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日本及沖繩：東邊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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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用生死觀為小泉參拜開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崗，《參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戰後期，德國首都柏林被盟軍攻占，國土被美、蘇、英、法四個國家劃區占領。
挑起戰争的希特勒已經自殺，代表德國投降的人并不對戰争負有重大責任，盟國對德國的清算是徹底的、無情的。
但日本與德國完全不同。
它在盟軍踏上領土之前投降，政府機構被完整地保存下來；天皇及以下官員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領軍隻有美國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需要日本作為反共前沿陣地。
因此，日本的戰争責任和戰争暴行沒有受到認真的追究。
從慰安婦問題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強權”，而非“公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後說，慰安婦都是自願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強征的事實。
中國和韓國對此都非常生氣，但安倍堅持他的觀點，不為所動——直到美國國會有可能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日本就此問題道歉。
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對慰安婦的道歉。
路透社報道，“中國的嚴厲批評可能會使日本選民感到生氣。
但是讓日本的親密安全盟國——美國生氣可能會損害安倍的形象”。
這裡說的“日本”是日本的全體選民，而非某些政客。
安倍迫于美國以及可能随之而來的本國選民的壓力，對日本在亞洲強征慰安婦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認這一事實。
路透社的這條新聞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話說：“當亞洲各國政府批評日本時，沒有人在意，但是當《紐約時報》報道此事時，他們就得作出反應。
他們擔心美國精英生氣。
”路透社東京2007年3月11日電。
轉引自《參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
日本人隻服從強者，不服從事實。
慰安婦事件再明确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濟南大屠殺……等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樣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戰争暴行，無力擺脫靖國神社的陰影，無法和鄰國達成徹底的諒解。
且不論道德上的得失，在戰略上，這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和韓國不同，日本并無強敵壓境，而且擁有先進的海、空軍，卻把外交建立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之上。
雖然德國同為戰敗國，同樣有美國的駐軍，卻可以采取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夠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問題上采取和美國不同的政策。
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間，中國的曆史是落後挨打的曆史。
究其原因，中國的愚昧、腐敗和内亂固然是罪魁禍首。
但是，外來幹涉也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壞作用。
在這105年中，中國的内亂與外患是相輔相成的，兩次現代化努力都毀于日本侵略。
晚清持續50餘年的洋務運動毀于甲午戰争。
在北洋時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5年），繼承德國在華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前後，日本先後發動濟南事變（1928年）、九一八事變（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盧溝橋事變（1937年）、八一三事變（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緊逼，然後大舉進攻，再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在開始接受西方文化時，中國晚了一步，此後步伐緩慢，于是步步落後于日本，處處受制于日本。
因落後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日本在1945年投降後很快就投入建設，而中國則陷入内戰。
内戰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斷的早期國共内戰的繼續。
