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及沖繩：東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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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新情況可能産生駭人的結果，即，興起一個軍事化的、咄咄逼人的、擁有核武器的日本，這對它的鄰國将是一場噩夢。
《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尤金?A?馬修斯，《外交》2003年11/12雙月刊。
因為存在着極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如果日本真的重新轉向軍國主義，中國即使足夠強大，也未必能夠阻止日本冒險。
看一看二戰史就知道了。
那時，美國對日本有極大的優勢，日本的決策者也很了解這一點，但仍然決定冒險開戰，以偷襲開始了戰争，企圖一舉畢其功。
2002年2月，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日本國會發表演講。
他提到美國将在兩岸沖突中協防台灣。
日本議員熱烈鼓掌，表現出日本政治界精英的反華情緒在上升。
公開的“反華情緒”日益成為日本政客中的主流。
日本領導人正更加可能支持台灣，參拜靖國神社，呼籲采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包括進一步削減援助。
《中國和日本：友誼的幌子》，本傑明?塞爾夫，《華盛頓季刊》2002-03冬季号。
新一代的日本人忘記了二戰和暴行。
日本政界的“反華情緒”有增無減，與中國大衆的“反日情緒”遙相呼應，彼此促進。
據報道，日本一位防務政策高級官員說：“在日本，我們應該與中國對抗的情緒逐漸高漲。
”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12月11日。
在2004年底頒布的日本5年《防衛計劃大綱》中，中國和朝鮮被指為潛在的威脅，這是日本首次明确指出威脅的來源，向中國和朝鮮發出了非常強硬的信号。
不過，在另一方面，雖然預想了和中國的對抗，日本的軍費開支卻在減少。
從2005年起的5年中，軍費開支将下降到2330億美元，比此前5年的平均開支下降3?7%。
這反映了日本的預算緊張，也反應日本在軍事上對美國的嚴重依賴。
美國通過改革戰敗國的政治制度，化敵為友，由此長期控制着戰敗國。
1951年，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日美安保條約》。
從那時起，日本不再是一個正常的戰敗國，而是在軍事、外交等方面受美國控制的盟友。
這種關系随兩國實力差距的縮小而有改變。
在911之前，美國已經在考慮把日本推向東亞政治的前台。
在今後某個時期，這個議題還會重新提出。
日本參加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是一個突破。
制約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兩大阻礙，國内的和平主義情緒和美國的遲疑态度，都在消退中。
日本國内對向海外派兵的支持率已經接近50%，日本為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戰争提供後勤支持，并加入了在伊拉克的占領軍。
美國多年來一直敦促日本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以此作為對中國的制約。
日本已經把“周邊有事”擴展到美國受到攻擊，實際上走上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道路。
在未來的沖突中，日本已經在法律上保證了與美國一起作戰，而不是僅僅提供後勤支援。
在美國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之前，日本一定會再武裝。
中日彼此猜疑很深，有可能出現軍備競賽。
美軍駐紮在日本可以推遲中日的軍備競賽。
鑒于目前日本的經濟和科技實力都高于中國，因此這個推遲對中國是有利的。
俄國仍是一個虛弱的國家，它的最大資本就是核武器和能源，它會利用這些資本來維持國家地位。
繞開中國的納-霍輸油管道就是一例。
日、俄已經開始接近，為100多年來所罕見。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俄日關系大多數時候都處在緊張甚至敵對狀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将要結束的時候，蘇聯廢除了與日本的中立條約，捅了日本“背後一刀”，并占領了北海道以北的四個島。
因為“北方領土”的争端，兩國沒有簽署和平條約以結束戰争狀态。
在冷戰期間，日本是美國的夥伴，完全站在美國一邊。
日本世界第一的掃雷和反潛作戰能力，是為配合美國封鎖蘇聯太平洋海岸而發展起來的，現在仍然有用。
有史以來，東亞第一次同時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中國和一個強大的日本。
兩強并存，又彼此猜疑，對抗難以避免。
