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及沖繩：東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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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處提到他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但忽略了他在1985年簽署的《廣場協議》。
這個協議導緻了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氣。
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曆史。
按照沃爾福蘭的觀點，日本國沒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對經濟和政治決策承擔最終責任。
日本的體制是不同等級的集合體，沒有一個中心。
日本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它的特點是中央官僚們和企業家的夥伴關系。
《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86/87冬季号。
在經濟起飛之後，這種官商合一的關系必然導緻腐敗和低效。
這個特點不是在戰後才形成的。
小約瑟夫?奈寫到： 在德國，雖然希特勒得到了軍方和工業巨頭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獨斷專行的。
而在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過政治和軍事精英的協商而制定的。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和曆史》，157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
這是裕仁天皇逃脫戰後懲罰的原因之一。
一個人的獨裁可以給國家帶來災難，一小群人的專制同樣可以是災難性的。
雖說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但這個決策層相當封閉，利益取向比較一緻，各人的性格也多是從衆的。
沃爾福蘭注意到，“美國有時被半開玩笑地稱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對黨”。
見《再論日本難題》，《外交》1990秋季号。
由此可見美國對日本國内政治介入之深，影響力之大，同時也可見日本官僚機構傾向于内部達成“共識”。
即使在民主體制下，他們也很容易操縱民意，或忽視民意。
日本是一個非常注重權威和一緻的國家，民衆需要領導者替他們思考、決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
在這種制度下，隻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團内獲得庇蔭，就能打開權力之門，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遠見和魄力。
不僅“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一些日本學者也深有同感。
不過，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産生足夠的行動能力。
日本《外交論壇》雜志社在2000年舉辦了一次圓桌會議，主題是“回顧20世紀：現代日本的興衰周期”。
牛尾治朗在會議上批評說： 日本尤其不習慣于大處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觀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戰後的日本也還是這樣。
當要求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眼鏡看世界時，我們沒有犯過錯誤。
但是在冷戰之後，每個人都開始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獨立行動。
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危險的階段。
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roundtable01?html? 美國并不信任它的這個盟國。
《日美安保條約》既是日本的保護傘，也是美國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動的鎖鍊。
即使有這條鎖鍊，日本也面臨着“一個危險的階段”，因為它沒有外交政策。
戰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極端的可能性，而鎖鍊的強度有限。
有日本學者指出： 一些觀察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沒有一個可以被恰當地稱作外交政策的東西。
如果把戰後日本外交政策和在異時異地所執行的，比如這樣一些領導人，帕默斯頓子爵、奧托?馮?俾斯麥、溫斯頓?丘吉爾，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陸奧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個比較，這個評論一點也不令人驚異。
