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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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大夫士之祿。
猶海内之地，方千裡者九，而王畿方千裡也；猶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而中為公田也。
然則大國之君祿當倍次國，次國當倍小國；孟子特大略言之耳。
大國小臣數多，則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小臣數少，則其祿之降殺亦少。
然則大國次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祿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
但籍已去，故其詳不可考耳。
天子之卿受地僅倍大夫，況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蓋春秋之世卿權益重，卿祿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說。
其實皆當以漸而殺，非獨卿與大夫然也。
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為率，大小臣之降殺以倍為率；雖有增減，要不甚多。
於此見先王之不以天祿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周衰，典籍散轶，後人雖有纂述而揣度附會者居多。
幸《孟子》此章猶存，尚可得其大概。
馀已詳《經界考》中，茲不悉贅。
【附論】“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中庸》） △重祿之效 祿何以當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責群臣也。
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資以養其父母妻子也。
位益尊則所費益廣。
祿不足以贍之，惟賢而有守者乃能潔己而安貧耳。
若其守少不堅，則必有聚斂於百姓以自奉，侵蝕於國帑以自肥者；無怪乎民日困而國日貧也！故善治國者必與士以重祿，使無内顧之憂，交谪之患，則少知自愛者皆恥為聚斂之臣，恥為盜臣矣。
而又擇其賢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婦子甯者乎！有不倉廪實而府庫充者乎！故驟觀之若費而細察之實省。
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
十軌為裡，裡有司。
四裡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齊語》） 【附錄】“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
十邑為卒，卒有卒帥。
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縣有縣帥。
十縣為屬，屬有大夫。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同上） △《管子》鄉官之制 此所謂鄉官也；與前所載《孟子》“六等”之文互相發明。
何者？治民必藉於人。
敷十家而即為之“長”，數百家而即為之“帥”，則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難治，吏胥無所投其隙，奸豪無所肆其暴，誠良法善政也。
桓公去古未遠，先王之制猶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齊國，所以能霸諸侯而匡天下也。
後世惟務省費，省費則必省官；日減日少，遂至於數萬戶而止付之一人。
即有賢令長，亦不能以遍理；況賢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則置民事於不問耳。
假手吏胥，故吏胥橫行；賦斂獄訟何一非吏胥操其權，倡賭盜賊何一非吏胥為之主！吏胥富，而闾閻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問，則強陵弱，衆暴寡，良民日困，非兇悍無以自全，於是裡巷之間相率習為豪強，争鬥以自保其身家。
無怪乎民日貧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輕視桓、文，羞言管仲；吾獨以為不然。
姑無論其他，唐、宋以來，名臣賢相史不絕書，有複古鄉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則管仲未可輕也。
惟漢諸葛武侯嘗自比於管、樂，其後相業果為秦、漢以來第一人。
亦何必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異於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
其實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遠，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漢、唐以後，王政存者甯有幾乎！若之何輕視桓、文也！《國語》之文雖難盡信，然此文於理與時勢皆得之，必非妄者。
觀此，猶足見三代之遺制。
故并錄之。
【存參】“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論語公冶長篇》） △千室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
“百乘”，大家也。
晉文公在齊有馬二十乘，齊陳文子有馬十乘；則百乘，家之最大者矣。
聖人以千室百乘相對為言，然則千室亦邑之最大者。
尋常之邑不過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盡其職。
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彥，聖人始以千室許之；非他人所及也。
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數萬戶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烏可得乎！ 【存參】“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左傳》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為小，則邑之大者當亦不多也。
此雖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則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
觀此言，猶可想見當時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鄉官 鄉官之制，乃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必不可廢者。
亦非但鄉官也，百裡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無廢事。
而後世皆舉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
井田封建雖屬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
若庶僚鄉官，直舉而措之耳？不知何以無人計及此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遺迹補考 石鼓： △引汪師韓文辨石鼓 岐陽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詩。
唐韓退之以為周宣王時所作。
宋歐陽永叔雲：“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
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
遺近錄遠，不宜如此。
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二君”謂韋與韓；韋詩詳後汪上溯《石鼓說》中）其論當矣。
而張氵昊《谷雜紀》則雲：“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
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曆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
蘇勖《載記》雲：‘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
’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雲：‘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
’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
則又以韓公之說為是，歐公之疑為非。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辨之頗詳。
今載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
唐貞觀中，蘇勖始紀其事。
鄭馀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
宋仁宗皇佑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全。
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
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
欽宗靖康末，金人辇緻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
其家後改大興府學。