對抗難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幾百年來，日本一直把中國作為對手。
現在，日本從中國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脅。
即使不采取強硬的對外政策，一個國家實力增強也會對鄰國構成威脅，因為它改變了均勢，也就是改變了原有的利益和安全格局。
均勢的調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
失之者必不甘心。
缺少戰略傳統的日本 日本是一個缺乏戰略傳統的國家。
這一事實為許多研究日本的學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認。
在中國，李宗仁是較早指出這一點的人之一。
他與侵華日軍打了多年的仗。
他總結道，從明治維新起，日本就在基本國策上犯了緻命錯誤： 日本侵華戰争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
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
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于侵略小民族而緻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
（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
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緻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内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
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李宗仁回憶錄》（下），615頁，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這個評論是一針見血的。
他提出了日本侵華的兩大原因，對于日本來說，這兩個因素是一對矛盾。
日本本來接受的是中國文明，後來在美國的炮擊之下，轉而學習西方文明。
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就用它後來習得的文明果實進攻它早期文明的母體。
除了地緣政治的追求外，當時日本入侵中國，還有兩種文明沒有調和的因素。
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結果在中西文明的聯合打擊之下遭到慘敗。
至今，日本仍在“脫亞入歐”和“脫歐返亞”之間搖擺，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症狀之一。
此病症表明，至少在東亞地區，日本還不具備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中國能被北方遊牧的少數民族征服，卻不可能被日本征服，首先是因為時代不同了。
早期的時候，中國自成一個世界，征服了中國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幹涉。
而到了日本侵華時期，中國隻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貧弱的一部分。
許多強國在中國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強大得多的美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它們不可能袖手旁觀，讓日本在遠東坐大。
另外，古代中國人一般并不太關心哪裡的人來當皇帝。
而20世紀是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曆史淵源，是一件代價極為昂貴的事情，很難持久。
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勝仗，占領了領土，卻難以進行有效的統治。
這些都是日本戰略上的失誤。
李宗仁接着寫道： 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淺，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
《李宗仁回憶錄》（下），616頁。
李宗仁所說的“志大才疏”，專指制定戰略的領袖。
在戰術上，他承認日本将官“一絲不亂”、“令人生敬生畏”。
作為戰地指揮官，李宗仁對此深有體會。
雖然如此，他認為日本的戰術優點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
在回憶錄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場，替他們設想了另一場侵華戰争。
他認為，那樣的結果将對日本有利得多。
但日本的戰争沒有戰略。
戰術失敗有時會挽救戰略失誤。
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關東軍試探進攻蘇聯，和蘇聯遠東部隊時有小規模的沖突。
