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普羅提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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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柏拉圖主義的創始人普羅提諾（公元204—270年）是古代偉大哲學家中的最後一個人。
他的一生幾乎是和羅馬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段時期相始終的。
在他出世以前不久，軍隊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威力，就采用了視金錢報酬為轉移的辦法而推戴皇帝，然後又殺害皇帝以便再有機會重新出售帝國。
這些念頭使得兵士們不能在邊境上進行防禦，于是日耳曼人便從北方、波斯人便從東方得以大舉入侵。
戰争與疫疠減少了大約羅馬帝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就連不曾被敵軍所侵占的省區裡，賦稅的不斷增加與财源的不斷減少也造成了财政的崩潰。
那些曾經是文化旗手的城市受到的打擊特别沉重，殷實的公民們大量地逃亡以躲避稅吏。
要到普羅提諾既死之後，秩序才又重新建立起來，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的強而有力的措施暫時地挽救了羅馬帝國。
這一切在普羅提諾的著作裡都沒有提到。
普羅提諾擺脫了現實世界中的毀滅與悲慘的景象，轉而觀照一個善與美的永恒世界。
在這方面，他和他那時代所有最嚴肅的人調格是一緻的。
對他們大家來說，（無論他們是基督教徒也好，還是異教徒也好，）實際的世界似乎是毫無希望的，惟有另一個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獻身的。
對于基督教徒來說，這“另一個世界”便是死後享有的天國；對柏拉圖主義者來說，它就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是與虛幻的現象世界相對立的真實世界。
基督教的神學家們把這些觀點結合在一道，并且還又包括了大量普羅提諾的哲學。
印澤教長在他那部關于普羅提諾的非常有價值的著作裡面，正确地強調了基督教所得之于普羅提諾的東西。
他說，“柏拉圖主義是基督教神學有機結構的一個主要部分，我敢說沒有别的哲學能夠與基督教神學合作而不發生摩擦”。
他又說，“要想把柏拉圖主義從基督教裡面剔出去而又不緻于拆散基督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他指出聖奧古斯丁曾把柏拉圖的體系說成是“一切哲學中最純粹最光輝的”，又把普羅提諾說成是“柏拉圖再世”，并且如果普羅提諾生得再晚一點的話，隻需“改動幾個字句，就是一個基督徒了”。
按照印澤教長的說法，聖托馬斯·阿奎那“對于普羅提諾比對于真正的亞裡士多德更為接近”。
因而普羅提諾作為塑造中世紀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神學的一種影響來說，就有着曆史的重要性了。
曆史學家在談到基督教的時候，必須很仔細地認識到基督教所經曆的種種重大的變化，以及基督教就在同一個時代裡也甚至可能采取的各種不同的形式。
共觀福音書①裡所表現的基督教，幾乎完全不懂得什麼形而上學。
在這一方面，近代美國的基督教很象原始基督教；柏拉圖主義對一般美國人的思想感情是陌生的，大多數美國的基督徒也是更關心現世的責任以及日常世界的社會進步，而不是關心當人們對于塵世萬念俱灰時那些能夠慰藉人心的超世的希望。
我并不是說教義方面的任何變化，而是說重點與興趣上的一種差異。
一個現代的基督教徒，除非他能認識到這種差異是多麼地重大，否則便不能理解已往的基督教。
既然我們的研究是曆史性的，我們就得探讨已往一切世紀裡的有勢力的信仰，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便不可能不同意印澤教長所說過的有關柏拉圖與普羅提諾的影響的那些話。
①指新約中的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書。
——譯者 然而，普羅提諾并不僅僅是具有曆史上的重要性而已。
他要比任何其他的哲學家都更能代表一種重要的理論類型。
一種哲學體系之是否重要，我們可以根據各種各樣不同的理由來加以判斷。
首先而且最顯著的理由就是，我們認為它可能是真的。