國民黨被趕到台灣島後，大陸經曆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亂和災難，在1979年重新開始現代化建設，至今進展還算順利。
中日力量對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國仍遠遠落後于日本。
中國落後的起點在19世紀後半葉的改革遲緩。
東亞的和解道路 日本學習太快也并非沒有壞處，因為它沒有睜開眼看清自己的道路。
到了19世紀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擴張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這輛将要傾覆的彩車，且一發而不可收，結果為世界帶來了災難。
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視這場災難。
日本的侵略戰争持續了10多年，奪去了大約2000萬亞洲人民的生命和6萬多西方盟軍的生命。
其中中國人超過一半，還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國人。
日本人也因戰争死亡了310萬。
《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争》，3頁。
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價和其他許多重大的代價之後，世人并不知道是誰發起了這場戰争，誰是戰争的元兇。
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徹底清算不同。
在日本，沒有一個人是元兇，每一個人都是在執行命令，卻不知道是誰的命令。
他們都可以聲稱不承擔責任，而日本的最高權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則被塑造成一個和平愛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愛好和平的，而戰争又的确爆發了，那隻能說明日本被迫應戰。
日本人認為，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原因之一；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那時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還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
這些都是借口。
1990年代末開始的日本經濟不景氣持續了10多年，這與日本官方極力掩飾政治、經濟、金融結構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關系。
這些隻是内部問題。
日本在對外政策中掩飾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殘殺這樣的問題上。
這種鴕鳥政策大概就是所謂的“恥感文化”吧。
對付這個問題有一些辦法。
在儒家的道德體系中是“慎獨”的修養，在法家則是嚴刑重罰，在民間信仰中是“頭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則為惡人準備了地獄。
在現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監督力度。
對于日本人，大概是現代國際政治文明更有用處。
日本是否接受戰敗的曆史，不再向戰犯緻敬，還與中國是否強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關系。
鑒于這一點，中日的最終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
它牽涉到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
中國僅僅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是不夠的。
即使到了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也隻有日本的1/10，因為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
僅此一項就不足以改變中國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說兩國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
如果日本不能改變輕視中國的态度，中國人就不可能改變反日情緒。
在争執的背後還有中國對現狀的不滿和日本對未來的擔心。
中國有可能在今後數年内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人對中國的心态有點像1980年代美國人對日本的心态。
日本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明确說出他們的擔心。
曆史與現實的交織使得問題更複雜，更難解決。
美國《時代》有過一篇封面文章：《中國和日本：我們能交談嗎？》《時代》雜志2004年11月29日。
，副題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誤解之後，亞洲大國仍在掙紮着把過去留在身後》。
文章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60年後，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場他們認為是劇烈的權力轉移，亞洲的政治和經濟動力（更不用提軍事實力）正在不可阻擋地從東京轉向北京。
