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薄伽梵歌》的救贖論與職業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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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想法，隻能是固有宗教意義的成果與征兆&mdash&mdash，真實的是宗教皈依，是對一個神或救贖者無條件的、完全信賴的服從，自己的整體生命也始終以他為取向。
在此，克裡什那就是這樣的一個救贖者。
他對唯他的庇護是求的人施加救贖&ldquo恩寵&rdquo（prasāda［信仰］）。
這是古老的古典印度教所欠缺的一種概念（或許頂多在某些《奧義書》裡有些許微弱的痕迹），因為此種概念是以超俗世的人格神為前提，并且基本上意味着業&mdash因果性的破除，或者至少是古老原則&mdash&mdash靈魂是其自身命運唯一之肇作者&mdash&mdash的破壞。
恩寵施與的思想本身，對于印度教的宗教意識而言，并非一向陌生：以聖徒崇拜的方式而受到尊崇的巫師，便因其自身的卡理斯瑪而施與恩寵，超世俗的人格神和神格化的英雄的恩寵，便意味着從人到神的轉化。
然而，以此方式來達到脫離世間而得救贖的想法，倒确實是個新現象。
雖然如此，似乎也不太可能将此種救世主宗教和信仰宗教的成立推到較晚的時代&mdash&mdash佛陀以後，在此時代，此種宗教意識當然是蓬勃發展的。
薄伽梵宗教開始有文獻的記載[39]，似乎是在公元前2世紀時[40]。
不過，進一步詳細檢視《薄伽梵歌》，我們就會發現此一信仰是如此一緻地遍布于詩歌各處，因此顯然隻有通過确信此一要素在其成立當初即具相當意義，方才得以理解。
同時，其為高階層知識文化的宗教達人團體所作出的秘義理論，是如此的明顯，所以我們必然應作此想法：此一要素從一開始便是薄伽梵宗教意識所固有的。
盡管神的非人格性本來就是古典的觀念，但是或許在知識階層，甚至婆羅門階層當中，從來就未曾首尾一貫地成為唯一支配性的想法。
對俗人的圈子而言更是如此，特别是對于佛教興起的時代已蓬勃發展的高貴（但非軍事的）市民階層。
整部《摩诃婆羅多》就是各種特征的奇特混合，它混合了：1.古代具備人文主義知識教養的騎士高傲的倫理&mdash&mdash史詩當中說：&ldquo我告訴你們這個神聖的秘密：沒有什麼比人更尊貴&rdquo[41]；2.市民要确保獲得神之恩寵庇護的需求（這個神以其意志主宰着人的命運）；3.祭司之神秘主義的世界漠視。
在數論派教說裡&mdash&mdash此一教說無疑是一種理性的、知識人的宗教意識，在其最為首尾一貫的形式上是&ldquo無神論的&rdquo&mdash&mdash人格神毗濕奴有時候似乎扮演着某種暧昧的角色。
瑜伽派，基于我們已知的諸多理由，一直是堅持人格神的概念。
總而言之，在後來印度教的衆多偉大的人格神裡，毗濕奴和濕婆都不是新的産品。
濕婆是由于古老的濕婆崇拜的狂迷性格，所以才被古吠陀&mdash婆羅門階層的文獻所封殺。
到後來，并且至今，最正統的高貴婆羅門教派，正是濕婆派&mdash&mdash隻不過狂迷的要素已被剔除于祭典之外。
個人可以向一個救贖者&mdash&mdash以其為神的化身&mdash&mdash&ldquo尋求保護&rdquo的想法，至少是異端的知識人救贖論，尤其是佛教的救贖論，一開始就有的概念，并且不太可能是由他們首創出來。
就像我們先前所說的，這可證之于巫術性導師（Guru）的地位：他們自古便是此種絕對權威的人格特性的擔綱者。
古老的古典薄伽梵宗教信仰起先所缺的，或者，即便已存在于其中，但無論如何總不為高貴的知識階層所接受的，是後來的克裡什那宗教信仰中對救贖者狂熱的愛。
這有點兒類似路德派的正統論之拒斥虔敬派在心理學上可視為同質的基督之愛（欽岑朵夫）[42]為非古典的改革。
薄伽梵宗教之為一種知識人宗教的特點，還在于其無條件地堅持靈知，亦即知識的救贖貴族主義，認為唯有具知識者方得救贖。
當然，其得以徹底首尾一貫地貫徹此一觀念的辦法在于：将救贖之道&ldquo有機地&mdash身份地&rdquo相對化。
所有誠實且全心地進行救贖之道者，皆可達成目标，亦即達成救贖追求者所努力的目标。
對于無知者，亦即&ldquo羁絆于工作&rdquo者、無法擺脫追求行為之成果者、無法達到漠視世俗者，應該随便他們。
