說的"猜疑"、"恐懼"和"倒退"的各種勢力的結合就是這樣。
在随後幾年中，這些勢力完全破壞了已于20年代達成的和解，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最終導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而且，這些進展是在使右派和中間派的各政一黨一受損害的情況下取得的，因為，與1930年相比，社會一黨一和共一産一黨一的席位加在一起實際上增加了2席。
希特勒這時成為全國第一大政一黨一的首腦。
在與興登堡總統的談判中，他要求完全的行政權。
"你提出這一要求是什麼意思呢？"興登堡問道。
希特勒回答說："我就是要求得到與墨索裡尼在進軍羅馬後所行使的同樣的權力。
"興登堡拒絕了，對這個他所稱呼為"波希米亞下士"的人沒有留下深刻印象。
但是，議會制政體這時已行不通．既然納粹一黨一人和共一産一黨一人都不會加入聯合政一府，這個政一府就不可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
1932年11月，巴本又舉行另一次選舉，企圖打破這一僵局。
這歡，納粹一黨一人丢失了200萬張選票和在國民議會中的34個席位，使他們的議員人數減少到196人。
雖然他們仍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政一黨一，但他們不再能假裝成未來的不可抗拒的潮流。
的确，納粹一黨一領一導一人突然感到恐慌。
希特勒的副手約瑟夫·戈培爾在1932年12月8日的日記中寫道："整個組織極為消沉。
缺少資金不可能使事情做得很好。
元首在旅館的房間裡來來回回踱了好幾個小時。
顯然，他是在苦思冥想。
……突然，他停了下來，說道：'如果一黨一一旦崩潰，我就立即開槍自一殺。
'可怕的威脅，極端的沮喪。
" 不到兩個月後，這位想要自一殺的人成了德國的總理。
這一驚人轉變的一個原因在于德國工商企業界領一導一人這時給了納粹一黨一以大量的财政援助，因為他們擔心，如果納粹一黨一崩潰，這幾百萬張選票可能轉到左派手中。
1月4日，希特勒會見了科隆的銀行家庫特·馮·施羅德，從那時起，戈培爾所抱怨的"缺乏資金"已不再成為一個問題。
另一原因在于當時柏林的政治被人看作是一陰一謀詭計的泥淖。
興登堡這時已年老體衰，每天隻能神志清醒地工作幾個小時。
他被說服解除了巴本的職務，任命庫特·馮·施萊謝爾來接替巴本；施萊謝爾甚至比他的前任更狡猾。
施萊謝爾決定試用蠱惑人心的方法。
他取消了巴本對工資和救濟的削減，恢複了分割東普魯斯地産的計劃，并通過政一府制定的農業法規着手調查地主所得的非法利潤。
地主和商人都滿腔仇恨地指責他，并把興登堡拉了過去。
施萊謝爾很易受到傷害，其原因與布呂甯和巴本先前易受傷害的原因相同：不能在國會中組成多數。
1933年1月28日，施萊謝爾被迫辭職，兩天後，希特勒成為一個由民族一黨一人和納粹一黨一人組成的聯合内閣的總理。
6個月内，希特勒就已根據他關于種族和領導權的思想，将整個德國組織起來。
3月5日，繼前所未有的宣傳和恐怖主義運動之後，一個新的國民議會選舉産生了。
納粹一黨一人得到了288席和550萬張選票，但它們仍然隻占總票數的44%。
當議員們聚會時，希特勒宣布共一産一黨一人的席位無效，然後，與天主教中央一黨一做成一筆交易，由後者給予他足夠的票數，于1933年3月23日通過《授權法》。
《授權法》給了他長達4年的以法令進行統治的權力。
但到1933年夏時，他已在實際上消除或控制了德國人生活中所有獨立的成分——工會、學校、教會、政一黨一、交流媒介、司法系統和聯邦各州。
早在1933年4月22日，戈培爾就在日記中寫道："現在，元首的權力在内閣中完全占支配地位。
将不再有投票。
元首個人決定一切。
所有這一切的取得比我們所敢期望的要快得多。
" 希特勒就這樣成為德國的主人，而且正如他不斷自誇的那樣，是通過法律上的合法手段當上德國主人的。
大蕭條使他的勝利成為可能，不過，這決不是不能避免的；這種可能轉變為現實是由于其他因素的結合，其中，包括希特勒本人的才能、各種既得利益集一團一提一供的援助和他的對手們的缺乏遠見——他們低估了希特勒，未能作為反對派聯合起來。
1934年8月2日，興登堡去世了，他死得正是時候，使希特勒能把總統和總理的職權合為一體，由他一人掌握。
第二個月，納粹一黨一代表大會在紐倫堡召開，希特勒宣布："德國今後一千年的生活方式已被清楚地确定。
" 國際影響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爵士在将1932年的國際形勢與洛迹諾時代的國際形勢作比較後說道： 我察看了當今的世界，并将現在的情況與那時的情況作了對比，我不得不承認，由于某種原因，由于某種難以确切指出的東西，世界近兩年正在倒退。