《日本外交改革：早該進行的政策檢讨》，《外交論壇》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陸奧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
當年，陸奧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脅迫李鴻章簽署了《馬關條約》。
在天皇擁有絕對權威的日本，處在一位強勢首相之下，外相陸奧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間？《馬關條約》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這個條約過于貪婪、過于咄咄逼人，導緻了俄、德、法三國幹涉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日俄因此交惡。
從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戰争，先赢後輸，在1945年戰敗後失去了在《馬關條約》前後獲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
《馬關條約》埋下了日本今後過度擴張和失敗的種子。
有鑒于此，很難說陸奧宗光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是因為它“錯誤地認為希特勒德國是世界的正統，具有統治世界的軍事實力，而沒有能制訂真正意義上的戰略，隻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采取的臨時性政策，最終遭到失敗”。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不過，沒有戰略不代表沒有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占領中國，做東亞的霸主。
為此目的，日本最終選擇了跟随納粹德國。
如今，在美國的“忠實的男仆”這一點上，日本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曾根說：“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原因之一就是，對美國的過分依賴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社會風潮。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把因果關系掉過來可能更接近實際：因為日本缺乏戰略，所以對美國過分依賴。
在國際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現出戰敗國、小國的心态。
比如，在裡根訪問日本時，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絕了美國“按照國際慣例”、讓美國的警衛車跟在總統的座車後面的要求。
為了讓美國駐日大使放心美國總統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時，“我将以自己的身體保衛裡根總統”。
在參加八國峰會時，中曾根自比為日本的冠軍，決心不輸給裡根和撒切爾。
各國首腦合影時的位置本來無一定之規，中曾根卻炫耀他和裡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爾夫人離裡根還近”，《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80-81頁。
以此作為向日本國民邀寵的資本。
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屬于實力派，也算是一位有頭腦的政客。
他任首相時（1982-1987），日本經濟力量正處于頂峰時期，連美國都感到懼怕。
但這種小國心态隻能讓日本繼續追随強國，以及美國之後的強國。
當然，大國領導人炫耀與美國政要乃至媒體記者的交道，這種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國獨有。
但中曾根的表現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狀态，即缺少領導人的信心和戰略眼光，而在其他國家更可能是一個特例，隻是某一個不自信的領導人的失态。
如果日本再次試圖充當亞洲的領導者，過程和結果可能仍然是災難性的。
因此，東亞的和平在于給日本指定一個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強國 缺乏國家戰略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模仿、追随強國。
這是日本曆史的一個顯著特征。
日本文化中有兩種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藝伎。
這兩種人都不是獨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
他們（她們）把自己的技藝磨練得很精湛，是為了給主人（或客人）服務。
藝伎逢場作戲，比武士還少了一份忠誠。
因此，日本總是模仿強國，尋求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結盟。
從古至今的大部分時間裡，日本是一個追随者，不是一個領導者。
唯一的半個例外是從明治維新成功到二戰戰敗的數十年間，日本企圖做東亞的霸主，建立以它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企圖以霸道實現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殺來建立“王道樂土”，與中國傳統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遠。
