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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的眼睛，嚼着煙葉好像在等我說點兒什麼，等我首先提起路易斯。
之後的事好像一個混亂的空洞，血液離開了廷蒂，廷蒂離開了我們。
山裡人自告奮勇去埋葬他，我留在洞裡休息，雖然裡面全是嘔吐和冷汗的味道，很奇怪我忽然想起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我人生中的轉折之前，從那以後我便離開祖國趕到幾千公裡之外，趕到路易斯那裡，登陸到這個島上，這個洞裡。
我計算着時差，想象在這個時候，星期三，他剛來到他的診所，把禮帽挂上，看一眼郵件。
這不是幻覺，我不由回想那些年中，我們在城市裡的生活密不可分，交流政見、女人和書籍，每天在醫院見面；他每一個表情我都那麼熟悉，而且那不僅僅屬于他，也是我當時世界的一部分，如同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親，我的報紙（少不了他誇張的品評），我中午和值班醫生共進的咖啡，我的讀物，我的電影和我的理想。
我自問我的朋友會怎麼看待這一切，路易斯或我，仿佛看見回答寫在他的臉上（不過這是發燒造成的，應該服奎甯）。
一張神情自足的臉，被優越的生活、優選的善本和所向披靡、聲譽遠播的手術刀所蒙蔽。
他甚至不必張口對我說“我覺得你的革命不過是……”完全沒必要，隻能如此，這些人無法接受一種變化來揭穿他們言行背後的真實理由，那些廉價和定時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攤的仁愛，與同類相處的天真，沙龍裡的反種族歧視：“那姑娘怎麼能嫁給個黑白混血人，切”，離不開年度分紅和節慶廣場彩旗飄飄的天主教信念，中間道路的文學，不外乎限量發行版加銀飾馬黛茶壺的民俗學，官吏奴才們的會議，或遲或早無可避免的愚蠢的滅亡（奎甯，奎甯，又是哮喘）。
可憐的朋友，我難過地想象他像白癡一樣捍衛着那些虛假的意義，正是這些将毀掉他，便是再僥幸也将降臨在他兒女一代。
他捍衛封建主的所有權和不受限制的财産權，而他自己隻不過擁有一家診所和一處精心打理的房子而已；他捍衛教會的準則，而他妻子布爾喬亞式的天主教信仰卻迫使他在情人們那裡尋找慰藉；當警察關閉了大學，查封了出版物，他還在捍衛名義上的個人自由。
他捍衛是出于恐懼，對變革的恐懼，出于懷疑主義和不信任，這些在他可憐的失落的祖國是唯一存活的神祇。
我在想這些的時候，“中尉”跑了進來，沖我大喊路易斯還活着，剛剛截住了一個與北部聯系的交通員，說路易斯活得比誰都結實，已經帶着五十個老鄉上到山區的高處，還把一個營的正規軍堵截在窪地，繳獲了所有的武器。
我們像傻子似的抱在一起，說的那些話在事後很長時間裡都讓人又氣惱又害臊，卻也成為美好的回憶，因為這些和吃烤羊羔以及前進是唯一有意義的事，唯一重要并且不斷進展的事。
那段時間裡我們彼此不敢對視，用同一根木柴點煙，眼睛直直地盯着木柴，擦着眼淚，要知道煙霧催淚的性質是衆所周知的。
剩下就沒有太多可說了，天剛亮，我們隊伍裡的一個山裡人領着“中尉”和羅伯特來到保羅和三個同伴呆的地方，“中尉”托住雙臂把保羅舉了起來，因為他的雙腳已經在沼澤裡泡壞了。
這下我們有了二十人，我記得保羅以他肆無忌憚的方式一把将我抱住，跟我說話的時候嘴裡也沒忘叼着煙卷：“隻要路易斯活着，我們就能赢。
”我為他的雙腳打上繃帶，漂亮極了，小夥子們拿他開玩笑，因為看上去活像是在試穿雪白的新鞋，說他哥哥一定會批評他這樣不合時宜的奢侈，“那就讓他批評好了，”他開玩笑地說，像個瘋子一樣抽着煙，“要想批評人自己先得活着才行，夥計，你都聽見了，他活着，活蹦亂跳，活得比鳄魚還有精神。
咱們這就上山，瞧你給我打的這繃帶，真奢侈……”不過好景不長，太陽一出來子彈也鋪天蓋地地來了，我在耳朵上挨了一槍，如果再近上那麼兩厘米，你呀，兒子（或許有一天我寫的這些你會讀到），可你老爸的這些事你就無從知曉了。
鮮血、疼痛和驚吓使事物在我眼前變得立體化，每一個形象都凸現于眼前，因為我的求生欲望而産生了另外的色調，其實我并無大礙，用手帕紮好就繼續上山；但後面倒下了兩個山裡人，其中一個是保羅的人，臉上被一顆45型子彈打爆了。
在那種時候有些讓人永遠忘不了的蠢事；我記得有一個胖子，估計也是保羅手下的，在戰鬥最危急的時候，想躲到一棵樹後面，側着身，跪在樹幹後，我特别記得那家夥還喊着投降吧，記得夾在兩陣湯姆森機槍掃射之間，“中尉”回答他的聲音，一聲怒吼壓過了槍聲：“這裡沒人投降，媽的！”山裡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一直腼腆得不說話的小夥子，他告訴我一百米外有條羊腸小路，通往左上方。
我喊着告訴“中尉”，并開始領頭，山裡人都跟着我。