1939年9月，在外蒙古與内蒙古交界的諾門坎，蘇軍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揮下，迎戰比他們人數略多的關東軍（雙方都不足6萬人）。
島國的日軍在裝備、戰術上都遠落後于陸地大國蘇聯的軍隊。
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蘇聯機械化部隊的打擊下，一個師團、近兩萬日軍被消滅。
1941年4月13日，按照蘇聯提出的條件，蘇、日在莫斯科簽署了為期5年的中立條約。
這時距德國入侵蘇聯隻有兩個多月。
中立條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還是個疑問。
在蘇德戰争爆發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國将要入侵蘇聯的情報，并立即開始制定新的作戰計劃，準備和德國一起夾擊蘇聯。
贊同進攻蘇聯的人，不僅有陸軍将領，還有外相松岡洋右——他剛剛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
日本計劃在1941年9月初對蘇聯發動進攻，但最終沒有實行這個計劃。
諾門坎一戰顯示了兩國陸軍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對蘇聯心存顧慮。
況且，日本也不想幫助它的盟友德國。
蘇聯同樣沒有打算遵守中立條約。
1945年8月8日，蘇聯宣布廢除該條約，對日宣戰，很快就出兵中國東北。
日本關東軍幾乎不堪一擊。
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因為它似乎找到了一個更好的目标，轉而南下東南亞，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決心去挑戰另一個強國美國。
日、美之間的戰略沖突激化。
為了彌補自己在軍事、工業和資源方面的巨大劣勢，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想先下手為強，消滅美國有生力量，迫使美國講和。
這是一個災難性的戰略錯誤。
當時，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弱于日本。
但是兩國工業的巨大差距是無法彌補的。
在1941年夏天美國對日本實施全面貿易禁運之前，日本80%的石油進口依靠美國，參見《劍橋插圖戰争史》，300頁。
1937年，美國的機動車産量是日本的481倍。
1940年，美國的鋼産量是日本的8?9倍，電力是19?8倍。
從1941到1944年，美國的軍火生産增加了9?1倍，日本隻增加了3?1倍（見《戰略締造》，474-477頁）。
日本的工業基礎不僅比美國差很多，也比它原來要攻擊的蘇聯差很多。
例如，1937年日本的機動車産量隻有蘇聯的1/20。
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個資源大國，而日本的戰略資源都依賴進口。
1940年，美國在日本的進口中占有36%的份額。
其中，石油為總進口的3/4（或75%，與上引《劍橋插圖戰争史》的數字略有出入），鐵為80%，棉花35%，機械2/3，銅占90%（大江志乃夫：《統帥權》，日本評論社，1983年，轉引自《真相》278頁）。
由此可見，沒有來自美國的物資，日本根本不可能維持戰争。
雖然美國把作戰重點放在大西洋，但僅在半年之間，太平洋海戰就出現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轉。
優秀的軍事指揮官可以彌補國家戰略的不足，同時也會加深戰略欠缺帶來的災難，因為他們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戰略”走得更遠。
對日本來說，偷襲珍珠港是一場出色的戰役。
如果日本偷襲失敗，美國人一定會很滿意，不再過多追究。
日本也許不會失去整個戰争，至少不會遭受原子彈轟炸，可能還會保留在此前半個世紀獲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對日本決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評在一些學者那裡得到了印證。
他們通過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對日本發動戰争負有直接的、重大的責任，雖然他逃脫了懲罰，卻是第一号戰犯。
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資料後，比克斯把戰争的責任歸給裕仁天皇。
他發現裕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即，往往隻追求程序或戰術細節，有時卻忽略了重大的問題，對于最高統帥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習慣”。
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争》，304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戰後期，受美國政府委派，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幫助美國了解敵人的性格，制定對日政策。
她的《菊與刀》受到廣泛推崇。