各國相互之間不是更加接近，不是在增進友好的程度，不是在向穩定的和平邁進，而是又采取危及世界和平的猜疑、恐懼和威脅的态度。
張伯倫所不能确定的"某種東西"就是大蕭條及其各種國際影響和國内影響。
洛迦諾時代的各種國際協定，尤其是關于賠款和戰争債務的國際協定，已無法實行。
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各國政一府由于被不斷衰退的經濟和日益嚴重的失業準到崩潰的邊緣，已不能履行幾年前所作的承諾。
1931年7月，在胡佛總統的倡議下，各強國同意延緩償付所有政一府間的債務。
這種延緩償付表明，在協約國間的種種債務和賠款之間實際上存在着一種密切的聯系，盡避胡佛一再重申不存在這種聯系。
第二年夏天，在洛桑會議上，各強國雖然不是在理論上但在事實上完全取消了德國的戰争賠款。
同時，結束了對美國的戰争債務的支付，雖然在以後幾年中作過幾次象征一性一的支付。
因此，賠款和戰争債務這一棘手的老問題終于被大蕭條釋放出來的經濟風暴掃除了。
經濟風暴的另一影響是使地方一性一的經濟民族主義發展到妨害國際關系的程度。
在總崩潰的大潮流中，各國的自衛措施都采取了諸如較高的關稅、更嚴格的進口限額、結算協定、貨币管制條例和雙邊貿易協定之類的形式。
這些措施必然引起各國間的經濟摩一擦和政治上的緊張關系。
為轉變這一趨勢人們做了各種嘗試，但都沒有成功。
1933年在倫敦召開的世界經濟會議就是一次使人驚恐的大失敗，"經濟上的獨立"即經濟上的自給自足逐漸成為通常公認的民族目标。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為裁減軍備所作的種種嘗試逐漸停止，讓位于各種大規模地重整軍備的計劃。
始于1932年8月的裁軍會議斷斷續續地開了2O個月，但與經濟會議一樣沒有成效。
随着20世紀30年代的漸漸逝去，各國都将越來越多的力量用來重整軍備。
事實證明，這一趨勢是不可能停止的，因為軍一火制造不僅提一供了想象中的安全，還提一供了就業機會。
例如，美國的失業人數直到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開始重整軍備時才大大減少。
同樣，希特勒因實行龐大的重整軍備的計劃，才迅速解決了他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失業問題。
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希特勒之所以能最成功地使其國家擺脫經濟蕭條，是因為他在其國家的備戰方面做得最徹底。
此外，大蕭條對社會造成的破壞和伴随而來的失業給人們以極大的傷害，因此，各地民衆都歡迎新的工作，哪怕是軍工廠裡的工作。
很可能沒有一項措施能象給絕望的失業者以工作的大規模的重整軍備一樣，使希特勒為其人民所一愛一戴。
這時正在積聚起來的武器裝備必然遲早會得到使用，但使用它們還需要有某種理由；"生存空間"便是最明顯的理由。
這是希特勒新創的術語，意大利的墨索裡尼和日本的軍事領一導一人也使用了與此類似的說法和論點。
按照這一學說，失業和普遍存在的苦難是由生存空間的缺乏引起的。
少數幾個幸運的國家奪取了所有的殖民地和人煙稀少的海外領土，使其他國家沒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所必需的自然資源。
明顯的出路是擴張，必要時可使用武力，以糾正過去所遭受的不公正行為。
這就是所謂的"窮"國反對"富"國時所使用的論點。
大蕭條除破壞了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外，還同樣地、不偏不倚地破壞了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由這一事實看來，上述論斷顯然是似是而非的。
不過，生存空間的思想起了使"窮"國的人民一團一結起來、去支持各自政一府的擴張主義政策的作用。
它還為那種公開宣布其目的是為窮人提一供食物、為失業者提一供工作的侵略提一供了表面上看來合乎道義的正當理由。
實際上，即使在"富"國中，也有某些人接受了這些理論解釋，為随之而來的侵略進行辯護。
甚至連一些不願輕信這些似是而非的推理的西方政治家有時候也不得不因國内的緊迫問題而對侵略行徑視而不見。
20世紀30年代中，公然違犯《國聯盟約》的做法之所以能一再取得成功，一定程度上就是因為西方領一導一人首先須予以往意的是那些壓倒一切的國内問題。
引起張伯倫于1932年所說的"猜疑"、"恐懼"和"倒退"的各種勢力的結合就是這樣。
在随後幾年中，這些勢力完全破壞了已于20年代達成的和解，促成了一個又一個危機，最終導緻了第二次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