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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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朱子《集傳》因之。
既皆以為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為有正而無邪。
於是《漢廣》之遊女，《行露》之速訟，《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懷春，皆訓以為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
餘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
《關雎》、《鵲巢》等篇詞既純粹，音複和平，謂為文王時詩，可也。
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
雖說者曲為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
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為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然則其馀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
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曆時浸久則散轶者亦多。
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為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
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為然也。
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為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為文王時詩。
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況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為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阙不傳”，必非無據而雲然者。
惟謂為“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為之。
朱子非之，是也。
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
馀各見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舊說“文王徙都於豐，分岐故地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
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弦（《鄭箋》以為武正世，《朱傳》以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
”餘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
周公，文王子也。
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
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
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雲：“《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
《鵲巢》、《驺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
”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為王者之風？《殷其雷》稱“南山之下”，《何彼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為諸侯之風也。
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雲：“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驺虞》之上，何所見此為聖人之化而彼為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雲：“得之國中者，難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
”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為文工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為之解耳。
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
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
其後周公之子世為周公，召公之子世為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
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系成、康時詩矣。
△《風》、《雅》不以王侯分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為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為《王風》，因誤以雅為天子之詩，風為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為《二南》，克商以後詩為《二雅》，東遷以後詩為《王風》，故以《二南》為必在《文王》之世耳。
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
天子之幾，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
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為雅而為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
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睢》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驺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
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
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為雅而不得為風與南也。
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
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雲自西而東，豈得雲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為《楚詞》者然；故《小雅》雲：“以雅以南。
”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
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時代不能以《儀禮》證 朱子亦以《二南》為文王時詩也又有故。
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為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
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又曰：“禮，與其奢也甯儉。
”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笾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為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
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
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
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為公者。
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為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
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
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
且《邶》、《》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
謂此數篇為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
因此數篇之放，而并《漢廣》、《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訓以為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為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徇名定論之非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