她從“孝”的角度分析說： 日本的孝道和中國的不一樣，其範圍不包括幾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龐大宗族……日本所重視的孝道對象，隻限于（現存後代）記憶中的祖先；他們注重的是現時現地。
許多專著都論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構想非現實形象的興趣。
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觀恰好印證了這種論點。
他們這種觀點的最大、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孝道義務限于現存者之間。
《菊與刀》，85-86頁。
如果戰略眼光隻盯在當前的現實，就不可能投射很遠。
沒有戰略，國家就沒有目标。
在快速變化的、動蕩的時代，沒有目标的國家是危險的。
國家不應該永遠摸着石頭過河。
本尼迪克特說的“許多專著”，應該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
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餘》（1901年）中寫道：日本“至今沒有哲學”。
“沒有哲學的人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于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
”《一年有餘》暢銷了20多萬冊，“沒有哲學”的命題在當時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論。
“哲學”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中國也沿用了他的翻譯。
是一個新概念，同時，日本還沒有走出因西方文化沖擊所産生的自卑。
因此，中江的話未免有些偏激。
诋毀傳統的強勁潮流很快抵達中國，似乎非除舊不能布新。
1911年，西田幾多郎發表《善的研究》，試圖把佛教哲學和西方哲學聯系起來。
日本學界通常把這一年當作本土哲學的肇始之年。
西田的方法是在兩個不同哲學傳統之間做加減法，他似乎不能在一個源流中創新。
儒、釋、道等思想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更側重發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維。
這種不足阻礙戰略文化的形成，很難在短期内彌補。
雖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後，他的哲學被當作日本軍事擴張的理論依據。
同時，德國曆史哲學中受到納粹贊賞的部分也被介紹到日本。
一般說來，極端專制國家很難産生理論創新，專制者卻一定會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來為自己服務。
西田的理論有濃重的形而上學。
他的書發行量很大，但還不足于動搖日本人的思維定式。
隻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維能力，正合“有勇無謀”一詞。
國家戰略屬于“抽象思辨”的範疇，以對曆史教訓和未來趨勢及目标的把握為特征。
如果目光隻限于“現時現地”和“現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曆史，不能展望未來，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
這是日本漠視它對鄰國所犯罪行的深層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戰略空間。
日本缺乏戰略，從制度層面上說，是因為沒有能夠制定戰略的政治家。
一位經濟學家說： 在日本人中，可以說找不到合乎條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認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圍繞政治活動應付日常事務的政客之流，戰前的日本可以勉強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輔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術員。
因為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意識來自天皇。
……現在許多國家認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稱為政治家，這種評價已經形成共識。
森島通夫：《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245-246頁，中國财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美國深感威脅。
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關于對日關系的激烈辯論。
那一段時間美國表現出的絕望和痛苦，超過了美國今天對中國的警惕。
雖然那時蘇聯還沒有解體，但日本更讓美國人擔心他們的霸主地位。
