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時期的荊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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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
甯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規之，不可指操（指曹操）。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一破祖軍，鼓得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見《三國志。
吳書。
甘甯傳》） 赤壁之戰後，周瑜曾向孫權獻計道：“今曹操新折釁，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将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指奮威将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将軍據襄陽以據操，北方可圖也。
”（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
呂蒙在接任魯肅之職後，也曾秘密向孫權獻計道：“令征虜（指征虜将軍孫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将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見《三國志。
吳書。
呂蒙傳》。
有人說如果不是關羽盡提大軍，北攻襄陽，孫權完全可能會攻打徐州。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孫吳在處理徐州問題時的重視程度，遠沒有他們在荊州問題的重視程度為高。
孫權曾經詢問過呂蒙是否應該攻取徐州，呂蒙當時就明确地指出：“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
然地勢陸通，骁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争，雖以七八萬人守之，鋒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
”）見（《呂蒙傳》）。
呂蒙的意思很明确：“如今曹操遠在可北，又消滅了袁紹的殘餘勢力，下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無暇東顧徐州。
顧裡的守備當然不堪一擊，進攻那裡自然容易得手。
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暢，無險可依，對曹操的鐵騎來說正是他們的用武之地。
就算今天我們取得了徐州，曹操沒過幾天就又會前來争奪，即使我們用七、八萬人去防守，仍不會感到高枕無憂。
不如西取關羽，完全據有長江，就可以大張我國國勢。
“孫權要聽過呂蒙的建議後，認為呂蒙講得是最有道理的。
所以才會同意不惜破盟的代價，奪取荊州。
讓我們再來看看劉備的軍師諸葛亮對待荊州是怎樣看的。
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是這樣講的。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将軍，将軍豈無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目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将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見《三國志。
蜀書。
諸葛亮傳》） 諸葛亮的“隆中對”确實是我國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妙策論。
它的預見性、科學性、系統性、策略性、思想性無不閃耀着耀眼的光芒。
（我有時甚至認為它和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具有同樣的學術地位）。
但是在其中卻存有一個緻命的缺陷。
那就是“跨有荊、益”和“東和孫權”同時存在。
我們從孫吳的立國方針就可以看出東吳對荊州志在必得的決心，而且在赤壁之戰時，孫權手下最主要的謀士張昭就說：“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曹操者，長江也。
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有之矣，勢不可敵。
”（見《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這雖然是張昭害怕曹操之言，但也說明如果誰得到荊州，誰就能在對東吳的戰鬥中取得優勢。
孫權怎麼能允許讓劉備一直站在自己的上遊，威脅着自己呢？ 而且當時劉備的副軍師龐統就曾經提醒過劉備。
他說：“荊州茺殘，人物殚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
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
“”見《三國志。
蜀書。
龐統傳》）龐統認為荊州是曹、孫、劉三家矛盾的焦點，是危險之地，因而在規劃總方針時從不提及荊州，甚至連荊州在經濟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
可惜劉備沒有采納龐統當時的意見。
事實也正如龐統所言，關羽因荊州而全軍覆沒，而東出意欲報仇的劉備也在彜陵一戰中被打得铩羽而歸、片甲不留。
當然如果僅從魏、蜀兩國鬥争角度來看，諸葛亮兩路夾擊中原的戰略部署無疑是非常高明的，但兩路夾擊中原所牽扯的不僅僅是蜀、魏兩方，還必須把吳國牽扯進去。
要兩路出擊，就必須占有荊州，而占有荊州必然會與東吳的立國方針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
隻要蜀漢據有荊州一天，聯合孫吳就是一句空話。
而“東和孫權”又是“隆中對”整個戰略方針中不可或缺的外交策略。
因此諸葛亮的“隆中對”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我個人認為：如果孫吳占有荊州、揚州、交州；蜀漢占有益州、漢中、司隸雍州、涼州；而曹魏占有中原徐州、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并州、幽州以及遼東，這樣才是真正的三國均勢。
