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王聰兒李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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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傳弟子樊學鳴，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過他：“輕易不要動手，隻等他的教内人到來才可起事。
”④可見，襄陽起義軍向四川轉移，既是迫于形勢，也是起義前的原定計劃。
從當時的形勢來說，姚之富、王聰兒采取的這一戰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義将領的擁護。
高名貴對此曾回顧說：嘉慶二年六月，“知道襄陽教内的人來了，我就齊起人來，分作前、後、中、左、①朱翌清：《埋憂集》卷6《段珠》。
②周凱：《内自訟齋文鈔》卷1《紀邪匪齊二寡婦之亂》。
③《清仁宗實錄》卷17。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室、資料室編：《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一冊第239頁。
②《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一冊第239頁。
③參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九輯第194&mdash195頁；《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辛卯，宜綿、明亮等奏。
④《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五冊第58頁。
右五營，整頓軍器，隻等中會（指襄陽義軍）的人到來，就好一同行走”①。
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聰兒率領的襄陽起義軍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東鄉會師。
浩浩蕩蕩的起義隊伍綿延三十多裡，蔚為壯觀。
接着，川楚起義軍商定按地區統一編号：姚之富、王聰兒部稱襄陽黃号，徐添德部稱達州青号，王三槐部稱東鄉白号..東鄉會師後，起義處在關鍵時刻，如果各路起義軍加強團結，統一指揮，統一作戰，采取一套正确的戰略戰術，那麼就會推動五省白蓮教起義形勢的迅速發展，促進起義高潮的到來。
然而，包括王聰兒在内的所有起義領袖都沒有這樣做。
六月二十四日，即東鄉會師的第二天，各路起義軍即分散行動，各自為戰了。
姚之富、王聰兒率部回師湖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當時，清兵統帥部按照嘉慶帝的“大兵雲集，四面攻圍”②的指令，拟訂出“聚殲”楚川起義軍于川東北地區的計劃。
清軍惠齡部緊緊尾追襄陽起義軍，宜綿部正圍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兩支主力羅其清、冉文俦部。
清軍總兵力已達四萬餘人，還有大量鄉勇，起義軍估計約有三萬餘人，其中還包括許多随軍家屬。
在軍情緊迫、兵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兩省起義軍面臨的壓倒一切的問題是，火速擺脫即将合圍的清軍包圍，盡快轉移。
但是，問題在于襄陽起義軍應向哪裡轉移，隻有返回湖北的一條路嗎？ 事實并非如此。
因為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廣闊的、地勢險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餘地和發展前景，同時又有四川起義軍的合作，可以大大減少人地生疏和給養供給的困難。
如果兩省起義軍在協助羅其清、冉文俦等部打開川東北局面的同時，以一部分兵力向清軍力量十分空虛而又不能迅速調進軍隊的川中、川西進軍，并在那裡建立根據地，那麼，嘉慶五年春冉天元等發動川西戰役時所掀起的鬥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現。
這不僅會使清軍“聚殲”起義軍的部署全盤破産，還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遭受沉重打擊，起義軍的力量和影響則将急速擴大，鬥争的進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觀。
可是，姚之富、王聰兒卻率領襄陽起義軍主力撤離四川，這就使川楚起義軍失去了利用這種大好形勢向前發展的機會，并造成了他們從此長期流動作戰的錯誤，最終導緻了失敗。
襄陽起義軍不能與各路反清隊伍協同作戰，而是單獨轉移，這還需要從整個起義軍方面尋找原因。
首先，白蓮教發展到清代，雖已遍布大半個中國，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獨立活動，互不相屬。
起義後，“伊等雖名為同教，而勢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處”①。
這種情況必然導緻起義軍長期處于分散狀況而不能形成集中統一的領導。
王聰兒對此也無能為力，她的資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為白蓮教“八路兵馬總指揮”，以及全體起義軍的總領袖。
其次，各支農民起義軍的主要成員，屬于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及自耕農民，封建社會的這種分散經營、互不聯系的個體小生産者，正是産生起義軍組織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遷的階級基礎。