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健步如飛，仿佛是種享受，看得人賞心悅目。
最終我們漸漸挨近路口的木棉樹，山裡的小夥子在前攀爬，我們跟在後面。
我喘得邁不動步，脖子上的血流得比
之後的事好像一個混亂的空洞，血液離開了廷蒂，廷蒂離開了我們。
山裡人自告奮勇去埋葬他，我留在洞裡休息，雖然裡面全是嘔吐和冷汗的味道，很奇怪我忽然想起我以前最好的朋友，在我人生中的轉折之前，從那以後我便離開祖國趕到幾千公裡之外，趕到路易斯那裡，登陸到這個島上，這個洞裡。
我計算着時差，想象在這個時候，星期三，他剛來到他的診所，把禮帽挂上，看一眼郵件。
這不是幻覺，我不由回想那些年中，我們在城市裡的生活密不可分，交流政見、女人和書籍，每天在醫院見面；他每一個表情我都那麼熟悉，而且那不僅僅屬于他，也是我當時世界的一部分，如同我自己，我的女人，我的父親，我的報紙（少不了他誇張的品評），我中午和值班醫生共進的咖啡，我的讀物，我的電影和我的理想。
我自問我的朋友會怎麼看待這一切，路易斯或我，仿佛看見回答寫在他的臉上（不過這是發燒造成的，應該服奎甯）。
一張神情自足的臉，被優越的生活、優選的善本和所向披靡、聲譽遠播的手術刀所蒙蔽。
他甚至不必張口對我說“我覺得你的革命不過是……”完全沒必要，隻能如此，這些人無法接受一種變化來揭穿他們言行背後的真實理由，那些廉價和定時的慈善，有章可循、人人均攤的仁愛，與同類相處的天真，沙龍裡的反種族歧視：“那姑娘怎麼能嫁給個黑白混血人，切”，離不開年度分紅和節慶廣場彩旗飄飄的天主教信念，中間道路的文學，不外乎限量發行版加銀飾馬黛茶壺的民俗學，官吏奴才們的會議，或遲或早無可避免的愚蠢的滅亡（奎甯，奎甯，又是哮喘）。
可憐的朋友，我難過地想象他像白癡一樣捍衛着那些虛假的意義，正是這些将毀掉他，便是再僥幸也将降臨在他兒女一代。
他捍衛封建主的所有權和不受限制的财産權，而他自己隻不過擁有一家診所和一處精心打理的房子而已；他捍衛教會的準則，而他妻子布爾喬亞式的天主教信仰卻迫使他在情人們那裡尋找慰藉；當警察關閉了大學，查封了出版物，他還在捍衛名義上的個人自由。
他捍衛是出于恐懼，對變革的恐懼，出于懷疑主義和不信任，這些在他可憐的失落的祖國是唯一存活的神祇。
我在想這些的時候，“中尉”跑了進來，沖我大喊路易斯還活着，剛剛截住了一個與北部聯系的交通員，說路易斯活得比誰都結實，已經帶着五十個老鄉上到山區的高處，還把一個營的正規軍堵截在窪地，繳獲了所有的武器。
我們像傻子似的抱在一起，說的那些話在事後很長時間裡都讓人又氣惱又害臊，卻也成為美好的回憶，因為這些和吃烤羊羔以及前進是唯一有意義的事，唯一重要并且不斷進展的事。
那段時間裡我們彼此不敢對視，用同一根木柴點煙，眼睛直直地盯着木柴，擦着眼淚，要知道煙霧催淚的性質是衆所周知的。
剩下就沒有太多可說了，天剛亮，我們隊伍裡的一個山裡人領着“中尉”和羅伯特來到保羅和三個同伴呆的地方，“中尉”托住雙臂把保羅舉了起來，因為他的雙腳已經在沼澤裡泡壞了。
這下我們有了二十人，我記得保羅以他肆無忌憚的方式一把将我抱住，跟我說話的時候嘴裡也沒忘叼着煙卷：“隻要路易斯活着，我們就能赢。
”我為他的雙腳打上繃帶，漂亮極了，小夥子們拿他開玩笑，因為看上去活像是在試穿雪白的新鞋，說他哥哥一定會批評他這樣不合時宜的奢侈，“那就讓他批評好了，”他開玩笑地說，像個瘋子一樣抽着煙，“要想批評人自己先得活着才行，夥計，你都聽見了，他活着，活蹦亂跳，活得比鳄魚還有精神。
咱們這就上山，瞧你給我打的這繃帶，真奢侈……”不過好景不長，太陽一出來子彈也鋪天蓋地地來了，我在耳朵上挨了一槍，如果再近上那麼兩厘米，你呀，兒子（或許有一天我寫的這些你會讀到），可你老爸的這些事你就無從知曉了。
鮮血、疼痛和驚吓使事物在我眼前變得立體化，每一個形象都凸現于眼前，因為我的求生欲望而産生了另外的色調，其實我并無大礙，用手帕紮好就繼續上山；但後面倒下了兩個山裡人，其中一個是保羅的人，臉上被一顆45型子彈打爆了。
在那種時候有些讓人永遠忘不了的蠢事；我記得有一個胖子，估計也是保羅手下的，在戰鬥最危急的時候，想躲到一棵樹後面，側着身，跪在樹幹後，我特别記得那家夥還喊着投降吧，記得夾在兩陣湯姆森機槍掃射之間，“中尉”回答他的聲音，一聲怒吼壓過了槍聲：“這裡沒人投降，媽的！”山裡人中最年輕的一個，一直腼腆得不說話的小夥子，他告訴我一百米外有條羊腸小路，通往左上方。
我喊着告訴“中尉”，并開始領頭，山裡人都跟着我。
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健步如飛，仿佛是種享受，看得人賞心悅目。
最終我們漸漸挨近路口的木棉樹，山裡的小夥子在前攀爬，我們跟在後面。
我喘得邁不動步，脖子上的血流得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