然而，盡管他們承認中國是21世紀的上升力量，許多人讨厭他們所說的中國堅持讓他們對問題做出交代，他們相信這些問題很早以前就應該被放進曆史之中。
一個事件是否被放進曆史，取決于它對“現在”有沒有直接的作用。
從這一點來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還沒有成為曆史。
中國人的曆史縱深感要比日本人強一些，不僅存于“現存者”之間。
何況這段曆史還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日本領導人仍在參拜靖國神社，向戰犯緻敬。
如果日本人把他們的戰犯“放進曆史之中”，他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曆史。
出于國際政治的考慮，中國曾經給予日本太多的寬容，錯過了讓日本認真道歉的最好機會。
中國開始認真追究日本的戰争責任，已經是在二戰結束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南京大屠殺等日軍在華暴行已經過去了60餘年，受害者和目擊者都在急劇減少。
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資料的收集，許多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再現，給否認者留下了機會。
日本總是要擺脫不利的事實。
1932年12月犬養毅擔任日本首相，他公開拒絕國際聯盟就日本占領滿洲提出的勸告，宣稱日本将“擺脫辯解外交”。
比克斯注意到，“其後成為整個20世紀日本外交史上不斷重提的說法”。
《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争》，171頁。
現在日本堅持的“擺脫道歉外交”和戰前是一脈相承的。
問題是，日本在“擺脫”之後的走向也将一緻嗎？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供奉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
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參拜靖國神社。
此後陸續有首相向戰犯緻意。
他們不能不引起懷疑和憤怒。
在另一方面，日本總會有一些學者和老兵反對否認暴行的觀點。
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學态度，不偏不倚，有些還站在理解中國的立場上。
如大屠殺派學者井上清，老兵東史郎。
對日本的走向極端，他們是一個有力的牽制。
他們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個寬容的社會，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即使他們受到威脅。
雖然右翼勢力在上升，但良心與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視。
在2002年，中國有人提出了在曆史問題上妥協的“對日新思維”，終于在衆人喊打之下無疾而終。
兩國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違，中國無法繞過曆史問題處理中日關系。
如果日本領導人繼續否認曆史，參拜靖國神社，那麼，中日就像是兩輛重載卡車，在一條線路上相向行駛，總有一天會發生撞擊。
因為曆史的緣故，以及日本官方對待曆史的态度的緣故，大多數中國人厭惡甚至仇視日本。
這些厭惡和仇視确有紮實的事實根據，中國人難以擺脫。
但是，仇恨不應該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應該讓仇恨蒙蔽我們的雙眼。
在厭惡和仇恨之中生活隻能傷害自己。
我們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這個“生活”不僅僅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還包括國家的富強，文明的昌盛，以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
所以，中國需要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審視日本，并考慮把日本納入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的體系之内，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無論是在種族還是在文化上，日本無疑是和中國最接近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這個事實本來可以拉近中日之間的距離，雙方的交流應該相對容易一些。
但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日親善”。
如果日本能夠改善和中國的關系，甚至更多地幫助中國發展，日本在将來東亞的地位會更加鞏固。
日本隻能依附于一個大國。
在中國強大之前，日本将繼續依附美國。
中日關系的實質性改善将出現在中國整體實力明顯超過日本之後。
那時，中國民衆可能會寬容一些，較少受到現實的幹擾。
他們對日本過去的侵略暴行會心平氣和一些，能夠接受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
在既成事實面前，日本也可能放棄它在看中國時的緊張和輕視，考慮重新回歸亞洲，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就像它在19世紀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那樣。