這場辯論産生了一批從新角度審視日本的著作，它們的作者被稱為日本學的“修正主義者”。
美國人發現，在戰後經他們一手塑造的日本政體，和他們想象的大不相同。
卡爾?凡?沃爾福蘭有言：“（日本）通産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營部門’都是與這些标簽向美國人所顯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
”《可調和的分歧？》，卡爾?凡?沃爾福蘭，《國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
沃爾福蘭是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
他把日本稱為“astatelessnation”——無國家的民族。
這是他的一本書的副标題。
自1989年出版以來，《日本權力之謎：無國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經成為西方日本學的一本經典著作。
沃爾福蘭并不是說，日本人是一個失去了故國的民族，像以色列複國之前的猶太人。
State指政體。
他是說，“沒有個人或集團得到授權，可以做出對日本所有機構都有約束力的決定，形成全國努力的一部分”。
《再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90秋季号。
沃爾福蘭是較早提出日本欠缺國家戰略的學者之一，也是很有影響的研究日本的學者。
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觀點，在自己的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日本是傳統上就不善于制定國家戰略的國家，現在仍然如此。
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1頁，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戰略，日本總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采取的臨時性政策。
這導緻了它的戰敗。
中曾根說： 關于大東亞戰争後的日本狀況，我隻能說，日本過分受戰敗和美國占領政策的影響，缺乏自主性，制定國策時大國依賴性和功利性強。
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續這種狀況，國家戰略的脆弱性絲毫沒有改變……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作為日本前首相和實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試圖在此書中彌補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
他仍在就事論事，沒有國家戰略所應有的曆史厚重感和深遠目光。
在這本書中，中曾根康弘在
這個新情況可能産生駭人的結果，即，興起一個軍事化的、咄咄逼人的、擁有核武器的日本，這對它的鄰國将是一場噩夢。
《日本的新民族主義》，尤金?A?馬修斯，《外交》2003年11/12雙月刊。
因為存在着極端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如果日本真的重新轉向軍國主義，中國即使足夠強大，也未必能夠阻止日本冒險。
看一看二戰史就知道了。
那時，美國對日本有極大的優勢，日本的決策者也很了解這一點，但仍然決定冒險開戰，以偷襲開始了戰争，企圖一舉畢其功。
2002年2月，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日本國會發表演講。
他提到美國将在兩岸沖突中協防台灣。
日本議員熱烈鼓掌，表現出日本政治界精英的反華情緒在上升。
公開的“反華情緒”日益成為日本政客中的主流。
日本領導人正更加可能支持台灣，參拜靖國神社，呼籲采取更強硬的對華政策，包括進一步削減援助。
《中國和日本：友誼的幌子》，本傑明?塞爾夫，《華盛頓季刊》2002-03冬季号。
新一代的日本人忘記了二戰和暴行。
日本政界的“反華情緒”有增無減，與中國大衆的“反日情緒”遙相呼應，彼此促進。
據報道，日本一位防務政策高級官員說：“在日本，我們應該與中國對抗的情緒逐漸高漲。
”英國《金融時報》2004年12月11日。
在2004年底頒布的日本5年《防衛計劃大綱》中，中國和朝鮮被指為潛在的威脅，這是日本首次明确指出威脅的來源，向中國和朝鮮發出了非常強硬的信号。
不過，在另一方面，雖然預想了和中國的對抗，日本的軍費開支卻在減少。
從2005年起的5年中，軍費開支将下降到2330億美元，比此前5年的平均開支下降3?7%。
這反映了日本的預算緊張，也反應日本在軍事上對美國的嚴重依賴。
美國通過改革戰敗國的政治制度，化敵為友，由此長期控制着戰敗國。
1951年，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日美安保條約》。
從那時起，日本不再是一個正常的戰敗國，而是在軍事、外交等方面受美國控制的盟友。
這種關系随兩國實力差距的縮小而有改變。
在911之前，美國已經在考慮把日本推向東亞政治的前台。
在今後某個時期，這個議題還會重新提出。
日本參加朝鮮核問題的六方會談是一個突破。
