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三國時期的荊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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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漢帝所立的荊州刺史。
如今劉琦已死，劉備接任荊州刺史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既不用上表朝廷，又不用孫權任命。
孫權隻不過承認了這個事實。
并且在《三國志。
吳書。
吳主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劉備表孫權行車騎将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劉備承認孫權徐州刺史的地位，以換取孫權對劉備是荊州刺史的承認。
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花花轎子人擡人”。
第二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五年（公元210年）。
在孫劉結盟的第二年，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為由，要去京口（今江蘇鎮江）親見孫權，要求都督荊州。
所謂“都督荊州”，就是要進駐江陵，占據南郡。
而當時孫權内部有兩種意見。
一種是以周瑜、呂範為首的反對派。
在周瑜這位戰略家眼裡，劉備既有共抗曹操的一面，也有威脅自己的一面，而且他認為來自劉備的威脅之害要大于抗曹之利。
“劉備以枭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這也就是《三國演義》中“美人計”的由來。
因此他主張最好能殺掉劉備，即使不殺也要軟禁劉備，不放他回去。
另一種是以魯肅為代表的贊同派。
他說：“不可。
将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見《三國志。
吳書。
魯肅傳》裴注引《漢晉春秋》）。
魯肅認為：第一，曹操的勢力實在太強大了，東線拒有合肥，西線拒有襄陽，如果東吳單獨抗拒，無疑要承擔巨大的壓力；第二，東吳初戰荊州，恩信未洽，根基不穩，而劉備久在荊州，士衆歸心。
讓劉備守荊州，可以分擔曹操西線襄陽的軍事壓力，而東吳可以全力在東線與曹操作戰。
孫權在反複權衡了雙方的意見，覺得“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猝制”（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便同意了魯肅的主張。
第三次重分，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經過三年多艱苦作戰，攻下成都，占據了益州，實現了跨有荊、益的戰略計劃，同時也使孫權感到了不安。
孫權覺得，北有強大的曹操集團的同時，西面又崛起了一個跨有荊、益的強大軍事集團。
說不定哪天，由于形勢變化，自已就會受到上遊這個盟友的攻擊。
隻有全據長江，孫權才能感到心中踏實。
于是建安十五年，孫權令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前往成都，向劉備索要荊州。
劉備沒有同意，孫權得知後大怒，說：“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
”（見《三國志。
吳書。
吳主傳》），意思是說，劉備分明不想歸還荊州，用空話欺騙我們，拖延時間。
孫權決定用強硬的方法收回荊州。
于是他先任命了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官吏，前往赴任。
但這些官吏剛一到任，就遭到劉備的守将關羽的驅逐。
孫權更加惱怒，他令大将呂蒙督率鮮于丹、徐忠、徐規等兩萬兵進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調魯肅率一萬兵屯巴丘抵禦關羽，自己則前駐陸口任總指揮。
劉備聽說後，親率五萬兵到達公安前往增援，又讓關羽率三萬兵進駐益陽（今湖南益陽縣）。
孫權聞訊，急忙調呂蒙還助魯肅，呂蒙與大将孫皎、潘璋待人與魯肅合兵一處，與關羽相持于益陽。
正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刻，卻傳來了曹操進攻漢中的消息。
如果曹操攻占了漢中，就會直接威脅到劉備在益州的安全。
因此劉備怕益州有失，于是和孫權講和。
雙方達成協定：以湘水為界，江夏、長沙、桂陽三郡歸東吳，而劉備則保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
我們可以看出，三次重分荊州，孫、劉兩方的分岐一次比一次大。
其實在第二次重分荊州時，周瑜就曾經提出要西取巴蜀，而劉備則借口“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
若不獲請，備當披發歸于山林。
”（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為由，不讓當時領兵的孫瑜經過。
雙方在公安一帶布置兵力，随時準備開打。
就在這時，周瑜在巴丘突然病逝，使得原本極為緊張的局勢一下子松馳了下來。
雙方各自收兵，各守國界。
獨占荊州其實是孫吳方面由來已久的一貫立國方針。
其實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比“隆中對”還早7年的時候，魯肅就向孫權獻策“鼎足江東”之計。
他說：“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猝除，”唯有“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及，據而有之，然後建号帝王以圖天下。
”而後又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魯肅又對孫權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内阻江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裡，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瘓也。