隻有在日本成為本地區第二位的國家之後，日本才有可能認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錯誤。
2007年有過一次和解事件。
巴布亞新幾内亞的食人族的後代向斐濟政府道歉。
報道說： 8月15日，巴布亞新幾内亞食人族的後代為祖輩吃掉斐濟傳教士的行為道歉。
和解儀式在巴布亞新幾内亞東部新不列颠島的拉包爾市舉行，巴布亞新幾内亞總督保萊阿斯?馬塔内、斐濟政府代表和數百名民衆出席了和解儀式。
1878年4月，斐濟一名官員和3名傳教士在巴布亞新幾内亞加澤爾半島被當地部落殺死并吃掉。
此後，英國傳教士喬治?布朗指揮并參與了“懲罰”行動，殺死多人并燒毀了幾個部落村莊，他的行為引起澳大利亞等地宗教組織的強烈抗議。
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2007年8月16日報道，新華社次日轉發。
從吃人事件發生到道歉與和解儀式，中間相隔了129年。
可見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在炎熱潮濕的巴布亞新幾内亞，估計沒有任何一人的壽命超過129歲。
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數都在戰後出生”不能成為日本回避殘忍曆史、逃避戰争責任的借口。
如果日本能夠與東亞國家舉行這樣一次和解儀式，對日本、對東亞都将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可以有條件地支持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符合中國的利益。
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日本獲得的權力大多以美國的損失為代價，因為美國在操縱、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軍事。
此外，這樣做也許還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
畢竟，改變戰敗國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題。
中日需要和解。
在中國一方，和解依賴一個多元社會的建立。
中國人對日本的憤怒和不滿必須得到宣洩，受害者（盡管在世者已經很少了）必須得到補償。
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諒解，使憤怒得到緩解。
任何以壓制民衆情緒為前提而達成的和解是沒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
從長遠來看，日本比中國更需要和解，因為它是施害者，将來還可能是弱者。
日本一再挑起中國人的痛苦記憶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為和解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在戰争及暴行的分歧問題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邊。
原因不大說得出口，不過是蔑視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已。
這對西方（主要是英美）來說是非常短視的，英美有一天或許會糾正這個錯誤，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為在二戰中，它們也是日本的敵人。
這和它們為了給蘇聯難堪而對納粹德國的暴行視而不見沒有區别。
日本應該是東亞經濟、安全合作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國。
它在曆史上就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
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繼續依附美國，依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
在日本獲得更多的外交和軍事自主權之後，顯然會有自己的選擇和目标，不會完全追随美國。
它會成為美國更平等的夥伴，在兩國利益不一緻的時候更多地堅持自己的立場。
第二是争取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者。
這将和中國形成競争的态勢。
當美國不再有實力控制東亞之後，最好的結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漁人之利。
然而，作為一個偏于一隅的島國，日本很難承擔起地區的領導責任。
日本在1895-1945年之間50年的嘗試徹底失敗，給本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第三是融入以中國為龍頭的地區一體化之中。
從中日1000多年來的關系和兩國人口、面積的差距來看，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很大。
它将是曆史模式的再現，但前提是中國穩定地發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有能力團結本地區各國集體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
如果中國做不到這一點，東亞就仍将是散亂的。
日本還有第四個選擇，即孤立。
這将使日本邊緣化，喪失影響力。