日本野心的來源則是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和殖民戰争。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憲法和陸軍模仿德國，海軍模仿英國。
不過，德日兩國關系在二次大戰前并不好。
1894年甲午戰争後，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諸島給日本。
割讓遼東半島侵犯了其他列強的利益，德國與俄國、法國幹涉，最後日本不得不忍痛把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
這讓日本一直耿耿于懷，埋下了兩國交惡的種子。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攫取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這又讓德國憤恨不已。
此外，兩國的經濟結構相似，都需要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
它們的經濟利益也是沖突的。
參見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系研究1936-1938》，89頁，三聯書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紀初與英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前與德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後與美國結盟。
它的盟國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1902年，日本和英國結盟。
它們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國的擴張。
由于日本的侵華戰争，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英日同盟被廢止。
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開始受到極端分子的影響。
日本轉而與法西斯德國結盟，因此走向與美英的對抗，加速了它的失敗。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日同盟的結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樣，《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的終結也将動搖日本當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
”《朋友還是對手？前美駐日大使說日本》，219頁。
如果現在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擺脫美國的控制并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它仍有可能濫用武力。
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論壇》圓桌會上，東京大學的山内教授說： 如果我們考察明治維新以後的曆史，就會看到一個事實：當日本和英國或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海洋大國——在一起時，日本的表現就很好。
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國——如德國和意大利——結盟時，日本就衰敗了。
山内隻說對了一半。
問題的要害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國，而在于它所跟随國家在當時的地位。
英國和美國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強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日本與這兩個國家結盟就是成為最強大國家的小夥伴，從它們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時也受它們制約。
德國和意大利受到現有秩序的壓抑，是挑戰者。
它們的挑戰方式不是和平的，它們的地位都是未定的。
由于日本缺乏制定國家戰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極端。
另外，希特勒和墨索裡尼都是戰争狂人。
他們對日本不斷發起戰争的影響很大。
在德國似乎蒸蒸日上的時候，1936年11月25日，兩國在柏林正式簽署了《德日防共協定》（《反共産國際協定》）。
這個協議主要是針對蘇聯的，對蘇聯形成了東西兩面夾擊的态勢。
此後，德日關系日趨密切，而中德關系急轉直下。
德國撤走了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停止銷售武器——有點像1950年代末對中國“背信棄義”的蘇聯。
1940年6月，德國占領巴黎。
在日本，“歐洲戰争，以及德國1940年春夏展開的閃電戰所引起的國際狂亂改變了一切。
一股非常明顯的趨炎附勢的情緒開始蔓延。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争》，267頁。