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
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各五鼓。
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今本亦
猶海内之地，方千裡者九，而王畿方千裡也；猶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畝，而中為公田也。
然則大國之君祿當倍次國，次國當倍小國；孟子特大略言之耳。
大國小臣數多，則其祿之降殺亦多；小國小臣數少，則其祿之降殺亦少。
然則大國次國自大夫以下，其祿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祿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
但籍已去，故其詳不可考耳。
天子之卿受地僅倍大夫，況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蓋春秋之世卿權益重，卿祿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說。
其實皆當以漸而殺，非獨卿與大夫然也。
大抵君臣之降殺以十一為率，大小臣之降殺以倍為率；雖有增減，要不甚多。
於此見先王之不以天祿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
周衰，典籍散轶，後人雖有纂述而揣度附會者居多。
幸《孟子》此章猶存，尚可得其大概。
馀已詳《經界考》中，茲不悉贅。
【附論】“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中庸》） △重祿之效 祿何以當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責群臣也。
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資以養其父母妻子也。
位益尊則所費益廣。
祿不足以贍之，惟賢而有守者乃能潔己而安貧耳。
若其守少不堅，則必有聚斂於百姓以自奉，侵蝕於國帑以自肥者；無怪乎民日困而國日貧也！故善治國者必與士以重祿，使無内顧之憂，交谪之患，則少知自愛者皆恥為聚斂之臣，恥為盜臣矣。
而又擇其賢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婦子甯者乎！有不倉廪實而府庫充者乎！故驟觀之若費而細察之實省。
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錄】“管子於是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
十軌為裡，裡有司。
四裡為連，連為之長。
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齊語》） 【附錄】“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
十邑為卒，卒有卒帥。
十卒為鄉，鄉有鄉帥。
三鄉為縣，縣有縣帥。
十縣為屬，屬有大夫。
……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
”（同上） △《管子》鄉官之制 此所謂鄉官也；與前所載《孟子》“六等”之文互相發明。
何者？治民必藉於人。
敷十家而即為之“長”，數百家而即為之“帥”，則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難治，吏胥無所投其隙，奸豪無所肆其暴，誠良法善政也。
桓公去古未遠，先王之制猶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齊國，所以能霸諸侯而匡天下也。
後世惟務省費，省費則必省官；日減日少，遂至於數萬戶而止付之一人。
即有賢令長，亦不能以遍理；況賢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則置民事於不問耳。
假手吏胥，故吏胥橫行；賦斂獄訟何一非吏胥操其權，倡賭盜賊何一非吏胥為之主！吏胥富，而闾閻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問，則強陵弱，衆暴寡，良民日困，非兇悍無以自全，於是裡巷之間相率習為豪強，争鬥以自保其身家。
無怪乎民日貧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輕視桓、文，羞言管仲；吾獨以為不然。
姑無論其他，唐、宋以來，名臣賢相史不絕書，有複古鄉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則管仲未可輕也。
惟漢諸葛武侯嘗自比於管、樂，其後相業果為秦、漢以來第一人。
亦何必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異於王者，惟在假仁義以服人。
其實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遠，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漢、唐以後，王政存者甯有幾乎！若之何輕視桓、文也！《國語》之文雖難盡信，然此文於理與時勢皆得之，必非妄者。
觀此，猶足見三代之遺制。
故并錄之。
【存參】“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
’”（《論語公冶長篇》） △千室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
“百乘”，大家也。
晉文公在齊有馬二十乘，齊陳文子有馬十乘；則百乘，家之最大者矣。
聖人以千室百乘相對為言，然則千室亦邑之最大者。
尋常之邑不過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盡其職。
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彥，聖人始以千室許之；非他人所及也。
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數萬戶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烏可得乎！ 【存參】“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
”（《左傳》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為小，則邑之大者當亦不多也。
此雖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則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
觀此言，猶可想見當時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鄉官 鄉官之制，乃三代聖人之大經大法，必不可廢者。
亦非但鄉官也，百裡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無廢事。
而後世皆舉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
井田封建雖屬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
若庶僚鄉官，直舉而措之耳？不知何以無人計及此也？此治亂興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遺迹補考 石鼓： △引汪師韓文辨石鼓 岐陽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詩。
唐韓退之以為周宣王時所作。
宋歐陽永叔雲：“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
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
遺近錄遠，不宜如此。
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二君”謂韋與韓；韋詩詳後汪上溯《石鼓說》中）其論當矣。
而張氵昊《谷雜紀》則雲：“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
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曆時之久，書傳不存，後人不知耳。
蘇勖《載記》雲：‘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
’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雲：‘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
’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
則又以韓公之說為是，歐公之疑為非。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辨之頗詳。
今載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說》】“石鼓在陳倉野中，隋以前無所見聞。
唐貞觀中，蘇勖始紀其事。
鄭馀慶徙置鳳翔之夫子廟，而亡其一。
宋仁宗皇佑四年，向傳師得之民間，十數乃全。
至徽宗大觀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
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
欽宗靖康末，金人辇緻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撫家。
其家後改大興府學。
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
仁宗皇慶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時宰，以大車十乘載於國子學大成門内，左右各五鼓。
按：韋蘇州詩謂是文王時鼓（今本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