所以這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對一些人來說，數落别人的缺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這個行為并不能解決問題，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因為它引開了對自己的批評。
作為一個和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國家，我們應該從日本看到許多引以為戒的東西。
和一個世紀前的日本類似，中國也正在經曆國家的崛起，面臨與當初日本類似的選擇。
不同的是，中國的崛起隻是一次複興，是以深厚而長久的曆史為基礎的。
曆史縱深感有助于中國把握未來的方向，減少國家戰略的可能失誤。
這種失誤曾把日本和德國帶入了災難性的戰争——當時它們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業化方面，日本也有許多中國可資借鑒的經驗。
從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國一直傾力發展重工業，在補“洋務運動”開始的、因為戰亂一直沒有完成的一課。
這一課日本在20世紀初已經大緻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标志着它成為新興工業國）。
正是這一課的缺失，使中國成為日本軍事擴張的最大受害者。
此後，在整個冷戰期間，中國先後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時與它們對抗。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則是冷戰（包括朝鮮戰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
因此有人感歎：“冷戰結束了，日本赢了。
”這個有利因素是中國所不具備的。
但是，在此期間，中國仍打下了重工業基礎。
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為起點（1951年日本結束美軍占領，1953年中國結束戰争狀态），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比日本晚。
如果以1951年作為日本戰後工業複興的起點，中國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當然，雙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礎），中國現代工業的起步時間至少比日本落後25-30年。
如果不考慮這個時間差距，中國的發展速度和軌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處。
現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經有20年了。
作為後起工業國，中國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訓——特别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以避免陷入長期不景氣的覆轍。
這個覆轍是中國無法承受的。
簡而言之，日本不具備地區領導能力。
如果處理得當，日本不太可能對這一地區造成大的危害。
一個富裕、安詳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
日本可以做另一個歐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選擇發展軍事力量，與周圍國家抗衡。
日本将處在又一個“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個要跟随的國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區領導者。
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國，因為美國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亞洲也沒有做好接受它的準備，而且由于難以調和的曆史問題和它的長期不景氣，日本的地區影響力在持續下降。
中國的“強大”目前還隻是體現在潛力和活力上，但經濟的規模和質量還落後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為諸國效法的對象。
中日之間目前的糾紛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
《不能用生死觀為小泉參拜開脫》，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日本所，霍建崗，《參考消息》2004年11月30日第15版。
二戰後期，德國首都柏林被盟軍攻占，國土被美、蘇、英、法四個國家劃區占領。
挑起戰争的希特勒已經自殺，代表德國投降的人并不對戰争負有重大責任，盟國對德國的清算是徹底的、無情的。
但日本與德國完全不同。
它在盟軍踏上領土之前投降，政府機構被完整地保存下來；天皇及以下官員因投降而受到善待；占領軍隻有美國一家，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需要日本作為反共前沿陣地。
因此，日本的戰争責任和戰争暴行沒有受到認真的追究。
從慰安婦問題上可以看出，日本人服膺的仍是“強權”，而非“公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上任之後說，慰安婦都是自願的，不存在日本政府強征的事實。