因為德國取得了勝利，在三年的協商之後，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在柏林簽署了三國協定。
三國約定，在受到非歐洲戰争或日中沖突參加國的攻擊時，他們彼此之間應該運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手段互相援助。
因為簽署了這個條約，日本耗費巨資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的最後寫道：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
他們還将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是否也在失敗。
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并顯示其對戰争如何能作出貢獻。
如果軍國主義在其他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将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
《菊與刀》，218頁。
日本走向和平或戰争，取決于它可資模仿的對象，目前就是美國。
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最大優勢就體現在軍事上。
因此，如果今後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軍事力量，将不會令人驚訝。
但是，中國和韓國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積貧積弱；甚至朝鮮，在軍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
從這一點看，亞洲大陸不會再次誘惑日本發動侵略。
東亞的曆史問題 日本的“脫亞”有一個過程。
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保支論”。
他聲稱，為了報答儒漢化之恩，日本有義務抵擋西方的入侵，以便讓支那（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自強。
這些話是在甲午戰争之後，日本仍然站在亞洲的立場上。
在10多年後，可能是日本對中國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對自己的信心增強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後，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
這些要求被認為是企圖吞并中國。
同樣在1898年1月，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笃麿發表了關于全球爆發種族戰争的預想。
他敦促日本與同種結成聯盟，為黃白人種的大對決做好準備。
他的長子近衛文麿繼任為貴族院議長，後來在1937-1941年間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積極推動對華作戰。
日本加入歐洲、企圖征服亞洲的轉變是在20世紀初完成的。
侵略者的理論根據是種族沖突，這個理論在今天看當然是錯誤的，在當時卻是對西方政策的合理反應。
白種人嚴重歧視有色人種，這種歧視在1960年代的美國仍是合法的。
20世紀初日本面臨一個選擇：與中國一起對抗西方，或與西方一起瓜分中國。
日本選擇了後者，最後，企圖獨吞中國。
在日本看來，中國實在提不起來，沒有資格成為日本的夥伴。
日本有占領中國的框架政策，在學校和軍隊中為侵略做準備，但沒有明确的戰略和日程表。
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華一般是由軍隊中的激進派推動的，在事成之後得到軍部和天皇的默許。
這種鼓勵的态度又刺激他們采取下一步激進行動。
和德國不同，日本沒有一個像希特勒那樣對發動戰争承擔最後責任的人。
戰争期間内閣多次換屆，内閣總理中有因不贊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戰争仍繼續進行。
戰後，最高權威天皇逃脫了懲罰。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殺”對于南京大屠殺，日本人的觀點可以分為三派：虛構派、中間派和大屠殺派。
其中虛構派的人數最多，他們認為受害者總數從0到40或50不等。
但他們大都不是專業的曆史學者。
無論是在英語學界還是在漢語學界，都沒有人支持虛構派；中間派承認有殺戮，但他們接受的被害者總數隻有數千到兩萬不等，大衛?阿斯糾把他們大都歸入虛構派；大屠殺派人數最少，他們認為被害者總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大多數人接受的數字是12萬。
見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關系。
日軍侵略中國的戰争伴随着大量針對平民的暴行。
他們在華北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隊在東北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日軍轟炸重慶開了全世界空襲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擊就是一個後果。
“南京大屠殺”已經遠遠超出了南京的範圍，成為日軍在華所有暴行的象征。