制約日本重新軍事化的兩大阻礙，國内的和平主義情緒和美國的遲疑态度，都在消退中。
日本國内對向海外派兵的支持率已經接近50%，日本為美國在阿富汗、伊拉克的戰争提供後勤支持，并加入了在伊拉克的占領軍。
美國多年來一直敦促日本承擔更多的防衛責任，以此作為對中國的制約。
日本已經把“周邊有事”擴展到美國受到攻擊，實際上走上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道路。
在未來的沖突中，日本已經在法律上保證了與美國一起作戰，而不是僅僅提供後勤支援。
在美國減少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之前，日本一定會再武裝。
中日彼此猜疑很深，有可能出現軍備競賽。
美軍駐紮在日本可以推遲中日的軍備競賽。
鑒于目前日本的經濟和科技實力都高于中國，因此這個推遲對中國是有利的。
俄國仍是一個虛弱的國家，它的最大資本就是核武器和能源，它會利用這些資本來維持國家地位。
繞開中國的納-霍輸油管道就是一例。
日、俄已經開始接近，為100多年來所罕見。
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中，俄日關系大多數時候都處在緊張甚至敵對狀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将要結束的時候，蘇聯廢除了與日本的中立條約，捅了日本“背後一刀”，并占領了北海道以北的四個島。
因為“北方領土”的争端，兩國沒有簽署和平條約以結束戰争狀态。
在冷戰期間，日本是美國的夥伴，完全站在美國一邊。
日本世界第一的掃雷和反潛作戰能力，是為配合美國封鎖蘇聯太平洋海岸而發展起來的，現在仍然有用。
有史以來，東亞第一次同時出現了一個強大的中國和一個強大的日本。
兩強并存，又彼此猜疑，對抗難以避免。
對抗難以避免的另一原因，如前所述，幾百年來，日本一直把中國作為對手。
現在，日本從中國的崛起中感到了威脅。
即使不采取強硬的對外政策，一個國家實力增強也會對鄰國構成威脅，因為它改變了均勢，也就是改變了原有的利益和安全格局。
均勢的調整就是利益的再分配，有得之者就有失之者。
失之者必不甘心。
缺少戰略傳統的日本 日本是一個缺乏戰略傳統的國家。
這一事實為許多研究日本的學者所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為日本政界的一些人士所承認。
在中國，李宗仁是較早指出這一點的人之一。
他與侵華日軍打了多年的仗。
他總結道，從明治維新起，日本就在基本國策上犯了緻命錯誤： 日本侵華戰争的基本錯誤便是“企圖征服中國”，本身便是一個不可補救的錯誤。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侵華一直是它的基本國策。
此種國策的奠定，可能有兩種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
日本目擊西方列強由于侵略小民族而緻富強，所以它要踵起效尤。
（二）是日本對中國的錯覺。
日本人一向把中國看成一個無可救藥的古老國家，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是重文輕武，是教育落後，統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緻長期貧弱，不可與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國被國内的少數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滿洲。
滿、蒙二族尚且統治中國，況日本乎？《李宗仁回憶錄》（下），615頁，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廣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李宗仁的這個評論是一針見血的。
他提出了日本侵華的兩大原因，對于日本來說，這兩個因素是一對矛盾。
日本本來接受的是中國文明，後來在美國的炮擊之下，轉而學習西方文明。
在明治維新成功之後，就用它後來習得的文明果實進攻它早期文明的母體。
除了地緣政治的追求外，當時日本入侵中國，還有兩種文明沒有調和的因素。
因此，日本不可避免地患上了文明的“精神分裂症”，結果在中西文明的聯合打擊之下遭到慘敗。
至今，日本仍在“脫亞入歐”和“脫歐返亞”之間搖擺，這是文明的精神分裂症仍然存在的症狀之一。
此病症表明，至少在東亞地區，日本還不具備文明或文化的号召力。
中國能被北方遊牧的少數民族征服，卻不可能被日本征服，首先是因為時代不同了。
早期的時候，中國自成一個世界，征服了中國就是征服了世界，不再可能有外界的幹涉。
而到了日本侵華時期，中國隻是世界的一小部分，而且是貧弱的一部分。
許多強國在中國都有利益，其中包括比日本強大得多的美國。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它們不可能袖手旁觀，讓日本在遠東坐大。
另外，古代中國人一般并不太關心哪裡的人來當皇帝。
而20世紀是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一個民族統治另一個民族，如果沒有曆史淵源，是一件代價極為昂貴的事情，很難持久。
日本大大低估了中國人的抵抗意志，以至打了勝仗，占領了領土，卻難以進行有效的統治。
這些都是日本戰略上的失誤。