知者、在漠視世界的高揚境界（Yoga）上行為者，還是要說那些無知者的工作是&ldquo好的&rdquo[43]，和中國的神秘主義者聽任民衆于物質享樂、而自己則緻力于道的追求完全一樣。
兩者都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各人的卡理斯瑪資質有高下之不同&mdash&mdash這在任何宗教達人看來，是不證自明的道理。
飲用蘇摩神酒的吠陀通曉者（儀式主義的婆羅門）進升因陀羅的天堂[44]，享有時間有限的快樂。
光靠吠陀知識或禁欲的贖罪苦修，當然是不可能見到克裡什那的。
直接通過與梵合一的努力&mdash&mdash一如吠檀多派所希望的&mdash&mdash來到克裡什那之處，确實非常困難[45]。
對于那些虔誠崇拜神的人，克裡什那會賜予他們一時的救贖，盡管他們因欲望的誘惑&mdash&mdash換言之，執着于現世之美&mdash&mdash而無法靠近他[46]。
救贖的關鍵端在于恩寵狀态的&ldquo恒常不變&rdquo。
成為&ldquo不變的&rdquo（aviyabhicarin）、擁有救贖确證（certitudosalutis），便是一切。
因此，人在臨終時思念着克裡什那，便會往生他之處。
他将這種恩寵賜予那些依照律法正确而行的人，換言之，行為之時毫不顧慮結果并且也不在乎行為成果的人。
對于自己的行為，套句西方的話說，個人隻能有費希特（Fichte）[47]所說的&ldquo冷淡的承認&rdquo：自認所行&mdash&mdash在律法的衡量下&mdash&mdash無誤。
依此，個人便真正是漠視世俗、逃離世界而自由于業的機制之外。
救贖者克裡什那讓任何西方人都感到吃驚的，是其無可懷疑且不容懷疑的不德無行。
這也是後來的教派神學要将他與無過的救贖者分隔開的原因。
在《摩诃婆羅多》裡，克裡什那對他的被庇護者提出一些最惡劣、最非騎士的、違反忠誠與信仰的建議。
這正顯示出這個角色相對而言較古老的、史詩英雄的而非星象（太陽神）的來源。
他在古老的英雄史詩裡被刻畫出如此深刻的特色，以至于再也無法借着修正而消除掉。
救贖理論則以下述方式來與事實妥協：一方面，聲明言詞而非行為才是唯一本質性的；另一方面，指出漠視世界也意味着凡事之發生是無可理喻地決定于命運（照正統派的說法，畢竟是業）&mdash&mdash至少對一個神而言，這也同樣真實，不管是以什麼方式。
顯然，《薄伽梵歌》的現世内的倫理，是一種真實不二的、&ldquo有機論的&rdquo倫理：印度的&ldquo寬容&rdquo即基于這種一切倫理與救贖誡命之絕對的相對化。
所謂有機的相對化，并不隻是按照種姓的歸屬來進
在此，克裡什那就是這樣的一個救贖者。
他對唯他的庇護是求的人施加救贖&ldquo恩寵&rdquo（prasāda［信仰］）。
這是古老的古典印度教所欠缺的一種概念（或許頂多在某些《奧義書》裡有些許微弱的痕迹），因為此種概念是以超俗世的人格神為前提，并且基本上意味着業&mdash因果性的破除，或者至少是古老原則&mdash&mdash靈魂是其自身命運唯一之肇作者&mdash&mdash的破壞。
恩寵施與的思想本身，對于印度教的宗教意識而言，并非一向陌生：以聖徒崇拜的方式而受到尊崇的巫師，便因其自身的卡理斯瑪而施與恩寵，超世俗的人格神和神格化的英雄的恩寵，便意味着從人到神的轉化。
然而，以此方式來達到脫離世間而得救贖的想法，倒确實是個新現象。
雖然如此，似乎也不太可能将此種救世主宗教和信仰宗教的成立推到較晚的時代&mdash&mdash佛陀以後，在此時代，此種宗教意識當然是蓬勃發展的。
薄伽梵宗教開始有文獻的記載[39]，似乎是在公元前2世紀時[40]。
不過，進一步詳細檢視《薄伽梵歌》，我們就會發現此一信仰是如此一緻地遍布于詩歌各處，因此顯然隻有通過确信此一要素在其成立當初即具相當意義，方才得以理解。
同時，其為高階層知識文化的宗教達人團體所作出的秘義理論，是如此的明顯，所以我們必然應作此想法：此一要素從一開始便是薄伽梵宗教意識所固有的。
盡管神的非人格性本來就是古典的觀念，但是或許在知識階層，甚至婆羅門階層當中，從來就未曾首尾一貫地成為唯一支配性的想法。
對俗人的圈子而言更是如此，特别是對于佛教興起的時代已蓬勃發展的高貴（但非軍事的）市民階層。
整部《摩诃婆羅多》就是各種特征的奇特混合，它混合了：1.古代具備人文主義知識教養的騎士高傲的倫理&mdash&mdash史詩當中說：&ldquo我告訴你們這個神聖的秘密：沒有什麼比人更尊貴&rdquo[41]；2.市民要确保獲得神之恩寵庇護的需求（這個神以其意志主宰着人的命運）；3.祭司之神秘主義的世界漠視。