中國和韓國對此都非常生氣，但安倍堅持他的觀點，不為所動——直到美國國會有可能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日本就此問題道歉。
2007年3月11日，安倍再次重申了日本在1993年對慰安婦的道歉。
路透社報道，“中國的嚴厲批評可能會使日本選民感到生氣。
但是讓日本的親密安全盟國——美國生氣可能會損害安倍的形象”。
這裡說的“日本”是日本的全體選民，而非某些政客。
安倍迫于美國以及可能随之而來的本國選民的壓力，對日本在亞洲強征慰安婦之事道歉，并非由于他承認這一事實。
路透社的這條新聞引用一位分析人士的話說：“當亞洲各國政府批評日本時，沒有人在意，但是當《紐約時報》報道此事時，他們就得作出反應。
他們擔心美國精英生氣。
”路透社東京2007年3月11日電。
轉引自《參考消息》3月12日第一版。
日本人隻服從強者，不服從事實。
慰安婦事件再明确不過地證明了這一點。
日本否認南京大屠殺，以及濟南大屠殺……等諸多暴行，其中的原因都是一樣的。
至今日本不能直面戰争暴行，無力擺脫靖國神社的陰影，無法和鄰國達成徹底的諒解。
且不論道德上的得失，在戰略上，這顯然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和韓國不同，日本并無強敵壓境，而且擁有先進的海、空軍，卻把外交建立在美日軍事同盟的基礎之上。
雖然德國同為戰敗國，同樣有美國的駐軍，卻可以采取與美國完全不同的政策，能夠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在重大的外交問題上采取和美國不同的政策。
這在日本是不可想象的。
在1840年到1945年的105年間，中國的曆史是落後挨打的曆史。
究其原因，中國的愚昧、腐敗和内亂固然是罪魁禍首。
但是，外來幹涉也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破壞作用。
在這105年中，中國的内亂與外患是相輔相成的，兩次現代化努力都毀于日本侵略。
晚清持續50餘年的洋務運動毀于甲午戰争。
在北洋時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1915年），繼承德國在華的殖民利益（1919年）；在國民黨統一中國前後，日本先後發動濟南事變（1928年）、九一八事變（1931年）、上海事件（1932年）、盧溝橋事變（1937年）、八一三事變（1937年），先是制造事端，步步緊逼，然後大舉進攻，再次打斷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在開始接受西方文化時，中國晚了一步，此後步伐緩慢，于是步步落後于日本，處處受制于日本。
因落後而挨打，因挨打而落後，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日本在1945年投降後很快就投入建設，而中國則陷入内戰。
内戰是因日本入侵而中斷的早期國共内戰的繼續。
國民黨被趕到台灣島後，大陸經曆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近20年内亂和災難，在1979年重新開始現代化建設，至今進展還算順利。
中日力量對比已今非昔比，但中國仍遠遠落後于日本。
中國落後的起點在19世紀後半葉的改革遲緩。
東亞的和解道路 日本學習太快也并非沒有壞處，因為它沒有睜開眼看清自己的道路。
到了19世紀末，在近400年世界殖民擴張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日本急匆匆地跳上了這輛将要傾覆的彩車，且一發而不可收，結果為世界帶來了災難。
至今日本仍不能正視這場災難。
日本的侵略戰争持續了10多年，奪去了大約2000萬亞洲人民的生命和6萬多西方盟軍的生命。
其中中國人超過一半，還不包括此前死在日本人手中的中國人。
日本人也因戰争死亡了310萬。
《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争》，3頁。
在付出如此巨大的生命代價和其他許多重大的代價之後，世人并不知道是誰發起了這場戰争，誰是戰争的元兇。
這和阿道夫?希特勒受到徹底清算不同。
在日本，沒有一個人是元兇，每一個人都是在執行命令，卻不知道是誰的命令。
他們都可以聲稱不承擔責任，而日本的最高權力所有者裕仁天皇則被塑造成一個和平愛好者。
既然日本人都是愛好和平的，而戰争又的确爆發了，那隻能說明日本被迫應戰。
日本人認為，美國對日本的石油禁運是日本對美開戰的原因之一；東南亞的大多數國家那時都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日本還有解放殖民地的使命。
這些都是借口。
1990年代末開始的日本經濟不景氣持續了10多年，這與日本官方極力掩飾政治、經濟、金融結構中的重大缺陷有密切關系。
這些隻是内部問題。
日本在對外政策中掩飾就更正常了，尤其在侵略、殘殺這樣的問題上。
這種鴕鳥政策大概就是所謂的“恥感文化”吧。
對付這個問題有一些辦法。
在儒家的道德體系中是“慎獨”的修養，在法家則是嚴刑重罰，在民間信仰中是“頭上三尺有神明”，佛教、基督教則為惡人準備了地獄。
在現代政治文明中是增加透明度和監督力度。
對于日本人，大概是現代國際政治文明更有用處。
日本是否接受戰敗的曆史，不再向戰犯緻敬，還與中國是否強大，能否赢得日本的尊重有很大關系。
鑒于這一點，中日的最終和解不可能在近期完成。
它牽涉到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
中國僅僅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日本是不夠的。
即使到了那時，中國的人均收入也隻有日本的1/10，因為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
僅此一項就不足以改變中國人的“低等”形象，更不用說兩國在教育、文化和科技上的差距了。