甯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
至尊當早規之，不可指操（指曹操）。
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一破祖軍，鼓得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
”（見《三國志。
吳書。
甘甯傳》） 赤壁之戰後，周瑜曾向孫權獻計道：“今曹操新折釁，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将軍連兵相事也。
乞與奮威（指奮威将軍孫瑜）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
瑜還與将軍據襄陽以據操，北方可圖也。
”（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
呂蒙在接任魯肅之職後，也曾秘密向孫權獻計道：“令征虜（指征虜将軍孫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将遊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于操，何賴于羽？”（見《三國志。
吳書。
呂蒙傳》。
有人說如果不是關羽盡提大軍，北攻襄陽，孫權完全可能會攻打徐州。
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比較，我們就會發現孫吳在處理徐州問題時的重視程度，遠沒有他們在荊州問題的重視程度為高。
孫權曾經詢問過呂蒙是否應該攻取徐州，呂蒙當時就明确地指出：“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
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
然地勢陸通，骁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争，雖以七八萬人守之，鋒當懷憂。
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
”）見（《呂蒙傳》）。
呂蒙的意思很明确：“如今曹操遠在可北，又消滅了袁紹的殘餘勢力，下忙着幽州、冀州方面的事，無暇東顧徐州。
顧裡的守備當然不堪一擊，進攻那裡自然容易得手。
但是徐州地形平坦通暢，無險可依，對曹操的鐵騎來說正是他們的用武之地。
就算今天我們取得了徐州，曹操沒過幾天就又會前來争奪，即使我們用七、八萬人去防守，仍不會感到高枕無憂。
不如西取關羽，完全據有長江，就可以大張我國國勢。
“孫權要聽過呂蒙的建議後，認為呂蒙講得是最有道理的。
所以才會同意不惜破盟的代價，奪取荊州。
讓我們再來看看劉備的軍師諸葛亮對待荊州是怎樣看的。
在諸葛亮的“隆中對”中是這樣講的。
“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将軍，将軍豈無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裡，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
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将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雄，思賢若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目将将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将軍身率益州之衆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壺漿以迎将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見《三國志。
蜀書。
諸葛亮傳》） 諸葛亮的“隆中對”确實是我國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妙策論。
它的預見性、科學性、系統性、策略性、思想性無不閃耀着耀眼的光芒。
（我有時甚至認為它和毛主席的《論持久戰》具有同樣的學術地位）。
但是在其中卻存有一個緻命的缺陷。
那就是“跨有荊、益”和“東和孫權”同時存在。
我們從孫吳的立國方針就可以看出東吳對荊州志在必得的決心，而且在赤壁之戰時，孫權手下最主要的謀士張昭就說：“且主公大勢可以拒曹操者，長江也。
今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有之矣，勢不可敵。
”（見《三國演義》第四十三回）這雖然是張昭害怕曹操之言，但也說明如果誰得到荊州，誰就能在對東吳的戰鬥中取得優勢。
孫權怎麼能允許讓劉備一直站在自己的上遊，威脅着自己呢？ 而且當時劉備的副軍師龐統就曾經提醒過劉備。
他說：“荊州茺殘，人物殚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
今益州國富民強，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于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
“”見《三國志。
蜀書。
龐統傳》）龐統認為荊州是曹、孫、劉三家矛盾的焦點，是危險之地，因而在規劃總方針時從不提及荊州，甚至連荊州在經濟上的地位也加以否定。
可惜劉備沒有采納龐統當時的意見。
事實也正如龐統所言，關羽因荊州而全軍覆沒，而東出意欲報仇的劉備也在彜陵一戰中被打得铩羽而歸、片甲不留。
當然如果僅從魏、蜀兩國鬥争角度來看，諸葛亮兩路夾擊中原的戰略部署無疑是非常高明的，但兩路夾擊中原所牽扯的不僅僅是蜀、魏兩方，還必須把吳國牽扯進去。
要兩路出擊，就必須占有荊州，而占有荊州必然會與東吳的立國方針發生不可調和的沖突。
隻要蜀漢據有荊州一天，聯合孫吳就是一句空話。
而“東和孫權”又是“隆中對”整個戰略方針中不可或缺的外交策略。
因此諸葛亮的“隆中對”就陷入了自相矛盾之中。
我個人認為：如果孫吳占有荊州、揚州、交州；蜀漢占有益州、漢中、司隸雍州、涼州；而曹魏占有中原徐州、豫州、兖州、青州、冀州、并州、幽州以及遼東，這樣才是真正的三國均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