日軍在南京屠殺的具體人數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雖然統計數據非常重要，但戰亂中的屠殺永遠也不會有準确的統計，更何況被害者已經不再說話，殺人者也很少有人認罪。
我們必須記住，大屠殺不屬于統計學的範疇，它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把大屠殺簡化為統計學的争論，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是對未來暴行的放縱。
任何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企圖一旦在日本得勢，必将對中日兩國的未來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
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這與他們掩蓋謀殺張作霖是一樣的。
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陸軍大佐的帶領下，日本關東軍的一些軍官炸死了軍閥張作霖，然後嫁禍于中國軍人。
在了解了真相之後，日本内閣決定隐瞞事實，“斷言公開真相将傷害皇室，惡化中日關系，侵害日本在中國的特權。
此外，内閣也不願意在議會上對事件承擔責任”《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争》，146頁……這是日本“恥感文化”的特點。
他們在意的是别人的觀感，而不是罪惡本身。
因此，犯罪之後最重要的是掩飾罪惡。
恢複名譽的體面手段是否認罪行，而不是真誠地反省忏悔。
如果掩飾不成，他們會惱羞成怒，遷怒于受害者。
現在，我們正看到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遠遠不僅僅是宗教信仰的問題，它已經成為日本否認戰争暴行的象征。
日本軍人把中國人當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殺。
侵略與屠殺不僅是一個“曆史問題”，可以因寬容而被放置一邊，或在“學術”争論中被中立化。
它更多地是一個“良心問題”、“責任問題”。
一個民族可以暫時回避曆史，但永遠不能回避良心，永遠不能回避責任。
良心和責任對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約束力，不僅僅對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殺了是非、善惡的區别。
這與佛教教義是不一樣的。
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這種平等是有條件的，贖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則會堕入地獄，來世也不得好報。
在日本文化中，“忏悔”很少。
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惡，那麼作惡時就不會畏懼。
“羞恥”感是現世道德對惡行的約束，是容易抵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否認罪惡。
這正是日本采取的手段。
中國反對日本政府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并不是幹涉日本内政。
而是因為它所崇奉的國家神道、所供奉的戰犯，曾給中國帶來過巨大的災難。
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天皇實行獨裁，政府“廢佛毀釋”，獨尊神道教。
它将國家作為唯一的神來供奉，政教一體。
靖國神社始建于1869年，與日本傳統相違背，靖國神社并沒有體現“死者平等”，它是有選擇的，隻有為天皇戰死者才能進入靖國神社。
死于戰争的日本平民沒有資格進入靖國神社。
那些被日本軍人殺害的其他國家的人更不在靖國神社祭奠之列。
國家神道是和日本擴張同步開始的，從建立起到今天，靖國神社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和精神寄托。
盡管天皇在戰後公開否認了自己的神性，靖國神社仍然以諸天皇為中心，為他們的戰死者招
這個協議導緻了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陷入10多年不景氣。
中曾根在逃避不愉快的曆史。
按照沃爾福蘭的觀點，日本國沒有真正的中央政府，可以對經濟和政治決策承擔最終責任。
日本的體制是不同等級的集合體，沒有一個中心。
日本不是一個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它的特點是中央官僚們和企業家的夥伴關系。
《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86/87冬季号。
在經濟起飛之後，這種官商合一的關系必然導緻腐敗和低效。
這個特點不是在戰後才形成的。
小約瑟夫?奈寫到： 在德國，雖然希特勒得到了軍方和工業巨頭的支持，但是他基本上是獨斷專行的。
而在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政策更多地是通過政治和軍事精英的協商而制定的。
小約瑟夫?奈：《理解國際沖突：理論和曆史》，157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2年。
這是裕仁天皇逃脫戰後懲罰的原因之一。
一個人的獨裁可以給國家帶來災難，一小群人的專制同樣可以是災難性的。
雖說日本“決策層的權力相對分散”，但這個決策層相當封閉，利益取向比較一緻，各人的性格也多是從衆的。
沃爾福蘭注意到，“美國有時被半開玩笑地稱為日本唯一真正的政治反對黨”。
見《再論日本難題》，《外交》1990秋季号。
