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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莽時，諸學皆立。
劉歆為國師，璜、恽等皆貴顯。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菜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
《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考矣。
《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诂，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漢末之亂，無傳。
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于《舊唐書·藝文志》。
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
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
《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師說。
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
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國之傳，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
其《舜典》亡阙，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
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于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鹹以為非。
及江陵闆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
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興，又合而一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于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
《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别為《舜典》者非矣。
《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内史過引“衆非元後，何戴？後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
何則？記此書者必出于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于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
世更三聖，事同一家。
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
“王出在應門之内”，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
《序》分為兩篇者，妄也。
○書序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
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虛。
’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虛。
’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虛。
’是則《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
今獨《康诰》存，而二書亡。
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顯然。
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其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
漢初，不知篇數。
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
與安國書雲：‘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今考傳記引《書》，并無《序》所亡。
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五經》得于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
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經之訓诂，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這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
曰：“箕子朝鮮本者。
箕子封于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
後附《洪範》一篇。
”“徐市倭國本者。
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
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于家。
”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
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于唐，久矣。
自唐及宋，曆代求書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别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于伏生、孔安國之所傳。
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
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
《禹貢》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
《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葉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
若乃無益于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于學也，亦謂之異端已。
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辄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于學官。
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删，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
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于經傳其嚴也如此。
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
乃近代之人，其于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
此陸遊所緻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
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
”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
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
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
後樊并謀反，乃黜其書。
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莅政”之語，莽遂診之，以稱居攝。
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于未發者，其必先之矣。
劉歆為國師，璜、恽等皆貴顯。
”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菜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
又采《左氏傳》、《書序》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
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
”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為二也。
《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
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
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又曰：“建初中，诏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谷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為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為二，而無可考矣。
《劉陶傳》曰：“陶明《尚書》、《春秋》，為之訓诂，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
”漢末之亂，無傳。
若馬融注《古文尚書》十卷、鄭玄注《古文尚書》九卷則見于《舊唐書·藝文志》。
開元之時，尚有其書，而未嘗亡也。
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而《泰誓》别得之民間，合之為二十九，且非今之《泰誓》。
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
《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師說。
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
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
至東晉，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國之傳，增多二十五篇，以合于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诰》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
其《舜典》亡阙，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
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于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鹹以為非。
及江陵闆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
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興，又合而一之。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于今日而益驗之矣。
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
《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别為《舜典》者非矣。
《左氏傳·莊公八年》引“臯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内史過引“衆非元後，何戴？後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
何則？記此書者必出于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于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
世更三聖，事同一家。
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承上文臯陶所陳，一時之言也。
“王出在應門之内”，承上文”諸侯出廟門俟”，一時之事也。
《序》分為兩篇者，妄也。
○書序益都孫寶侗仲愚謂：“《書序》為後人僞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
至如《左氏傳·定四年》祝佗告苌弘，其言魯也，曰：‘命以《伯禽》，而封于少之虛。
’其言衛也，曰：‘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虛。
’其言晉也，曰：‘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虛。
’是則《伯禽之命》、《康诰》、《康诰》，《周書》之三篇，而孔子所必錄也。
今獨《康诰》存，而二書亡。
為《書序》者，不知其篇名，而不列于百篇之内，疏漏顯然。
是則不但《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
”其解“命以伯禽”為書名《伯禽之命》，尤為切當，今錄其說。
《正義》曰：“《尚書》遭秦而亡。
漢初，不知篇數。
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
與安國書雲：‘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今考傳記引《書》，并無《序》所亡。
四十二篇之文，則此篇名亦未可盡信也。
○豐熙僞《尚書》《五經》得于秦火之餘，其中固不能無錯誤。
學者不幸，而生乎二千餘載之後，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
近世之說經者，莫病乎好異，以其說之異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經之訓诂，而求之諸子百家之書；猶未足也，則舍近代之文，而求之遠古；又不足，則舍中國之文，而求這四海之外。
如豐熙之古書《世本》，尤可怪焉。
曰：“箕子朝鮮本者。
箕子封于朝鮮，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
後附《洪範》一篇。
”“徐市倭國本者。
徐氏為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托言入海求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即今日本是也。
二國所譯書，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于家。
”按宋歐陽永叔《日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
”蓋昔時已有是說，而葉少蘊固已疑之。
夫詩人寄興之辭，豈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職貢于唐，久矣。
自唐及宋，曆代求書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則不應别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于伏生、孔安國之所傳。
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
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稱；“十有三”者，周史之記，不得為商人之書也。
《禹貢》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先經後緯之義也。
《五子之歌》”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其不葉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夫天子失官，學在四裔，使果有殘編斷簡，可以裨經文而助聖道，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
若乃無益于經，而徒為異以惑人，則其于學也，亦謂之異端已。
愚因歎夫昔之君子，遵守經文，雖章句先後之間猶不敢辄改，故元行沖奉明皇之旨，用魏微所注《類禮》，撰為疏義，成書，上進，而為張說所駁，謂章句隔絕，有乖舊本，竟不得立于學官。
夫《禮記》，二戴所錄，非夫子所删，況其篇目之次，元無深義，而魏徵所注則又本之孫炎。
以累代名儒之作，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奪經生之所守，蓋唐人之于經傳其嚴也如此。
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獨得，而史氏猶譏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謂後生詭辯，為助所階。
乃近代之人，其于讀經鹵莽滅裂，不及昔人遠甚，又無先儒為之據依，而師心妄作，刊傳記未已也，進而議聖經矣；更章句未已也，進而改文字矣。
此陸遊所緻慨于宋人，而今且彌甚。
徐防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浸以成俗，嗚呼！此學者所宜深戒。
”若豐熙之徒，又不足論也。
漢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二篇，以中書校之，非是。
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收。
後樊并謀反，乃黜其書。
而僞《逸書·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廷登贊曰：假王莅政”之語，莽遂診之，以稱居攝。
是知惑世誣民，乃犯上作亂之漸，《大學》之教禁于未發者，其必先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