”（見《三國志。
吳書。
魯肅傳》）。
同年，東吳大将甘甯也對孫權說：“南荊
如今劉琦已死，劉備接任荊州刺史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既不用上表朝廷，又不用孫權任命。
孫權隻不過承認了這個事實。
并且在《三國志。
吳書。
吳主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劉備表孫權行車騎将軍，領徐州牧，備領荊州牧，屯公安。
”劉備承認孫權徐州刺史的地位，以換取孫權對劉備是荊州刺史的承認。
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花花轎子人擡人”。
第二次重分，是在建安一十五年（公元210年）。
在孫劉結盟的第二年，劉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為由，要去京口（今江蘇鎮江）親見孫權，要求都督荊州。
所謂“都督荊州”，就是要進駐江陵，占據南郡。
而當時孫權内部有兩種意見。
一種是以周瑜、呂範為首的反對派。
在周瑜這位戰略家眼裡，劉備既有共抗曹操的一面，也有威脅自己的一面，而且他認為來自劉備的威脅之害要大于抗曹之利。
“劉備以枭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能虎之将，必非久屈人用者。
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
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
”（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這也就是《三國演義》中“美人計”的由來。
因此他主張最好能殺掉劉備，即使不殺也要軟禁劉備，不放他回去。
另一種是以魯肅為代表的贊同派。
他說：“不可。
将軍雖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實重，初臨荊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備，使撫安之。
多操之敵，而自為樹黨，計之上也。
”（見《三國志。
吳書。
魯肅傳》裴注引《漢晉春秋》）。
魯肅認為：第一，曹操的勢力實在太強大了，東線拒有合肥，西線拒有襄陽，如果東吳單獨抗拒，無疑要承擔巨大的壓力；第二，東吳初戰荊州，恩信未洽，根基不穩，而劉備久在荊州，士衆歸心。
讓劉備守荊州，可以分擔曹操西線襄陽的軍事壓力，而東吳可以全力在東線與曹操作戰。
孫權在反複權衡了雙方的意見，覺得“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猝制”（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便同意了魯肅的主張。
第三次重分，是在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劉備經過三年多艱苦作戰，攻下成都，占據了益州，實現了跨有荊、益的戰略計劃，同時也使孫權感到了不安。
孫權覺得，北有強大的曹操集團的同時，西面又崛起了一個跨有荊、益的強大軍事集團。
說不定哪天，由于形勢變化，自已就會受到上遊這個盟友的攻擊。
隻有全據長江，孫權才能感到心中踏實。
于是建安十五年，孫權令諸葛亮的哥哥諸葛瑾前往成都，向劉備索要荊州。
劉備沒有同意，孫權得知後大怒，說：“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
”（見《三國志。
吳書。
吳主傳》），意思是說，劉備分明不想歸還荊州，用空話欺騙我們，拖延時間。
孫權決定用強硬的方法收回荊州。
于是他先任命了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官吏，前往赴任。
但這些官吏剛一到任，就遭到劉備的守将關羽的驅逐。
孫權更加惱怒，他令大将呂蒙督率鮮于丹、徐忠、徐規等兩萬兵進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調魯肅率一萬兵屯巴丘抵禦關羽，自己則前駐陸口任總指揮。
劉備聽說後，親率五萬兵到達公安前往增援，又讓關羽率三萬兵進駐益陽（今湖南益陽縣）。
孫權聞訊，急忙調呂蒙還助魯肅，呂蒙與大将孫皎、潘璋待人與魯肅合兵一處，與關羽相持于益陽。
正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刻，卻傳來了曹操進攻漢中的消息。
如果曹操攻占了漢中，就會直接威脅到劉備在益州的安全。
因此劉備怕益州有失，于是和孫權講和。
雙方達成協定：以湘水為界，江夏、長沙、桂陽三郡歸東吳，而劉備則保有南郡、零陵、武陵三郡。
我們可以看出，三次重分荊州，孫、劉兩方的分岐一次比一次大。
其實在第二次重分荊州時，周瑜就曾經提出要西取巴蜀，而劉備則借口“備與璋托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
若不獲請，備當披發歸于山林。
”（見《三國志。
吳書。
周瑜傳》）為由，不讓當時領兵的孫瑜經過。
雙方在公安一帶布置兵力，随時準備開打。
就在這時，周瑜在巴丘突然病逝，使得原本極為緊張的局勢一下子松馳了下來。
雙方各自收兵，各守國界。
獨占荊州其實是孫吳方面由來已久的一貫立國方針。
其實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十月，比“隆中對”還早7年的時候，魯肅就向孫權獻策“鼎足江東”之計。
他說：“漢室不可複興，曹操不可猝除，”唯有“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及，據而有之，然後建号帝王以圖天下。
”而後又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魯肅又對孫權說：“夫荊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内阻江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裡，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瘓也。
”（見《三國志。
吳書。
魯肅傳》）。
同年，東吳大将甘甯也對孫權說：“南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