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砍了頭的豬還要多，但心裡卻很有把握這一天我們也能逃脫。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感覺就像數學原理一樣不容置疑，這天晚上我們将與路易斯會合。
你永遠沒法解釋清楚怎樣就擺脫了追兵，槍聲漸漸稀落，開始還聽見那些慣用的謾罵和“膽小鬼，不敢打就會跑”之類，然後突然就安靜下來，樹木恢複了生氣變得友善，地形起伏變化，傷員需要照料，摻了些朗姆酒的軍用水壺在各人口邊傳遞，歎息，幾聲抱怨，休息和抽煙；繼續前進，不停地攀爬，盡管我的肺幾乎要從耳朵裡蹦出來；保羅對我說喂，你給我弄了個四二，可我的腳是四三的，老兄啊，笑聲；山丘的高處，一座小茅屋裡一位老鄉有些帶汁的木薯和清涼的水，羅伯特，很固執也很自覺，掏出他的四個比索來付賬，所有人，從那位老鄉開始，都笑到岔氣兒；中午讓人昏昏欲睡，我們不得不抵制住這一誘惑，就像是放走了一位美女，還戀戀不舍地将視線停留在人家的腿上。
夜幕降臨後路越發陡峭，崎岖難行，但我們一想到這是路易斯挑選來等待我們的地方，心裡就美滋滋的，這種地方連鹿也爬不上去。
“我們馬上就會像在教堂裡一樣，”保羅在我身邊說，“沒看見我們連風琴都有麼。
”他惡作劇似的看着我，而我正以帕薩卡利亞舞曲的節拍呼哧呼哧地喘着氣，也隻有他才覺得可笑。
時間我記不大清楚了，入夜的時候我們經過了最後一道哨卡，魚貫而入，亮明身份并介紹那些山裡人，最後終于來到林間空地，路易斯就在那裡，倚在一棵樹的樹幹上，自然少不了他那寬檐的帽子，嘴上叼着的煙。
我極力忍住留在後面，讓保羅先跑過去和他的兄弟擁抱，然後等着“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擁抱了，才把藥箱和斯普林菲爾德步槍放到地上，兩隻手揣在兜裡走近他，看着他，知道他會跟我說什麼，他一貫的玩笑： “瞧你戴的這眼鏡。
”路易斯說。
“你也戴着小鏡片兒。
”我回答，兩個人都笑彎了腰，他的颌骨頂到我傷口上疼得要命，可我願意這樣疼到死。
“你還是到了，切。
”路易斯說。
自然，他的“切”說得很糟糕。
“你以為呢？”我回答，也說得一樣地糟糕。
我們又像傻子似的笑彎了腰，好多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
有人帶來水和消息，我們圍成一圈望着路易斯，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注意到他消瘦得多麼厲害，而他的眼睛在那見鬼的小鏡片後面熠熠放光。
山下又開始打上了，但是營地暫時還很隐蔽，可以醫治傷員，在泉水裡洗澡，睡覺，特别是睡覺，連保羅那麼想跟他兄弟談話的也睡了。
然而哮喘是我的情人，她教我珍惜夜晚，我跟路易斯在一起，靠在樹幹上，抽着煙觀看夜空映襯下樹葉組成的圖案，不時說起各自登陸後的遭遇，但我們更多地談論将來，有朝一日我們将要從步槍過渡到帶電話的辦公室，從山區到城市。
我耳邊又回響起狩獵的号角，我幾乎就要告訴路易斯那天夜裡的想法，隻為了博他一笑。
最終我還是什麼也沒說，但我感覺我們正在進入四重奏中的柔闆，進入尚不穩定的圓滿，雖然僅持續短短幾個小時，但那已是一種确認，一個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征兆。
還會有多少聲狩獵的号角等在前面，我們中間還會有多少人将屍骨無存，像羅格，像廷蒂，像“秘魯佬”。
然而隻需看看樹冠就能感覺到意志會再一次重整自身的混沌，賦予其柔闆的圖案，或許有可能進入最後的快闆，達到一種名至實歸的真實。
當路易斯給我講起那些國際動向、首都和外省的情形，我看着樹葉和枝條如何漸漸屈從于我的願望，成為我的旋律，路易斯的旋律。
他繼續說着，沒有察覺我的胡思亂想，然後我看見在圖案的中央亮起一顆星，是一顆很藍的小星星，雖然我對天文學一竅不通，也判斷不出那是顆恒星還是行星，然而我确信那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
它在柔闆的中心，在路易斯的話語的中心，那樣閃亮，沒有人會把它與火星或水星相混淆。
[4]1956年11月25日菲德爾·卡斯特羅與其弟勞爾、格瓦拉等八十一人乘”格拉瑪”号從墨西哥出發，12月2日在古巴科羅拉多斯灘登陸，同政府軍展開激戰，損失慘重，後轉入馬愛斯特臘山區開展遊擊戰。
[5]此處指古巴島。
[6]指巴蒂斯塔（FulgencioBatista，1901-1973），古巴獨裁者，1959年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成功後，被迫下台流亡。
[7]“老班丘”（elviejoPancho）：烏拉圭詩人何塞·瑪利亞·阿隆索·伊·特雷耶斯·哈棱（JoseMaríaAlonsoyTrellesJarén，1857-1924），以創作加烏喬（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所屬的潘帕斯草原牧民）題材的詩歌聞名。