由此可見美國對日本國内政治介入之深，影響力之大，同時也可見日本官僚機構傾向于内部達成“共識”。
即使在民主體制下，他們也很容易操縱民意，或忽視民意。
日本是一個非常注重權威和一緻的國家，民衆需要領導者替他們思考、決定，“官意”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民意。
在這種制度下，隻要有家族背景，能在小集團内獲得庇蔭，就能打開權力之門，根本就不需要政治家的遠見和魄力。
不僅“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一些日本學者也深有同感。
不過，深刻的反省不一定能産生足夠的行動能力。
日本《外交論壇》雜志社在2000年舉辦了一次圓桌會議，主題是“回顧20世紀：現代日本的興衰周期”。
牛尾治朗在會議上批評說： 日本尤其不習慣于大處着眼，所以它的全景觀一般都不可靠，甚至戰後的日本也還是這樣。
當要求我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通過《日美安保條約》的眼鏡看世界時，我們沒有犯過錯誤。
但是在冷戰之後，每個人都開始用他們自己的方式看世界，獨立行動。
這對日本來說是一個危險的階段。
http：//www?gaikoforum?com/essay/roundtable01?html? 美國并不信任它的這個盟國。
《日美安保條約》既是日本的保護傘，也是美國拴住日本、不使它妄動的鎖鍊。
即使有這條鎖鍊，日本也面臨着“一個危險的階段”，因為它沒有外交政策。
戰略的缺失增加了走向極端的可能性，而鎖鍊的強度有限。
有日本學者指出： 一些觀察家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日本沒有一個可以被恰當地稱作外交政策的東西。
如果把戰後日本外交政策和在異時異地所執行的，比如這樣一些領導人，帕默斯頓子爵、奧托?馮?俾斯麥、溫斯頓?丘吉爾，或甚至日本自己的陸奧宗光（外相1892-1996）的政策做一個比較，這個評論一點也不令人驚異。
《日本外交改革：早該進行的政策檢讨》，《外交論壇》2002年秋季号。
作者把陸奧宗光看做日本外交第一人。
當年，陸奧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一起，脅迫李鴻章簽署了《馬關條約》。
在天皇擁有絕對權威的日本，處在一位強勢首相之下，外相陸奧能有多大的制定政策的空間？《馬關條約》是日本近代史上的一個裡程碑。
這個條約過于貪婪、過于咄咄逼人，導緻了俄、德、法三國幹涉要求日本歸還遼東半島，日俄因此交惡。
從此，日本一步一步地走向戰争，先赢後輸，在1945年戰敗後失去了在《馬關條約》前後獲得的大部分侵略成果。
《馬關條約》埋下了日本今後過度擴張和失敗的種子。
有鑒于此，很難說陸奧宗光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家。
日本與納粹德國結盟，是因為它“錯誤地認為希特勒德國是世界的正統，具有統治世界的軍事實力，而沒有能制訂真正意義上的戰略，隻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采取的臨時性政策，最終遭到失敗”。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不過，沒有戰略不代表沒有想法。
這個想法就是占領中國，做東亞的霸主。
為此目的，日本最終選擇了跟随納粹德國。
如今，在美國的“忠實的男仆”這一點上，日本比英國有過之而無不及。
中曾根說：“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原因之一就是，對美國的過分依賴已成為日本舉國上下的社會風潮。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把因果關系掉過來可能更接近實際：因為日本缺乏戰略，所以對美國過分依賴。
在國際政治上，中曾根仍然表現出戰敗國、小國的心态。
比如，在裡根訪問日本時，日本出于民族自尊心，拒絕了美國“按照國際慣例”、讓美國的警衛車跟在總統的座車後面的要求。
為了讓美國駐日大使放心美國總統的安全，中曾根表示，在必要時，“我将以自己的身體保衛裡根總統”。
在參加八國峰會時，中曾根自比為日本的冠軍，決心不輸給裡根和撒切爾。
各國首腦合影時的位置本來無一定之規，中曾根卻炫耀他和裡根站在一起，“甚至比撒切爾夫人離裡根還近”，《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80-81頁。
以此作為向日本國民邀寵的資本。
中曾根在日本政界屬于實力派，也算是一位有頭腦的政客。
他任首相時（1982-1987），日本經濟力量正處于頂峰時期，連美國都感到懼怕。
但這種小國心态隻能讓日本繼續追随強國，以及美國之後的強國。
當然，大國領導人炫耀與美國政要乃至媒體記者的交道，這種小心眼不是日本一國獨有。
但中曾根的表現似乎更接近日本政界的普遍狀态，即缺少領導人的信心和戰略眼光，而在其他國家更可能是一個特例，隻是某一個不自信的領導人的失态。
如果日本再次試圖充當亞洲的領導者，過程和結果可能仍然是災難性的。
因此，東亞的和平在于給日本指定一個它可以追随的目标，供它消遣。
模仿和追随強國 缺乏國家戰略的一個很自然的結果就是模仿、追随強國。
這是日本曆史的一個顯著特征。
日本文化中有兩種特别的人物：武士和藝伎。
這兩種人都不是獨立的，都需要依附他人。
他們（她們）把自己的技藝磨練得很精湛，是為了給主人（或客人）服務。
藝伎逢場作戲，比武士還少了一份忠誠。
因此，日本總是模仿強國，尋求與世界最強大的國家結盟。
從古至今的大部分時間裡，日本是一個追随者，不是一個領導者。
唯一的半個例外是從明治維新成功到二戰戰敗的數十年間，日本企圖做東亞的霸主，建立以它為核心的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企圖以霸道實現王道，依靠侵略和屠殺來建立“王道樂土”，與中國傳統中的“王道”理想相去甚遠。