清統治者對于襄陽起義軍在到達四川後即産生的濃厚思鄉情緒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①《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五冊第58頁。
②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剿捕檔》。
①《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申，宜綿、明亮、德楞泰奏。
李全、齊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隸襄、樊、南（陽）、鄧（州）等處，是以總思北竄漢江，逃回本地”①，“此夥陝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願前往，立意總欲渡江回鄉”②。
這說明王聰兒不僅沒有擺脫農民習慣勢力的影響，高瞻遠矚地制定出正确的戰略計劃，相反，她幼年的往來各地走解賣藝倒助長了她的流動作戰思想。
襄陽起義軍為回師湖北，首先向川東的開縣、雲陽、萬縣等地挺進，兵鋒直指夔州、奉節等地。
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總兵達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聰兒率起義軍到白帝城後便将達音泰部團團包圍。
明亮等複派兵增援。
王聰兒當機立斷，采取速戰速決的戰術，命令義軍分三路同時進攻清營。
起義軍将士輪番作戰，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則點起火把，進行夜戰。
經過兩晝夜的激戰，起義軍終于突破了清軍防線，順江而下迅速挺進湖北，于閏六月下旬抵達歸州（今秭歸）、巴東一帶。
嘉慶帝急令湖北巡撫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軍主力水陸追擊入楚。
王聰兒等采取了廣布疑陣、迷敵耳目的戰術，把起義軍分為兩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領，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巴東縣長江對岸的石門，聲言欲南渡進攻縣城。
明亮等信以為真，趕緊率兵回師防守。
當他們複戰王廷诏時，突然發現姚之富、王聰兒等率起義軍主力二萬餘人已向興山、保康、南漳等地遠揚，清軍的阻擊計劃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這次戰役，充分顯示了襄陽黃号在襄陽起義軍中的主力軍作用和姚之富、王聰兒的軍事指揮才能。
清統治者對他們懷有極大恐懼和仇恨，嘉慶帝甚至認為，“若得生獲姚之富、齊王氏，則功成八分”①。
從這次戰役起，由于“總教師”的地位及軍事指揮才能的顯露，使王聰兒的名字在官方文書中頻繁出現，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
從此，她的聲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陽起義軍中日趨提高。
王聰兒、姚之富率起義軍欲從南漳到襄陽，中途受到清總兵王文雄的狙擊。
起義軍遂“佯退，次日複倍道分進，由宜城、鐘祥北走襄樊”②，接着又向房縣、竹山一帶山區進軍，八月，擊斃前來圍剿的清副都統豐仲布以下數百名官兵。
王聰兒本想把清軍由房縣、竹山一帶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區，然後乘機渡過漢水，但因漢水兩岸有清軍重兵防守，隻得改變計劃經竹山、竹溪，于九月進入陝西。
十月，清軍統帥宜綿因鎮壓義軍不力，被嘉慶帝革職，以勒保代之。
十一月，襄陽起義軍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軍南下，以便乘機折回陝南，強渡漢水。
但清軍尾追不舍，義軍陷入窘境。
姚之富主張“不如..往百丈關，會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敵官兵，一面攻打廣元，一面由棧道回陝”。
可是，當他們趕到百丈關，冉文俦部已經轉移，“又遇官兵，打敗”。
王聰兒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且折回五郎廟一帶，如過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陝。
若再遇官兵，即入獨山一帶，山内小路甚多，大半與陝西交界，官兵總不能路路①《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項》，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齡等奏；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慶成奏。
（以下簡稱《軍錄·農運·結社》）。
②《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項》，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齡等奏；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慶成奏。
（以下簡稱《軍錄·農運·結社》）。
①《軍錄·農運·結社》，嘉慶二年九月初十日，明亮、德楞泰奏折的朱批。
②魏源：《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
擋住，就仍折回陝西。
”①實踐證明，這一建議是正确的。
襄陽起義軍就是按照王聰兒的這個方案，于十二月經獨山折回陝西，突破漢江，打開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