如果日本不能改變輕視中國的态度，中國人就不可能改變反日情緒。
在争執的背後還有中國對現狀的不滿和日本對未來的擔心。
中國有可能在今後數年内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日本人對中國的心态有點像1980年代美國人對日本的心态。
日本人的性格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明确說出他們的擔心。
曆史與現實的交織使得問題更複雜，更難解決。
美國《時代》有過一篇封面文章：《中國和日本：我們能交談嗎？》《時代》雜志2004年11月29日。
，副題是《在多年的不信任和誤解之後，亞洲大國仍在掙紮着把過去留在身後》。
文章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近60年後，日本青年正目睹一場他們認為是劇烈的權力轉移，亞洲的政治和經濟動力（更不用提軍事實力）正在不可阻擋地從東京轉向北京。
然而，盡管他們承認中國是21世紀的上升力量，許多人讨厭他們所說的中國堅持讓他們對問題做出交代，他們相信這些問題很早以前就應該被放進曆史之中。
一個事件是否被放進曆史，取決于它對“現在”有沒有直接的作用。
從這一點來看，日本的侵略和暴行還沒有成為曆史。
中國人的曆史縱深感要比日本人強一些，不僅存于“現存者”之間。
何況這段曆史還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日本領導人仍在參拜靖國神社，向戰犯緻敬。
如果日本人把他們的戰犯“放進曆史之中”，他們就能夠很好地理解曆史。
出于國際政治的考慮，中國曾經給予日本太多的寬容，錯過了讓日本認真道歉的最好機會。
中國開始認真追究日本的戰争責任，已經是在二戰結束半個世紀之後的事了。
南京大屠殺等日軍在華暴行已經過去了60餘年，受害者和目擊者都在急劇減少。
由于以前缺乏第一手資料的收集，許多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再現，給否認者留下了機會。
日本總是要擺脫不利的事實。
1932年12月犬養毅擔任日本首相，他公開拒絕國際聯盟就日本占領滿洲提出的勸告，宣稱日本将“擺脫辯解外交”。
比克斯注意到，“其後成為整個20世紀日本外交史上不斷重提的說法”。
《真相：裕仁天皇和侵華戰争》，171頁。
現在日本堅持的“擺脫道歉外交”和戰前是一脈相承的。
問題是，日本在“擺脫”之後的走向也将一緻嗎？1978年，靖國神社開始供奉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的靈位。
中曾根康弘在1986年參拜靖國神社。
此後陸續有首相向戰犯緻意。
他們不能不引起懷疑和憤怒。
在另一方面，日本總會有一些學者和老兵反對否認暴行的觀點。
有些人采取“工具理性”的治學态度，不偏不倚，有些還站在理解中國的立場上。
如大屠殺派學者井上清，老兵東史郎。
對日本的走向極端，他們是一個有力的牽制。
他們的存在表明了日本是一個寬容的社會，可以容納不同的聲音，即使他們受到威脅。
雖然右翼勢力在上升，但良心與和平的力量也不可忽視。
在2002年，中國有人提出了在曆史問題上妥協的“對日新思維”，終于在衆人喊打之下無疾而終。
兩國需要突破目前僵局，但民心不可違，中國無法繞過曆史問題處理中日關系。
如果日本領導人繼續否認曆史，參拜靖國神社，那麼，中日就像是兩輛重載卡車，在一條線路上相向行駛，總有一天會發生撞擊。
因為曆史的緣故，以及日本官方對待曆史的态度的緣故，大多數中國人厭惡甚至仇視日本。
這些厭惡和仇視确有紮實的事實根據，中國人難以擺脫。
但是，仇恨不應該是我們的目的，我們不應該讓仇恨蒙蔽我們的雙眼。
在厭惡和仇恨之中生活隻能傷害自己。
我們的目标是生活得更美好，而這個“生活”不僅僅是個人的日常生活，還包括國家的富強，文明的昌盛，以及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
所以，中國需要在一個新的層面上審視日本，并考慮把日本納入中國的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的體系之内，而不是一味排斥它。
無論是在種族還是在文化上，日本無疑是和中國最接近的少數幾個國家之一。
這個事實本來可以拉近中日之間的距離，雙方的交流應該相對容易一些。
但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日親善”。
如果日本能夠改善和中國的關系，甚至更多地幫助中國發展，日本在将來東亞的地位會更加鞏固。
日本隻能依附于一個大國。
在中國強大之前，日本将繼續依附美國。
中日關系的實質性改善将出現在中國整體實力明顯超過日本之後。
那時，中國民衆可能會寬容一些，較少受到現實的幹擾。
他們對日本過去的侵略暴行會心平氣和一些，能夠接受一個折衷的解決方案。
在既成事實面前，日本也可能放棄它在看中國時的緊張和輕視，考慮重新回歸亞洲，接受一個強大的中國，就像它在19世紀中期之前的大部分時間那樣。
隻有在日本成為本地區第二位的國家之後，日本才有可能認真反省它的暴行和錯誤。
2007年有過一次和解事件。
巴布亞新幾内亞的食人族的後代向斐濟政府道歉。
報道說： 8月15日，巴布亞新幾内亞食人族的後代為祖輩吃掉斐濟傳教士的行為道歉。
和解儀式在巴布亞新幾内亞東部新不列颠島的拉包爾市舉行，巴布亞新幾内亞總督保萊阿斯?馬塔内、斐濟政府代表和數百名民衆出席了和解儀式。
1878年4月，斐濟一名官員和3名傳教士在巴布亞新幾内亞加澤爾半島被當地部落殺死并吃掉。
此後，英國傳教士喬治?布朗指揮并參與了“懲罰”行動，殺死多人并燒毀了幾個部落村莊，他的行為引起澳大利亞等地宗教組織的強烈抗議。
澳大利亞聯合新聞社2007年8月16日報道，新華社次日轉發。
從吃人事件發生到道歉與和解儀式，中間相隔了129年。
可見人道的力量是不受時間限制的。
在炎熱潮濕的巴布亞新幾内亞，估計沒有任何一人的壽命超過129歲。