李宗仁接着寫道： 但是日本究系島國，民族眼光短淺，胸襟狹隘，政治、軍事領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無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
《李宗仁回憶錄》（下），616頁。
李宗仁所說的“志大才疏”，專指制定戰略的領袖。
在戰術上，他承認日本将官“一絲不亂”、“令人生敬生畏”。
作為戰地指揮官，李宗仁對此深有體會。
雖然如此，他認為日本的戰術優點是“小瑜不足以掩大瑕”。
在回憶錄中，李宗仁站在日本的立場，替他們設想了另一場侵華戰争。
他認為，那樣的結果将對日本有利得多。
但日本的戰争沒有戰略。
戰術失敗有時會挽救戰略失誤。
例如，在1930年代，日本關東軍試探進攻蘇聯，和蘇聯遠東部隊時有小規模的沖突。
1939年9月，在外蒙古與内蒙古交界的諾門坎，蘇軍在朱可夫少将的指揮下，迎戰比他們人數略多的關東軍（雙方都不足6萬人）。
島國的日軍在裝備、戰術上都遠落後于陸地大國蘇聯的軍隊。
在得到空中火力支援的蘇聯機械化部隊的打擊下，一個師團、近兩萬日軍被消滅。
1941年4月13日，按照蘇聯提出的條件，蘇、日在莫斯科簽署了為期5年的中立條約。
這時距德國入侵蘇聯隻有兩個多月。
中立條約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蘇聯避免了兩線作戰，還是個疑問。
在蘇德戰争爆發之前，日本就得到了德國将要入侵蘇聯的情報，并立即開始制定新的作戰計劃，準備和德國一起夾擊蘇聯。
贊同進攻蘇聯的人，不僅有陸軍将領，還有外相松岡洋右——他剛剛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了中立條約。
日本計劃在1941年9月初對蘇聯發動進攻，但最終沒有實行這個計劃。
諾門坎一戰顯示了兩國陸軍的巨大差距，使得日本對蘇聯心存顧慮。
況且，日本也不想幫助它的盟友德國。
蘇聯同樣沒有打算遵守中立條約。
1945年8月8日，蘇聯宣布廢除該條約，對日宣戰，很快就出兵中國東北。
日本關東軍幾乎不堪一擊。
日本沒有進攻蘇聯，因為它似乎找到了一個更好的目标，轉而南下東南亞，提出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日本決心去挑戰另一個強國美國。
日、美之間的戰略沖突激化。
為了彌補自己在軍事、工業和資源方面的巨大劣勢，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想先下手為強，消滅美國有生力量，迫使美國講和。
這是一個災難性的戰略錯誤。
當時，美國在太平洋的海軍力量弱于日本。
但是兩國工業的巨大差距是無法彌補的。
在1941年夏天美國對日本實施全面貿易禁運之前，日本80%的石油進口依靠美國，參見《劍橋插圖戰争史》，300頁。
1937年，美國的機動車産量是日本的481倍。
1940年，美國的鋼産量是日本的8?9倍，電力是19?8倍。
從1941到1944年，美國的軍火生産增加了9?1倍，日本隻增加了3?1倍（見《戰略締造》，474-477頁）。
日本的工業基礎不僅比美國差很多，也比它原來要攻擊的蘇聯差很多。
例如，1937年日本的機動車産量隻有蘇聯的1/20。
至少同樣重要的是，美國是一個資源大國，而日本的戰略資源都依賴進口。
1940年，美國在日本的進口中占有36%的份額。
其中，石油為總進口的3/4（或75%，與上引《劍橋插圖戰争史》的數字略有出入），鐵為80%，棉花35%，機械2/3，銅占90%（大江志乃夫：《統帥權》，日本評論社，1983年，轉引自《真相》278頁）。
由此可見，沒有來自美國的物資，日本根本不可能維持戰争。
雖然美國把作戰重點放在大西洋，但僅在半年之間，太平洋海戰就出現了不利于日本的逆轉。
優秀的軍事指揮官可以彌補國家戰略的不足，同時也會加深戰略欠缺帶來的災難，因為他們的能力可以使有缺陷的“戰略”走得更遠。
對日本來說，偷襲珍珠港是一場出色的戰役。
如果日本偷襲失敗，美國人一定會很滿意，不再過多追究。
日本也許不會失去整個戰争，至少不會遭受原子彈轟炸，可能還會保留在此前半個世紀獲得的某些侵略成果。
李宗仁對日本決策者“志大才疏”的批評在一些學者那裡得到了印證。
他們通過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赫伯特?比克斯揭示，裕仁天皇對日本發動戰争負有直接的、重大的責任，雖然他逃脫了懲罰，卻是第一号戰犯。
在多年爬梳整理第一手資料後，比克斯把戰争的責任歸給裕仁天皇。
他發現裕仁有一個“根深蒂固的習慣，即，往往隻追求程序或戰術細節，有時卻忽略了重大的問題，對于最高統帥來說，這是一個危險的習慣”。
赫伯特?比克斯：《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争》，304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
在二戰後期，受美國政府委派，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日本，幫助美國了解敵人的性格，制定對日政策。
她的《菊與刀》受到廣泛推崇。
她從“孝”的角度分析說： 日本的孝道和中國的不一樣，其範圍不包括幾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龐大宗族……日本所重視的孝道對象，隻限于（現存後代）記憶中的祖先；他們注重的是現時現地。