這一軍事行動，不僅甩開了敵人，“賊匪竄至五郎，而明亮甫趕至洋縣，已落一站之後”②，同時又解決了襄陽起義軍入陝三個多月來，北渡漢水的大問題。
這一作戰方案的提出與行動，又一次顯示了作戰骁勇的王聰兒，是一個頗有智謀的軍事領袖。
從嘉慶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陽起義軍分成幾股轉戰于陝西境内。
嘉慶三年二月，王聰兒、姚之富率領二萬多起義軍由陝西西鄉、洋縣渡漢水，北上攻下郿
”④可見，襄陽起義軍向四川轉移，既是迫于形勢，也是起義前的原定計劃。
從當時的形勢來說，姚之富、王聰兒采取的這一戰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義将領的擁護。
高名貴對此曾回顧說：嘉慶二年六月，“知道襄陽教内的人來了，我就齊起人來，分作前、後、中、左、①朱翌清：《埋憂集》卷6《段珠》。
②周凱：《内自訟齋文鈔》卷1《紀邪匪齊二寡婦之亂》。
③《清仁宗實錄》卷17。
①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清史室、資料室編：《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一冊第239頁。
②《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一冊第239頁。
③參見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編：《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九輯第194&mdash195頁；《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辛卯，宜綿、明亮等奏。
④《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五冊第58頁。
右五營，整頓軍器，隻等中會（指襄陽義軍）的人到來，就好一同行走”①。
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聰兒率領的襄陽起義軍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東鄉會師。
浩浩蕩蕩的起義隊伍綿延三十多裡，蔚為壯觀。
接着，川楚起義軍商定按地區統一編号：姚之富、王聰兒部稱襄陽黃号，徐添德部稱達州青号，王三槐部稱東鄉白号..東鄉會師後，起義處在關鍵時刻，如果各路起義軍加強團結，統一指揮，統一作戰，采取一套正确的戰略戰術，那麼就會推動五省白蓮教起義形勢的迅速發展，促進起義高潮的到來。
然而，包括王聰兒在内的所有起義領袖都沒有這樣做。
六月二十四日，即東鄉會師的第二天，各路起義軍即分散行動，各自為戰了。
姚之富、王聰兒率部回師湖北。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當時，清兵統帥部按照嘉慶帝的“大兵雲集，四面攻圍”②的指令，拟訂出“聚殲”楚川起義軍于川東北地區的計劃。
清軍惠齡部緊緊尾追襄陽起義軍，宜綿部正圍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兩支主力羅其清、冉文俦部。
清軍總兵力已達四萬餘人，還有大量鄉勇，起義軍估計約有三萬餘人，其中還包括許多随軍家屬。
在軍情緊迫、兵力相差懸殊的情況下，兩省起義軍面臨的壓倒一切的問題是，火速擺脫即将合圍的清軍包圍，盡快轉移。
但是，問題在于襄陽起義軍應向哪裡轉移，隻有返回湖北的一條路嗎？ 事實并非如此。
因為從當時的形勢來看，廣闊的、地勢險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餘地和發展前景，同時又有四川起義軍的合作，可以大大減少人地生疏和給養供給的困難。
如果兩省起義軍在協助羅其清、冉文俦等部打開川東北局面的同時，以一部分兵力向清軍力量十分空虛而又不能迅速調進軍隊的川中、川西進軍，并在那裡建立根據地，那麼，嘉慶五年春冉天元等發動川西戰役時所掀起的鬥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現。
這不僅會使清軍“聚殲”起義軍的部署全盤破産，還将在政治、經濟等方面遭受沉重打擊，起義軍的力量和影響則将急速擴大，鬥争的進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觀。
可是，姚之富、王聰兒卻率領襄陽起義軍主力撤離四川，這就使川楚起義軍失去了利用這種大好形勢向前發展的機會，并造成了他們從此長期流動作戰的錯誤，最終導緻了失敗。
襄陽起義軍不能與各路反清隊伍協同作戰，而是單獨轉移，這還需要從整個起義軍方面尋找原因。
首先，白蓮教發展到清代，雖已遍布大半個中國，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獨立活動，互不相屬。
起義後，“伊等雖名為同教，而勢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處”①。
這種情況必然導緻起義軍長期處于分散狀況而不能形成集中統一的領導。
王聰兒對此也無能為力，她的資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為白蓮教“八路兵馬總指揮”，以及全體起義軍的總領袖。
其次，各支農民起義軍的主要成員，屬于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及自耕農民，封建社會的這種分散經營、互不聯系的個體小生産者，正是産生起義軍組織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遷的階級基礎。
清統治者對于襄陽起義軍在到達四川後即産生的濃厚思鄉情緒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①《清中期五省白蓮教起義資料》第五冊第58頁。