日本野心的來源則是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和殖民戰争。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的憲法和陸軍模仿德國，海軍模仿英國。
不過，德日兩國關系在二次大戰前并不好。
1894年甲午戰争後，中日簽訂了《馬關條約》，中國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和澎湖諸島給日本。
割讓遼東半島侵犯了其他列強的利益，德國與俄國、法國幹涉，最後日本不得不忍痛把遼東半島歸還給中國。
這讓日本一直耿耿于懷，埋下了兩國交惡的種子。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日本攫取了德國的在華利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這又讓德國憤恨不已。
此外，兩國的經濟結構相似，都需要進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
它們的經濟利益也是沖突的。
參見陳仁霞：《中德日三角關系研究1936-1938》，89頁，三聯書店，2003年。
日本在20世紀初與英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前與德國結盟，在二次大戰後與美國結盟。
它的盟國總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
1902年，日本和英國結盟。
它們的共同目标是抑制俄國的擴張。
由于日本的侵華戰争，在1921年的華盛頓會議上，英日同盟被廢止。
日本失去了盟友，也失去了目标，開始受到極端分子的影響。
日本轉而與法西斯德國結盟，因此走向與美英的對抗，加速了它的失敗。
“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日同盟的結束使日本放任自流一樣，《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的終結也将動搖日本當前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支柱。
”《朋友還是對手？前美駐日大使說日本》，219頁。
如果現在日本成為正常國家，擺脫美國的控制并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它仍有可能濫用武力。
在前面提到的《外交論壇》圓桌會上，東京大學的山内教授說： 如果我們考察明治維新以後的曆史，就會看到一個事實：當日本和英國或美國——盎格魯-撒克遜海洋大國——在一起時，日本的表現就很好。
但是，在和非海洋大國——如德國和意大利——結盟時，日本就衰敗了。
山内隻說對了一半。
問題的要害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跟随海洋大國，而在于它所跟随國家在當時的地位。
英國和美國當時都是世界第一強國，是現有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維護者，日本與這兩個國家結盟就是成為最強大國家的小夥伴，從它們的利益中分一杯羹，同時也受它們制約。
德國和意大利受到現有秩序的壓抑，是挑戰者。
它們的挑戰方式不是和平的，它們的地位都是未定的。
由于日本缺乏制定國家戰略的能力，很容易因盲目而走向極端。
另外，希特勒和墨索裡尼都是戰争狂人。
他們對日本不斷發起戰争的影響很大。
在德國似乎蒸蒸日上的時候，1936年11月25日，兩國在柏林正式簽署了《德日防共協定》（《反共産國際協定》）。
這個協議主要是針對蘇聯的，對蘇聯形成了東西兩面夾擊的态勢。
此後，德日關系日趨密切，而中德關系急轉直下。
德國撤走了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停止銷售武器——有點像1950年代末對中國“背信棄義”的蘇聯。
1940年6月，德國占領巴黎。
在日本，“歐洲戰争，以及德國1940年春夏展開的閃電戰所引起的國際狂亂改變了一切。
一股非常明顯的趨炎附勢的情緒開始蔓延。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争》，267頁。
因為德國取得了勝利，在三年的協商之後，1940年9月27日，日本與德國和意大利在柏林簽署了三國協定。
三國約定，在受到非歐洲戰争或日中沖突參加國的攻擊時，他們彼此之間應該運用政治、經濟以及軍事手段互相援助。
因為簽署了這個條約，日本耗費巨資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活動。
1946年，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的最後寫道： 現在日本人認識到軍國主義已經失敗。
他們還将注視，軍國主義在世界其他國家是否也在失敗。
如果沒有失敗，日本會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戰熱情，并顯示其對戰争如何能作出貢獻。
如果軍國主義在其他國家也失敗了，日本将證明，它汲取了一項教訓，即帝國主義的侵略企圖絕不是到達榮譽之路。
《菊與刀》，218頁。
日本走向和平或戰争，取決于它可資模仿的對象，目前就是美國。
美國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最大優勢就體現在軍事上。
因此，如果今後日本在外交中更多地倚重軍事力量，将不會令人驚訝。
但是，中國和韓國都不再像過去那樣積貧積弱；甚至朝鮮，在軍事上都不再是可以任意欺辱的。
從這一點看，亞洲大陸不會再次誘惑日本發動侵略。
東亞的曆史問題 日本的“脫亞”有一個過程。