[8]“切（che）”是阿根廷人的口頭禅，格瓦拉因此被他的古巴戰友們冠之以“切”的外号，他便以此自稱，即“切·格瓦拉”一名的來曆。
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感覺就像數學原理一樣不容置疑，這天晚上我們将與路易斯會合。
你永遠沒法解釋清楚怎樣就擺脫了追兵，槍聲漸漸稀落，開始還聽見那些慣用的謾罵和“膽小鬼，不敢打就會跑”之類，然後突然就安靜下來，樹木恢複了生氣變得友善，地形起伏變化，傷員需要照料，摻了些朗姆酒的軍用水壺在各人口邊傳遞，歎息，幾聲抱怨，休息和抽煙；繼續前進，不停地攀爬，盡管我的肺幾乎要從耳朵裡蹦出來；保羅對我說喂，你給我弄了個四二，可我的腳是四三的，老兄啊，笑聲；山丘的高處，一座小茅屋裡一位老鄉有些帶汁的木薯和清涼的水，羅伯特，很固執也很自覺，掏出他的四個比索來付賬，所有人，從那位老鄉開始，都笑到岔氣兒；中午讓人昏昏欲睡，我們不得不抵制住這一誘惑，就像是放走了一位美女，還戀戀不舍地将視線停留在人家的腿上。
夜幕降臨後路越發陡峭，崎岖難行，但我們一想到這是路易斯挑選來等待我們的地方，心裡就美滋滋的，這種地方連鹿也爬不上去。
“我們馬上就會像在教堂裡一樣，”保羅在我身邊說，“沒看見我們連風琴都有麼。
”他惡作劇似的看着我，而我正以帕薩卡利亞舞曲的節拍呼哧呼哧地喘着氣，也隻有他才覺得可笑。
時間我記不大清楚了，入夜的時候我們經過了最後一道哨卡，魚貫而入，亮明身份并介紹那些山裡人，最後終于來到林間空地，路易斯就在那裡，倚在一棵樹的樹幹上，自然少不了他那寬檐的帽子，嘴上叼着的煙。
我極力忍住留在後面，讓保羅先跑過去和他的兄弟擁抱，然後等着“中尉”和其他人都上前擁抱了，才把藥箱和斯普林菲爾德步槍放到地上，兩隻手揣在兜裡走近他，看着他，知道他會跟我說什麼，他一貫的玩笑： “瞧你戴的這眼鏡。
”路易斯說。
“你也戴着小鏡片兒。
”我回答，兩個人都笑彎了腰，他的颌骨頂到我傷口上疼得要命，可我願意這樣疼到死。
“你還是到了，切。
”路易斯說。
自然，他的“切”說得很糟糕。
“你以為呢？”我回答，也說得一樣地糟糕。
我們又像傻子似的笑彎了腰，好多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
有人帶來水和消息，我們圍成一圈望着路易斯，到這個時候我們才注意到他消瘦得多麼厲害，而他的眼睛在那見鬼的小鏡片後面熠熠放光。
山下又開始打上了，但是營地暫時還很隐蔽，可以醫治傷員，在泉水裡洗澡，睡覺，特别是睡覺，連保羅那麼想跟他兄弟談話的也睡了。
然而哮喘是我的情人，她教我珍惜夜晚，我跟路易斯在一起，靠在樹幹上，抽着煙觀看夜空映襯下樹葉組成的圖案，不時說起各自登陸後的遭遇，但我們更多地談論将來，有朝一日我們将要從步槍過渡到帶電話的辦公室，從山區到城市。
我耳邊又回響起狩獵的号角，我幾乎就要告訴路易斯那天夜裡的想法，隻為了博他一笑。
最終我還是什麼也沒說，但我感覺我們正在進入四重奏中的柔闆，進入尚不穩定的圓滿，雖然僅持續短短幾個小時，但那已是一種确認，一個我們永遠不會遺忘的征兆。
還會有多少聲狩獵的号角等在前面，我們中間還會有多少人将屍骨無存，像羅格，像廷蒂，像“秘魯佬”。
然而隻需看看樹冠就能感覺到意志會再一次重整自身的混沌，賦予其柔闆的圖案，或許有可能進入最後的快闆，達到一種名至實歸的真實。
當路易斯給我講起那些國際動向、首都和外省的情形，我看着樹葉和枝條如何漸漸屈從于我的願望，成為我的旋律，路易斯的旋律。
他繼續說着，沒有察覺我的胡思亂想，然後我看見在圖案的中央亮起一顆星，是一顆很藍的小星星，雖然我對天文學一竅不通，也判斷不出那是顆恒星還是行星，然而我确信那不是火星也不是水星。
它在柔闆的中心，在路易斯的話語的中心，那樣閃亮，沒有人會把它與火星或水星相混淆。
[4]1956年11月25日菲德爾·卡斯特羅與其弟勞爾、格瓦拉等八十一人乘”格拉瑪”号從墨西哥出發，12月2日在古巴科羅拉多斯灘登陸，同政府軍展開激戰，損失慘重，後轉入馬愛斯特臘山區開展遊擊戰。
[5]此處指古巴島。
[6]指巴蒂斯塔（FulgencioBatista，1901-1973），古巴獨裁者，1959年卡斯特羅領導的革命成功後，被迫下台流亡。
[7]“老班丘”（elviejoPancho）：烏拉圭詩人何塞·瑪利亞·阿隆索·伊·特雷耶斯·哈棱（JoseMaríaAlonsoyTrellesJarén，1857-1924），以創作加烏喬（阿根廷、烏拉圭和巴拉圭所屬的潘帕斯草原牧民）題材的詩歌聞名。
[8]“切（che）”是阿根廷人的口頭禅，格瓦拉因此被他的古巴戰友們冠之以“切”的外号，他便以此自稱，即“切·格瓦拉”一名的來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