②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剿捕檔》。
①《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申，宜綿、明亮、德楞泰奏。
李全、齊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隸襄、樊、南（陽）、鄧（州）等處，是以總思北竄漢江，逃回本地”①，“此夥陝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願前往，立意總欲渡江回鄉”②。
這說明王聰兒不僅沒有擺脫農民習慣勢力的影響，高瞻遠矚地制定出正确的戰略計劃，相反，她幼年的往來各地走解賣藝倒助長了她的流動作戰思想。
襄陽起義軍為回師湖北，首先向川東的開縣、雲陽、萬縣等地挺進，兵鋒直指夔州、奉節等地。
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總兵達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聰兒率起義軍到白帝城後便将達音泰部團團包圍。
明亮等複派兵增援。
王聰兒當機立斷，采取速戰速決的戰術，命令義軍分三路同時進攻清營。
起義軍将士輪番作戰，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則點起火把，進行夜戰。
經過兩晝夜的激戰，起義軍終于突破了清軍防線，順江而下迅速挺進湖北，于閏六月下旬抵達歸州（今秭歸）、巴東一帶。
嘉慶帝急令湖北巡撫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軍主力水陸追擊入楚。
王聰兒等采取了廣布疑陣、迷敵耳目的戰術，把起義軍分為兩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領，神出鬼沒地出現在巴東縣長江對岸的石門，聲言欲南渡進攻縣城。
明亮等信以為真，趕緊率兵回師防守。
當他們複戰王廷诏時，突然發現姚之富、王聰兒等率起義軍主力二萬餘人已向興山、保康、南漳等地遠揚，清軍的阻擊計劃遭到了徹底的失敗。
這次戰役，充分顯示了襄陽黃号在襄陽起義軍中的主力軍作用和姚之富、王聰兒的軍事指揮才能。
清統治者對他們懷有極大恐懼和仇恨，嘉慶帝甚至認為，“若得生獲姚之富、齊王氏，則功成八分”①。
從這次戰役起，由于“總教師”的地位及軍事指揮才能的顯露，使王聰兒的名字在官方文書中頻繁出現，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
從此，她的聲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陽起義軍中日趨提高。
王聰兒、姚之富率起義軍欲從南漳到襄陽，中途受到清總兵王文雄的狙擊。
起義軍遂“佯退，次日複倍道分進，由宜城、鐘祥北走襄樊”②，接着又向房縣、竹山一帶山區進軍，八月，擊斃前來圍剿的清副都統豐仲布以下數百名官兵。
王聰兒本想把清軍由房縣、竹山一帶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區，然後乘機渡過漢水，但因漢水兩岸有清軍重兵防守，隻得改變計劃經竹山、竹溪，于九月進入陝西。
十月，清軍統帥宜綿因鎮壓義軍不力，被嘉慶帝革職，以勒保代之。
十一月，襄陽起義軍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軍南下，以便乘機折回陝南，強渡漢水。
但清軍尾追不舍，義軍陷入窘境。
姚之富主張“不如..往百丈關，會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敵官兵，一面攻打廣元，一面由棧道回陝”。
可是，當他們趕到百丈關，冉文俦部已經轉移，“又遇官兵，打敗”。
王聰兒經過深思熟慮，提出：“且折回五郎廟一帶，如過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陝。
若再遇官兵，即入獨山一帶，山内小路甚多，大半與陝西交界，官兵總不能路路①《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項》，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齡等奏；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慶成奏。
（以下簡稱《軍錄·農運·結社》）。
②《軍機處錄副奏折·農民運動類·秘密結社項》，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齡等奏；嘉慶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慶成奏。
（以下簡稱《軍錄·農運·結社》）。
①《軍錄·農運·結社》，嘉慶二年九月初十日，明亮、德楞泰奏折的朱批。
②魏源：《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
擋住，就仍折回陝西。
”①實踐證明，這一建議是正确的。
襄陽起義軍就是按照王聰兒的這個方案，于十二月經獨山折回陝西，突破漢江，打開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
這一軍事行動，不僅甩開了敵人，“賊匪竄至五郎，而明亮甫趕至洋縣，已落一站之後”②，同時又解決了襄陽起義軍入陝三個多月來，北渡漢水的大問題。
這一作戰方案的提出與行動，又一次顯示了作戰骁勇的王聰兒，是一個頗有智謀的軍事領袖。
從嘉慶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陽起義軍分成幾股轉戰于陝西境内。
嘉慶三年二月，王聰兒、姚之富率領二萬多起義軍由陝西西鄉、洋縣渡漢水，北上攻下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