在戊戌年（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發表“保支論”。
他聲稱，為了報答儒漢化之恩，日本有義務抵擋西方的入侵，以便讓支那（中國）有充分的時間自強。
這些話是在甲午戰争之後，日本仍然站在亞洲的立場上。
在10多年後，可能是日本對中國喪失了信心，同時也對自己的信心增強了，大隈重信于1914年第二次出任首相後，向袁世凱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條”。
這些要求被認為是企圖吞并中國。
同樣在1898年1月，日本貴族院議長近衛笃麿發表了關于全球爆發種族戰争的預想。
他敦促日本與同種結成聯盟，為黃白人種的大對決做好準備。
他的長子近衛文麿繼任為貴族院議長，後來在1937-1941年間三次出任日本首相，積極推動對華作戰。
日本加入歐洲、企圖征服亞洲的轉變是在20世紀初完成的。
侵略者的理論根據是種族沖突，這個理論在今天看當然是錯誤的，在當時卻是對西方政策的合理反應。
白種人嚴重歧視有色人種，這種歧視在1960年代的美國仍是合法的。
20世紀初日本面臨一個選擇：與中國一起對抗西方，或與西方一起瓜分中國。
日本選擇了後者，最後，企圖獨吞中國。
在日本看來，中國實在提不起來，沒有資格成為日本的夥伴。
日本有占領中國的框架政策，在學校和軍隊中為侵略做準備，但沒有明确的戰略和日程表。
在1938年以前，日本侵華一般是由軍隊中的激進派推動的，在事成之後得到軍部和天皇的默許。
這種鼓勵的态度又刺激他們采取下一步激進行動。
和德國不同，日本沒有一個像希特勒那樣對發動戰争承擔最後責任的人。
戰争期間内閣多次換屆，内閣總理中有因不贊同侵略方案而下台者，但戰争仍繼續進行。
戰後，最高權威天皇逃脫了懲罰。
如果不了解“南京大屠殺”對于南京大屠殺，日本人的觀點可以分為三派：虛構派、中間派和大屠殺派。
其中虛構派的人數最多，他們認為受害者總數從0到40或50不等。
但他們大都不是專業的曆史學者。
無論是在英語學界還是在漢語學界，都沒有人支持虛構派；中間派承認有殺戮，但他們接受的被害者總數隻有數千到兩萬不等，大衛?阿斯糾把他們大都歸入虛構派；大屠殺派人數最少，他們認為被害者總數在10萬到20萬之間，大多數人接受的數字是12萬。
見http：//www?japanesestudies?org?uk/articles/Askew?html?，就不可能理解中日關系。
日軍侵略中國的戰争伴随着大量針對平民的暴行。
他們在華北實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731”部隊在東北進行殘酷的人體實驗，日軍轟炸重慶開了全世界空襲平民的先河——日本遭受核打擊就是一個後果。
“南京大屠殺”已經遠遠超出了南京的範圍，成為日軍在華所有暴行的象征。
日軍在南京屠殺的具體人數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雖然統計數據非常重要，但戰亂中的屠殺永遠也不會有準确的統計，更何況被害者已經不再說話，殺人者也很少有人認罪。
我們必須記住，大屠殺不屬于統計學的範疇，它已經遠遠超過了人類的道德底線。
把大屠殺簡化為統計學的争論，是對人類尊嚴的侮辱，是對未來暴行的放縱。
任何否認南京大屠殺的企圖一旦在日本得勢，必将對中日兩國的未來構成極其嚴重的威脅。
日本人否認南京大屠殺，這與他們掩蓋謀殺張作霖是一樣的。
1928年6月4日，在河本大作陸軍大佐的帶領下，日本關東軍的一些軍官炸死了軍閥張作霖，然後嫁禍于中國軍人。
在了解了真相之後，日本内閣決定隐瞞事實，“斷言公開真相将傷害皇室，惡化中日關系，侵害日本在中國的特權。
此外，内閣也不願意在議會上對事件承擔責任”《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争》，146頁……這是日本“恥感文化”的特點。
他們在意的是别人的觀感，而不是罪惡本身。
因此，犯罪之後最重要的是掩飾罪惡。
恢複名譽的體面手段是否認罪行，而不是真誠地反省忏悔。
如果掩飾不成，他們會惱羞成怒，遷怒于受害者。
現在，我們正看到這一幕在日本重演。
日本政治領導人參拜靖國神社遠遠不僅僅是宗教信仰的問題，它已經成為日本否認戰争暴行的象征。
日本軍人把中國人當作“低等民族”而大量屠殺。
侵略與屠殺不僅是一個“曆史問題”，可以因寬容而被放置一邊，或在“學術”争論中被中立化。
它更多地是一個“良心問題”、“責任問題”。
一個民族可以暫時回避曆史，但永遠不能回避良心，永遠不能回避責任。
良心和責任對所有人、所有民族都有約束力，不僅僅對日本人。
神道教相信死者平等，也就抹殺了是非、善惡的區别。
這與佛教教義是不一樣的。
佛教提倡人人可以成佛，因此人人都是平等的。
但是，這種平等是有條件的，贖罪需要忏悔、行善，并不能一死了之，否則會堕入地獄，來世也不得好報。
在日本文化中，“忏悔”很少。
如果相信死亡可以抹去所有善惡，那麼作惡時就不會畏懼。
“羞恥”感是現世道德對惡行的約束，是容易抵擋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否認罪惡。
這正是日本采取的手段。
中國反對日本政府高官參拜靖國神社，并不是幹涉日本内政。
而是因為它所崇奉的國家神道、所供奉的戰犯，曾給中國帶來過巨大的災難。
明治維新以後，為了天皇實行獨裁，政府“廢佛毀釋”，獨尊神道教。
它将國家作為唯一的神來供奉，政教一體。
靖國神社始建于1869年，與日本傳統相違背，靖國神社并沒有體現“死者平等”，它是有選擇的，隻有為天皇戰死者才能進入靖國神社。
死于戰争的日本平民沒有資格進入靖國神社。
那些被日本軍人殺害的其他國家的人更不在靖國神社祭奠之列。
國家神道是和日本擴張同步開始的，從建立起到今天，靖國神社一直是日本軍國主義的象征和精神寄托。
盡管天皇在戰後公開否認了自己的神性，靖國神社仍然以諸天皇為中心，為他們的戰死者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