所以，“日本人口中的大多數都在戰後出生”不能成為日本回避殘忍曆史、逃避戰争責任的借口。
如果日本能夠與東亞國家舉行這樣一次和解儀式，對日本、對東亞都将是非常有意義的。
中國可以有條件地支持日本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符合中國的利益。
在正常化的過程中，日本獲得的權力大多以美國的損失為代價，因為美國在操縱、控制着日本的外交和軍事。
此外，這樣做也許還可以削弱日本右翼的号召力。
畢竟，改變戰敗國地位是右翼的一大主題。
中日需要和解。
在中國一方，和解依賴一個多元社會的建立。
中國人對日本的憤怒和不滿必須得到宣洩，受害者（盡管在世者已經很少了）必須得到補償。
和解之前需要理解和諒解，使憤怒得到緩解。
任何以壓制民衆情緒為前提而達成的和解是沒有根基的，因而不可能持久。
從長遠來看，日本比中國更需要和解，因為它是施害者，将來還可能是弱者。
日本一再挑起中國人的痛苦記憶的做法非常不明智，它的行為和解釋都是以自我為中心。
在戰争及暴行的分歧問題上，西方在中日之争中保持中立，甚至站在日本一邊。
原因不大說得出口，不過是蔑視中國的政治制度而已。
這對西方（主要是英美）來說是非常短視的，英美有一天或許會糾正這個錯誤，或者可能自食其果，因為在二戰中，它們也是日本的敵人。
這和它們為了給蘇聯難堪而對納粹德國的暴行視而不見沒有區别。
日本應該是東亞經濟、安全合作體系中的一個重要成員國。
它在曆史上就是這一體系的一部分。
日本的前途有三：第一是繼續依附美國，依靠美國提供的安全保障。
在日本獲得更多的外交和軍事自主權之後，顯然會有自己的選擇和目标，不會完全追随美國。
它會成為美國更平等的夥伴，在兩國利益不一緻的時候更多地堅持自己的立場。
第二是争取成為東亞地區的領導者。
這将和中國形成競争的态勢。
當美國不再有實力控制東亞之後，最好的結果就是制造鹬蚌相争的局面，以坐收漁人之利。
然而，作為一個偏于一隅的島國，日本很難承擔起地區的領導責任。
日本在1895-1945年之間50年的嘗試徹底失敗，給本地區帶來了巨大的災難。
第三是融入以中國為龍頭的地區一體化之中。
從中日1000多年來的關系和兩國人口、面積的差距來看，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很大。
它将是曆史模式的再現，但前提是中國穩定地發展，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有能力團結本地區各國集體走向自由、民主和繁榮。
如果中國做不到這一點，東亞就仍将是散亂的。
日本還有第四個選擇，即孤立。
這将使日本邊緣化，喪失影響力。
所以這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
對一些人來說，數落别人的缺點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這個行為并不能解決問題，有時甚至是有害的，因為它引開了對自己的批評。
作為一個和日本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國家，我們應該從日本看到許多引以為戒的東西。
和一個世紀前的日本類似，中國也正在經曆國家的崛起，面臨與當初日本類似的選擇。
不同的是，中國的崛起隻是一次複興，是以深厚而長久的曆史為基礎的。
曆史縱深感有助于中國把握未來的方向，減少國家戰略的可能失誤。
這種失誤曾把日本和德國帶入了災難性的戰争——當時它們都在崛起之中。
在工業化方面，日本也有許多中國可資借鑒的經驗。
從1950年代初到1980年代初，中國一直傾力發展重工業，在補“洋務運動”開始的、因為戰亂一直沒有完成的一課。
這一課日本在20世紀初已經大緻完成了（1904-1905年日本戰勝俄國，标志着它成為新興工業國）。
正是這一課的缺失，使中國成為日本軍事擴張的最大受害者。
此後，在整個冷戰期間，中國先後與兩個超級大國對抗，其中有10年左右同時與它們對抗。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中國是失大于得；而日本則是冷戰（包括朝鮮戰争）的受益者，可能是最大受益者。
因此有人感歎：“冷戰結束了，日本赢了。
”這個有利因素是中國所不具備的。
但是，在此期間，中國仍打下了重工業基礎。
即使以1950年代初作為起點（1951年日本結束美軍占領，1953年中國結束戰争狀态），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也比日本晚。
如果以1951年作為日本戰後工業複興的起點，中國以1978年的改革開放為起點（當然，雙方在此之前都有些基礎），中國現代工業的起步時間至少比日本落後25-30年。
如果不考慮這個時間差距，中國的發展速度和軌迹和日本多有相似之處。
現在，日本“失去的10年”已經有20年了。
作為後起工業國，中國可以汲取日本的很多教訓——特别是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以避免陷入長期不景氣的覆轍。
這個覆轍是中國無法承受的。
簡而言之，日本不具備地區領導能力。
如果處理得當，日本不太可能對這一地區造成大的危害。
一個富裕、安詳和正常的日本符合所有國家的利益。
日本可以做另一個歐洲：富裕、文明、自我陶醉；或者選擇發展軍事力量，與周圍國家抗衡。
日本将處在又一個“戰略”選擇的十字路口上，确定它下一個要跟随的國家，或者自己争取做地區領導者。
在中期内，日本仍将跟随美國，因為美國仍将是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
亞洲也沒有做好接受它的準備，而且由于難以調和的曆史問題和它的長期不景氣，日本的地區影響力在持續下降。
中國的“強大”目前還隻是體現在潛力和活力上，但經濟的規模和質量還落後于日本，在文化和政治上不能再次成為諸國效法的對象。
中日之間目前的糾紛是在這種背景下産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