許多專著都論述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辨和構想非現實形象的興趣。
與中國相比，日本人的孝道觀恰好印證了這種論點。
他們這種觀點的最大、最重要的現實意義就在于，孝道義務限于現存者之間。
《菊與刀》，85-86頁。
如果戰略眼光隻盯在當前的現實，就不可能投射很遠。
沒有戰略，國家就沒有目标。
在快速變化的、動蕩的時代，沒有目标的國家是危險的。
國家不應該永遠摸着石頭過河。
本尼迪克特說的“許多專著”，應該包括日本人自己的著作。
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一年有餘》（1901年）中寫道：日本“至今沒有哲學”。
“沒有哲學的人民，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于淺薄；沒有獨創的哲學就降低一個國家的品格和地位。
”《一年有餘》暢銷了20多萬冊，“沒有哲學”的命題在當時的日本引起很大争論。
“哲學”西周（1829-1897）首先把philosophy翻譯為“哲學”，中國也沿用了他的翻譯。
是一個新概念，同時，日本還沒有走出因西方文化沖擊所産生的自卑。
因此，中江的話未免有些偏激。
诋毀傳統的強勁潮流很快抵達中國，似乎非除舊不能布新。
1911年，西田幾多郎發表《善的研究》，試圖把佛教哲學和西方哲學聯系起來。
日本學界通常把這一年當作本土哲學的肇始之年。
西田的方法是在兩個不同哲學傳統之間做加減法，他似乎不能在一個源流中創新。
儒、釋、道等思想傳入日本之後，日本學者更側重發展其世俗作用，而不是抽象思維。
這種不足阻礙戰略文化的形成，很難在短期内彌補。
雖然不能确定西田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幸的是，在1920年代之後，他的哲學被當作日本軍事擴張的理論依據。
同時，德國曆史哲學中受到納粹贊賞的部分也被介紹到日本。
一般說來，極端專制國家很難産生理論創新，專制者卻一定會利用前人或他人的成果來為自己服務。
西田的理論有濃重的形而上學。
他的書發行量很大，但還不足于動搖日本人的思維定式。
隻有武士道而缺少抽象思維能力，正合“有勇無謀”一詞。
國家戰略屬于“抽象思辨”的範疇，以對曆史教訓和未來趨勢及目标的把握為特征。
如果目光隻限于“現時現地”和“現存者”，那就既不能善待曆史，不能展望未來，也不能理解其他人民。
這是日本漠視它對鄰國所犯罪行的深層原因，不利于日本拓展戰略空間。
日本缺乏戰略，從制度層面上說，是因為沒有能夠制定戰略的政治家。
一位經濟學家說： 在日本人中，可以說找不到合乎條件的政治家，那些被認為是政治家者不外乎圍繞政治活動應付日常事務的政客之流，戰前的日本可以勉強地充作政治家的是一些輔佐天皇政治的政治技術員。
因為他們在政治活動中的決策意識來自天皇。
……現在許多國家認為日本的政治家不足以稱為政治家，這種評價已經形成共識。
森島通夫：《透視日本：興與衰的怪圈》，245-246頁，中國财政經濟出版社，2000年。
在1980年代，日本經濟如日中天，美國深感威脅。
因此，美國對日本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關于對日關系的激烈辯論。
那一段時間美國表現出的絕望和痛苦，超過了美國今天對中國的警惕。
雖然那時蘇聯還沒有解體，但日本更讓美國人擔心他們的霸主地位。
這場辯論産生了一批從新角度審視日本的著作，它們的作者被稱為日本學的“修正主義者”。
美國人發現，在戰後經他們一手塑造的日本政體，和他們想象的大不相同。
卡爾?凡?沃爾福蘭有言：“（日本）通産省、大藏省、日本民主、日本‘私營部門’都是與這些标簽向美國人所顯示的完全不同的制度。
”《可調和的分歧？》，卡爾?凡?沃爾福蘭，《國家利益》1993年秋季号。
沃爾福蘭是長期生活在日本的荷蘭人。
他把日本稱為“astatelessnation”——無國家的民族。
這是他的一本書的副标題。
自1989年出版以來，《日本權力之謎：無國家民族中的人民和政治》已經成為西方日本學的一本經典著作。
沃爾福蘭并不是說，日本人是一個失去了故國的民族，像以色列複國之前的猶太人。
State指政體。
他是說，“沒有個人或集團得到授權，可以做出對日本所有機構都有約束力的決定，形成全國努力的一部分”。
《再論日本難題》，沃爾福蘭，《外交》1990秋季号。
沃爾福蘭是較早提出日本欠缺國家戰略的學者之一，也是很有影響的研究日本的學者。
中曾根康弘接受了他的觀點，在自己的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 日本是傳統上就不善于制定國家戰略的國家，現在仍然如此。
中曾根康弘：《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1頁，海南出版社、三環出版社，2004年。
由于缺乏戰略，日本總是在不斷重複為應付局面所采取的臨時性政策。
這導緻了它的戰敗。
中曾根說： 關于大東亞戰争後的日本狀況，我隻能說，日本過分受戰敗和美國占領政策的影響，缺乏自主性，制定國策時大國依賴性和功利性強。
直到今天，日本依然在延續這種狀況，國家戰略的脆弱性絲毫沒有改變……外國批評日本長期缺乏自己的國家戰略。
《日本二十一世紀的國家戰略》，3頁。
作為日本前首相和實力派政客，中曾根康弘試圖在此書中彌補這一缺憾，但似乎并不成功。
他仍在就事論事，沒有國家戰略所應有的曆史厚重感和深遠目光。
在這本書中，中曾根康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