今夫《風雨》之“雲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為好”，未必非“溯遊”“絷維”之意，而《傳》以為淫奔，無他，為其在鄭、衛也。
《В梅》之感時，《野有死麇》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為，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為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為其在《二南》也。
《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為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為君上代叙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
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
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為增，遂得二等。
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
然此猶在場屋也。
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荊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即書其尾雲：“非荊川不能為此文。
”既而知為渭作，乃取跟覆觀而更書雲：“固是亻桀扌，
既皆以為文王時詩，勢不得不以為有正而無邪。
於是《漢廣》之遊女，《行露》之速訟，《В梅》之迨吉，《野有死》之懷春，皆訓以為文王德化所被，風俗之美。
餘反覆熟玩之，殊不其然。
《關雎》、《鵲巢》等篇詞既純粹，音複和平，謂為文王時詩，可也。
然聖人德盛化深，沒而民服其教或至百年（本《大戴禮》稱黃帝語），況曆武王以及成、康，重熙累洽、久道化成，安在文王之世淳風美俗被弦歌者累累，至武、成、康之世而遂絕響哉！至《漢廣》、《行露》以降，則顯然不類盛世之事者甚多。
雖說者曲為稱美，終不免於瑕瑜互見。
謂其猶有先王之遺澤，可也，遂以此為文王之德之化，亦淺之乎論文王矣！且二十五篇中，文王、太姒與凡文王同時之人未嘗一見；所見者獨《甘棠》之召伯，《何彼矣》之平王，而此二人皆在武王以後。
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
”然則其馀特不見其名，無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無疑矣。
大抵開國之初，俗多渾樸，人尚躬行，故作者少，而曆時浸久則散轶者亦多。
太平既久，風會日開，文章漸盛，故作者衆，而為時尚近則湮沒者亦少。
此乃時勢之常，百代所同，固不獨周為然也。
乃後之說者，於此二篇必委曲遷就，矯揉經文以求合於傳說：即有一二有識之士斷然以此二篇為武王以後詩，而其餘仍以為文王時詩。
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又按：“《齊》、《魯》、《韓詩》說《關雎》者皆謂在康王之世。
《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況魯者，孔子所居，其所傳為近正；而《史》稱“申公教無傳疑，疑者則阙不傳”，必非無據而雲然者。
惟謂為“陳古刺今”，則篇中初無此意，當是漢時其徒附會為之。
朱子非之，是也。
成、康正當周道之隆，必世後仁，豈無“君子”，豈無“淑女”，而必以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關雎》苟在康王之世，則《葛覃》以下亦必皆在康王以後矣。
馀各見本篇中。
△《二南》不以内外分 舊說“文王徙都於豐，分岐故地為周公旦、召公之采邑，使周公為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南方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鄭》、《孔》、《朱傳》略同）。
至武王、成王之世，乃采其詩，被之管弦（《鄭箋》以為武正世，《朱傳》以為成王世），即今《周南召南》是也。
”餘按《詩》、《書》之文，周公、召公皆至武工之世始顯，至成王之世始分陝而治，於文王時初未嘗有所表見也。
周公，文王子也。
召公之年當更少於周公。
當文王時，懿親則有虢仲、虢叔，異姓大臣則有太颠、散宜生、闳夭、南宮括，雖太公之耆德元勳，且不列於五人之數，必無獨任周、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舊臣之理。
況分故國之地，不以與諸弟諸大臣而獨賜二公乎！《詩序》雲：“《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
《鵲巢》、《驺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
”今按：江漢、汝墳皆非周地，何以獨為王者之風？《殷其雷》稱“南山之下”，《何彼矣》詠“王姬之車”，明明周人所作，不應反目為諸侯之風也。
鄭氏蓋已覺其不合，故改其說雲：“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
”然《漢廣》、《汝墳》之詩初不在《鵲巢》、《驺虞》之上，何所見此為聖人之化而彼為賢人之化乎？朱子蓋又覺其不合，故又改其說雲：“得之國中者，難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
”然均之南國詩也？何所見《漢廣》、《汝墳》二篇之當雜之國中；而《殷其雷》、《何彼矣》，周人之詩，又何以反得之南國乎？此無他，皆由誤以《二南》為文工時詩，苦於其說難通，故不得不展轉以曲為之解耳。
不知《周南》、《召南》原不以内外分，而亦不在文王之世。
蓋成王之世，周公與召公分治，各采風謠以入樂章，周公所采則謂之《周南》，召公所采則謂之《召南》耳。
其後周公之子世為周公，召公之子世為召公，蓋亦各率舊職而采其風，是以昭、穆以後，下逮東遷之初，詩皆有之。
由是言之，《二南》不但非文王時詩，而亦不盡系成、康時詩矣。
△《風》、《雅》不以王侯分 向來諸儒之所以務訓《二南》為文王時詩者，皆由不解風雅之分，但見東遷以後雅音斷絕，降為《王風》，因誤以雅為天子之詩，風為侯國之詠，遂謂克商以前詩為《二南》，克商以後詩為《二雅》，東遷以後詩為《王風》，故以《二南》為必在《文王》之世耳。
不知風雅之分分於詩體，不以天子與諸侯也。
天子之幾，未嘗無風，諸侯之國，亦間有雅。
故《豳》亦王國詩也，乃不為雅而為風；《賓筵》、《抑戒》，衛武公之詩，而列於《二雅》。
蓋由西周盛時方尚大雅，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惟《周南關睢》之三，《召南》、《鵲巢》之三，與《麟趾》、《驺虞》及《鹿鳴》、《魚麗》等篇乃燕射時所歌，是以人皆習之而流傳於世。
此外或有一二傳者，然亦僅矣。
其後大雅漸衰，小雅始盛，小雅又衰而風始著，是以盛世之音少，衰世之作多，非天子之畿其詩皆當為雅而不得為風與南也。
且南者乃詩之一體，《序》以為“化自北而南”亦非是。
江沱、汝漢皆在岐周之東，當雲自西而東，豈得雲自北而南乎！蓋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故名以南，若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之為《楚詞》者然；故《小雅》雲：“以雅以南。
”自武王之世下逮東周，其詩而雅也則列之於雅，風也則列之於風，南也則列之於南，如是而已，不以天子諸侯分也。
由是言之，《二南》固不必在文王世也。
△《二南》時代不能以《儀禮》證 朱子亦以《二南》為文王時詩也又有故。
蓋《儀禮鄉飲》、《燕射》等篇有歌《關雎》、《葛覃》、《卷耳》及《鵲巢》、《采》、《采》之文，而世儒相傳以《儀禮》為周公所作，朱子信以為然，故謂此詩當在周公前耳。
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
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又曰：“禮，與其奢也甯儉。
”今《儀禮》之文繁甚，而聘食之禮，笾豆牢米之數又奢甚，則其為後進之禮而非周公之制明矣。
襄王賜齊侯胙，命無下拜，齊侯下拜登受，是春秋以前，君雖辭，臣未有升而成拜者也。
至孔子時始有升而成拜者，故孔子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
”今《儀禮》，君辭之後遂升成拜，然則其書固在春秋後矣。
春秋之末，家臣始有稱大夫為公者。
至戰國初，晉、韓、趙、魏氏遂僭稱為諸侯而仍朝於晉君；魯之三家亦皆稱公。
今《燕射》之禮，諸侯之臣有諸公。
若非作於戰國之世，安有是稱！由是言之；《儀禮》必非周公所作明甚。
且《邶》、《》十二國皆非一時詩，《二南》豈必皆一時詩哉！《儀禮》所歌者，惟《關雎》、《鵲巢》數篇耳。
謂此數篇為文王時詩，尚無大失也。
因此數篇之放，而并《漢廣》、《行露》、《В梅》、《野有死麇》等篇皆訓以為文王之化，說有不可通則委曲以為之解，而詩人之意盡失矣。
△徇名定論之非 甚矣特識之難也！世之論者惟其名而已矣。
今夫《風雨》之“雲胡不喜”何異於《菁莪》、《隰桑》之文，即《木瓜》之“永以為好”，未必非“溯遊”“絷維”之意，而《傳》以為淫奔，無他，為其在鄭、衛也。
《В梅》之感時，《野有死麇》之懷春，明明非端人貞女之所為，而自毛、鄭以來皆訓以為文王之化，風俗之美，無他，為其在《二南》也。
《四牡》之行役，《出車》、《采薇》之伐戎，何異於《六月》、《采芑》之詩，乃在《菁莪》以後則以為其人所自作，在《魚麗》以前則以為君上代叙其勞苦憂傷之情以勞之者，詞同說異，何以稱焉？今試取《六月》、《采芑》而以勞詩釋之，何處見其不可者？然則是論《詩》者不惟其詩而惟其正變也。
嗟夫，天下事之不求其實而但徇其名者，豈可勝道哉：有生員以試五等降青衣，每歲試，提學者以其青也，辄置之四等。
一日入試，自改試卷上青為增，遂得二等。
則是試之優劣在增與青，不在文也。
然此猶在場屋也。
茅坤以知文名，於舉業最重唐荊川順之，或取徐渭作僞稱順之以示坤，坤即書其尾雲：“非荊川不能為此文。
”既而知為渭作，乃取跟覆觀而更書雲：“固是亻桀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