到了今天，已經沒有多少學哲學的人會覺得普羅提諾是真的了；印澤教長在這一點上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但真實性并不是一個形而上學所能具有的唯一優點。
此外，它還可以具有美，而美則确實無疑地是可以在普羅提諾裡面找到的；普羅提諾有許多地方令人想到但丁神曲《天堂篇》中後一部分的詩篇，而幾乎絕不會想到文學裡任何别的東西。
他一再地描述着光榮的永恒世界： 在我們精妙的幻想裡傳來了 那首甯靜的純淨悠揚的歌聲 永遠在綠玉的寶座之前歌唱吧 向着那坐在寶座之上的人而歌唱。
此外，一種哲學也可以是重要的，因為它很好地表達了人們在某種心情之下或某種境況之下所易于相信的東西。
單純的歡樂和憂傷并不是哲學的題材，而不如說是比較簡單的那類詩歌與音樂的題材。
唯有與對宇宙的思索相伴而來的那種歡樂與憂傷，才會産生出來種種形而上學的理論。
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快樂的悲觀主義者，也可以是一個憂郁的樂觀主義者。
也許薩姆爾·巴特勒可以作為前一種人的一個代表；普羅提諾則可以作為後一種人的一個出色的代表。
象在普羅提諾所生活的那樣一個時代裡，不幸是可以随時臨頭的；而幸福如其也可以獲得的話，卻必須要靠對于那些遠遠脫離感官印象的種種事物加以思索才能求得了。
這樣一種幸福之中總會有着一種緊張的成份；它與兒童的單純幸福是迥乎不同的。
而且既然它不是得自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得自于思想與想象；所以它就需要有一種能夠輕視或者蔑視感官生活的能力。
因此，凡是能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不是能創造出種種形而上學的樂觀主義的人；形而上學的樂觀主義有恃于對于超感世界的實在性的信仰。
在那些在世俗的意義上是不幸的、但卻決心要在理論世界中尋求一種更高級的幸福的人們中間，普羅提諾占有着一個極高的地位。
他的純理智方面的優點，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加以輕視的。
他曾在許多方面澄清了柏拉圖的學說；他曾以最大可能的一貫性發展了由他和許多别人共同主張過的那種理論類型。
他那反對唯物主義的論據是很好的；并且他關于靈魂與身體的關系的整個概念，也比柏拉圖的或亞裡士多德的要更加明确。
他象斯賓諾莎一樣，具有一種非常感人的道德純潔性與崇高性。
他永遠是真誠的，從來也不尖刻或挑剔，他一貫是想要盡可能簡捷明白地告訴讀者他所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無論人們對于作為一個理論哲學家的普羅提諾作何想法，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人們是不可能不愛他的。
普羅提諾的生平，就其為人所知道的而論，是通過他的朋友而兼弟子的蒲爾斐利（此人是一個閃族人，真名字是馬爾庫斯）所寫的一本傳記而為人所知的。
然而這部記載
他的一生幾乎是和羅馬史上最多災多難的一段時期相始終的。
在他出世以前不久，軍隊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威力，就采用了視金錢報酬為轉移的辦法而推戴皇帝，然後又殺害皇帝以便再有機會重新出售帝國。
這些念頭使得兵士們不能在邊境上進行防禦，于是日耳曼人便從北方、波斯人便從東方得以大舉入侵。
戰争與疫疠減少了大約羅馬帝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就連不曾被敵軍所侵占的省區裡，賦稅的不斷增加與财源的不斷減少也造成了财政的崩潰。
那些曾經是文化旗手的城市受到的打擊特别沉重，殷實的公民們大量地逃亡以躲避稅吏。
要到普羅提諾既死之後，秩序才又重新建立起來，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的強而有力的措施暫時地挽救了羅馬帝國。
這一切在普羅提諾的著作裡都沒有提到。
普羅提諾擺脫了現實世界中的毀滅與悲慘的景象，轉而觀照一個善與美的永恒世界。
在這方面，他和他那時代所有最嚴肅的人調格是一緻的。
對他們大家來說，（無論他們是基督教徒也好，還是異教徒也好，）實際的世界似乎是毫無希望的，惟有另一個世界似乎才是值得獻身的。
對于基督教徒來說，這“另一個世界”便是死後享有的天國；對柏拉圖主義者來說，它就是永恒的理念世界，是與虛幻的現象世界相對立的真實世界。
基督教的神學家們把這些觀點結合在一道，并且還又包括了大量普羅提諾的哲學。
印澤教長在他那部關于普羅提諾的非常有價值的著作裡面，正确地強調了基督教所得之于普羅提諾的東西。