在數論派教說裡&mdash&mdash此一教說無疑是一種理性的、知識人的宗教意識，在其最為首尾一貫的形式上是&ldquo無神論的&rdquo&mdash&mdash人格神毗濕奴有時候似乎扮演着某種暧昧的角色。
瑜伽派，基于我們已知的諸多理由，一直是堅持人格神的概念。
總而言之，在後來印度教的衆多偉大的人格神裡，毗濕奴和濕婆都不是新的産品。
濕婆是由于古老的濕婆崇拜的狂迷性格，所以才被古吠陀&mdash婆羅門階層的文獻所封殺。
到後來，并且至今，最正統的高貴婆羅門教派，正是濕婆派&mdash&mdash隻不過狂迷的要素已被剔除于祭典之外。
個人可以向一個救贖者&mdash&mdash以其為神的化身&mdash&mdash&ldquo尋求保護&rdquo的想法，至少是異端的知識人救贖論，尤其是佛教的救贖論，一開始就有的概念，并且不太可能是由他們首創出來。
就像我們先前所說的，這可證之于巫術性導師（Guru）的地位：他們自古便是此種絕對權威的人格特性的擔綱者。
古老的古典薄伽梵宗教信仰起先所缺的，或者，即便已存在于其中，但無論如何總不為高貴的知識階層所接受的，是後來的克裡什那宗教信仰中對救贖者狂熱的愛。
這有點兒類似路德派的正統論之拒斥虔敬派在心理學上可視為同質的基督之愛（欽岑朵夫）[42]為非古典的改革。
薄伽梵宗教之為一種知識人宗教的特點，還在于其無條件地堅持靈知，亦即知識的救贖貴族主義，認為唯有具知識者方得救贖。
當然，其得以徹底首尾一貫地貫徹此一觀念的辦法在于：将救贖之道&ldquo有機地&mdash身份地&rdquo相對化。
所有誠實且全心地進行救贖之道者，皆可達成目标，亦即達成救贖追求者所努力的目标。
對于無知者，亦即&ldquo羁絆于工作&rdquo者、無法擺脫追求行為之成果者、無法達到漠視世俗者，應該随便他們。
知者、在漠視世界的高揚境界（Yoga）上行為者，還是要說那些無知者的工作是&ldquo好的&rdquo[43]，和中國的神秘主義者聽任民衆于物質享樂、而自己則緻力于道的追求完全一樣。
兩者都是基于同樣的理由：各人的卡理斯瑪資質有高下之不同&mdash&mdash這在任何宗教達人看來，是不證自明的道理。
飲用蘇摩神酒的吠陀通曉者（儀式主義的婆羅門）進升因陀羅的天堂[44]，享有時間有限的快樂。
光靠吠陀知識或禁欲的贖罪苦修，當然是不可能見到克裡什那的。
直接通過與梵合一的努力&mdash&mdash一如吠檀多派所希望的&mdash&mdash來到克裡什那之處，确實非常困難[45]。
對于那些虔誠崇拜神的人，克裡什那會賜予他們一時的救贖，盡管他們因欲望的誘惑&mdash&mdash換言之，執着于現世之美&mdash&mdash而無法靠近他[46]。
救贖的關鍵端在于恩寵狀态的&ldquo恒常不變&rdquo。
成為&ldquo不變的&rdquo（aviyabhicarin）、擁有救贖确證（certitudosalutis），便是一切。
因此，人在臨終時思念着克裡什那，便會往生他之處。
他将這種恩寵賜予那些依照律法正确而行的人，換言之，行為之時毫不顧慮結果并且也不在乎行為成果的人。
對于自己的行為，套句西方的話說，個人隻能有費希特（Fichte）[47]所說的&ldquo冷淡的承認&rdquo：自認所行&mdash&mdash在律法的衡量下&mdash&mdash無誤。
依此，個人便真正是漠視世俗、逃離世界而自由于業的機制之外。
救贖者克裡什那讓任何西方人都感到吃驚的，是其無可懷疑且不容懷疑的不德無行。
這也是後來的教派神學要将他與無過的救贖者分隔開的原因。
在《摩诃婆羅多》裡，克裡什那對他的被庇護者提出一些最惡劣、最非騎士的、違反忠誠與信仰的建議。
這正顯示出這個角色相對而言較古老的、史詩英雄的而非星象（太陽神）的來源。
他在古老的英雄史詩裡被刻畫出如此深刻的特色，以至于再也無法借着修正而消除掉。
救贖理論則以下述方式來與事實妥協：一方面，聲明言詞而非行為才是唯一本質性的；另一方面，指出漠視世界也意味着凡事之發生是無可理喻地決定于命運（照正統派的說法，畢竟是業）&mdash&mdash至少對一個神而言，這也同樣真實，不管是以什麼方式。
顯然，《薄伽梵歌》的現世内的倫理，是一種真實不二的、&ldquo有機論的&rdquo倫理：印度的&ldquo寬容&rdquo即基于這種一切倫理與救贖誡命之絕對的相對化。
所謂有機的相對化，并不隻是按照種姓的歸屬來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