他說，“柏拉圖主義是基督教神學有機結構的一個主要部分，我敢說沒有别的哲學能夠與基督教神學合作而不發生摩擦”。
他又說，“要想把柏拉圖主義從基督教裡面剔出去而又不緻于拆散基督教，那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他指出聖奧古斯丁曾把柏拉圖的體系說成是“一切哲學中最純粹最光輝的”，又把普羅提諾說成是“柏拉圖再世”，并且如果普羅提諾生得再晚一點的話，隻需“改動幾個字句，就是一個基督徒了”。
按照印澤教長的說法，聖托馬斯·阿奎那“對于普羅提諾比對于真正的亞裡士多德更為接近”。
因而普羅提諾作為塑造中世紀基督教以及天主教神學的一種影響來說，就有着曆史的重要性了。
曆史學家在談到基督教的時候，必須很仔細地認識到基督教所經曆的種種重大的變化，以及基督教就在同一個時代裡也甚至可能采取的各種不同的形式。
共觀福音書①裡所表現的基督教，幾乎完全不懂得什麼形而上學。
在這一方面，近代美國的基督教很象原始基督教；柏拉圖主義對一般美國人的思想感情是陌生的，大多數美國的基督徒也是更關心現世的責任以及日常世界的社會進步，而不是關心當人們對于塵世萬念俱灰時那些能夠慰藉人心的超世的希望。
我并不是說教義方面的任何變化，而是說重點與興趣上的一種差異。
一個現代的基督教徒，除非他能認識到這種差異是多麼地重大，否則便不能理解已往的基督教。
既然我們的研究是曆史性的，我們就得探讨已往一切世紀裡的有勢力的信仰，而在這些問題上我們便不可能不同意印澤教長所說過的有關柏拉圖與普羅提諾的影響的那些話。
①指新約中的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三書。
——譯者 然而，普羅提諾并不僅僅是具有曆史上的重要性而已。
他要比任何其他的哲學家都更能代表一種重要的理論類型。
一種哲學體系之是否重要，我們可以根據各種各樣不同的理由來加以判斷。
首先而且最顯著的理由就是，我們認為它可能是真的。
到了今天，已經沒有多少學哲學的人會覺得普羅提諾是真的了；印澤教長在這一點上是一個罕見的例外。
但真實性并不是一個形而上學所能具有的唯一優點。
此外，它還可以具有美，而美則确實無疑地是可以在普羅提諾裡面找到的；普羅提諾有許多地方令人想到但丁神曲《天堂篇》中後一部分的詩篇，而幾乎絕不會想到文學裡任何别的東西。
他一再地描述着光榮的永恒世界： 在我們精妙的幻想裡傳來了 那首甯靜的純淨悠揚的歌聲 永遠在綠玉的寶座之前歌唱吧 向着那坐在寶座之上的人而歌唱。
此外，一種哲學也可以是重要的，因為它很好地表達了人們在某種心情之下或某種境況之下所易于相信的東西。
單純的歡樂和憂傷并不是哲學的題材，而不如說是比較簡單的那類詩歌與音樂的題材。
唯有與對宇宙的思索相伴而來的那種歡樂與憂傷，才會産生出來種種形而上學的理論。
一個人可以是一個快樂的悲觀主義者，也可以是一個憂郁的樂觀主義者。
也許薩姆爾·巴特勒可以作為前一種人的一個代表；普羅提諾則可以作為後一種人的一個出色的代表。
象在普羅提諾所生活的那樣一個時代裡，不幸是可以随時臨頭的；而幸福如其也可以獲得的話，卻必須要靠對于那些遠遠脫離感官印象的種種事物加以思索才能求得了。
這樣一種幸福之中總會有着一種緊張的成份；它與兒童的單純幸福是迥乎不同的。
而且既然它不是得自于日常生活的世界，而是得自于思想與想象；所以它就需要有一種能夠輕視或者蔑視感官生活的能力。
因此，凡是能享受本能的幸福的人，就不是能創造出種種形而上學的樂觀主義的人；形而上學的樂觀主義有恃于對于超感世界的實在性的信仰。
在那些在世俗的意義上是不幸的、但卻決心要在理論世界中尋求一種更高級的幸福的人們中間，普羅提諾占有着一個極高的地位。
他的純理智方面的優點，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加以輕視的。
他曾在許多方面澄清了柏拉圖的學說；他曾以最大可能的一貫性發展了由他和許多别人共同主張過的那種理論類型。
他那反對唯物主義的論據是很好的；并且他關于靈魂與身體的關系的整個概念，也比柏拉圖的或亞裡士多德的要更加明确。
他象斯賓諾莎一樣，具有一種非常感人的道德純潔性與崇高性。
他永遠是真誠的，從來也不尖刻或挑剔，他一貫是想要盡可能簡捷明白地告訴讀者他所認為是重要的東西。
無論人們對于作為一個理論哲學家的普羅提諾作何想法，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人們是不可能不愛他的。
普羅提諾的生平，就其為人所知道的而論，是通過他的朋友而兼弟子的蒲爾斐利（此人是一個閃族人，真名字是馬爾庫斯）所寫的一本傳記而為人所知的。
然而這部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