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六章王聰兒李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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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王聰兒與白蓮教
王聰兒是清代白蓮教大起義的重要領袖。
她在嘉慶初年與姚之富一起領導襄陽黃号（又稱齊家營）起義軍，縱橫馳騁于鄂、川、陝、豫四省，英勇戰鬥了兩年多，給予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在中國農民戰争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王聰兒（1777&mdash1798），湖北襄陽人，大起義時，年約二十歲①。
她自幼喪父，随其母在襄樊往來走解賣藝，這在封建社會裡被統治者看作是最卑賤的職業，嘉慶帝污為“械馬倡伎”②。
她受盡欺壓淩辱，從小經曆了社會最底層的悲慘生活，嘗遍人間的颠沛艱辛，在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對統治者仇恨的種子，鍛煉成堅強不屈的性格。
以滿族貴族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過“康乾盛世”，彼時，地主階級通過圈占、強買和高利貸等諸種手段，巧取豪奪，吞占了大片土地。
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流竄到湖北、四川和陝西三省交界廣袤千裡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為流民、“棚民”。
至乾隆後期，從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聚斂成風，鄂、豫、川、陝、楚等省屢遭天災，老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當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實在生活不下去的時候，白蓮教支派收元教便組織和發動了一場震撼中外的大起義。
收元教首領宋之清的大弟子齊林，利用自己身為襄陽“繁劇”州縣總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們中間傳教收徒，并通過他們将勢力擴展到湖北、四川的廣大地區。
王聰兒十六歲時與齊林結婚，被稱為齊王氏。
此後，她就成為齊林的得力助手。
她在幫助齊林傳教的過程中，特别積極收萃女流。
她的幾百名婦女弟子日後都參加了白蓮教大起義。
這樣，齊林在湖北收元教内号“大師父”，王聰兒号“二師父”，又稱“齊二師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規模鎮壓鄂、豫、皖、川、陝、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
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蓮教徒，緝拿教首劉松、劉之協、宋之清等人。
随後，白蓮教首領除劉之協等數人逃脫外，幾乎全部被捕。
劉松、宋之清等被淩遲枭示，齊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為首例，拟斬立決”①。
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
王聰兒在這次大屠殺中幸免于難。
她削發為尼，隐藏在襄陽城郊的一座尼姑廟中。
清朝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不但未能遏制大起義的到來，相反倒促使起義的火種迅速蔓延。
嘉慶元年（1796）二、三月，劉起榮等假借老教首張漢朝的名義，首先在家鄉附近的黃龍垱舉起義旗；随後姚之富在家鄉彭家疃附近的夾河洲，高均德在家鄉高家灣附近的三合鎮分别起義響應。
姚之富領導的一支起義軍，是這次大起義的主力。
①關于王聰兒此時年齡有兩種說法，一為二十歲，一為“年未三十”（鄧之誠：《骨董瑣記》卷8，《齊王氏》條）。
②《清仁宗實錄》卷123。
①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革命運動》（白蓮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福甯奏。
（下列檔案皆省略收藏單位） 姚之富是齊林的徒弟。
六省教案之後，姚之富繼承了齊林的未竟事業，廣收門徒，在湖北地區醞釀、組織和發動起義，日後成為襄陽黃号起義軍的實際領袖。
他在起義爆發後，為了表達對其師齊林的懷念與敬仰，同時也是由于六省教案前王聰兒在教内的影響，遂“迎王氏為總教師”①。
此時這僅是王聰兒的榮譽職銜，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聰兒起義之後，首先發動了襄樊之戰。
嘉慶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聰兒率軍圍攻樊城，因清軍有備，繼而強攻襄陽城。
起義軍冒着清軍炮矢，鳴鑼呐喊，以門闆遮面，循木梯木闆攀城而上，終因襄陽臨漢水而立，城高牆厚，易守難攻而屢攻不下。
最後因嘉慶帝集合五路清軍圍剿，起義軍被迫撤離襄陽，向清軍防備空虛的鐘祥挺進。
在戰鬥中，王聰兒非常注意軍紀的整頓和賞罰分明。
齊林之徒曾大壽在成為起義将領之後，違抗軍令，“齊王氏斬之，令益肅”②。
軍紀的嚴明，保證了起義軍内部的号令一緻，為起義軍的發展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六月初，起義軍進駐鐘祥一帶，并以此為基地，籌集糧草，打擊清軍。
這就使嘉慶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總統湖北軍務，并調兵遣将圍剿起義軍。
王聰兒、姚之富利用山路叢雜、到處溝壑的有利地形和清軍兵力不足的弱點，采取了南北兩面迎敵、分途突圍的戰術，至七月末終于沖破了清軍的包圍圈，回到襄陽的雙溝、王家樓一帶。
清軍尾追不舍，起義軍複分兩路迅速轉移，一部由黃龍垱向棗陽、唐縣行進，一部由呂堰驿向鄧州行進。
起義軍在陳家河與清軍短兵相接，殲滅大量清軍，取得了鐘祥突圍後的第一個勝利。
随後，王聰兒、姚之富帶領起義軍乘勝由湖北向河南鄧州、南陽挺進，在襄鄧平原上縱橫馳騁，永保雖然擁有“京營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緻賊東西橫躏無忌”。
義軍闖棗陽，擊傷清直隸提督慶成，掃鄧州，困清河南巡撫景安于魏家集。
嘉慶帝聞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齡總統軍務”①。
嘉慶二年初，襄陽起義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流動作戰，分三路北趨河南。
姚之富、王聰兒率領中路，“出南陽，掠嵩縣、山陰”，他們“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軍暈頭轉向，疲于奔命。
當時，景安雖擁兵四千屯戍南陽，但膽小如鼠，“不出一卒”，當起義軍入陝經過河南西部邊境時，景安又“避賊，駐軍内鄉。
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②。
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綽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貪生怕死的狼狽相成顯明對照的是，王聰兒不僅親臨前線指揮，而且勇敢善戰，身先士卒，每次戰鬥總是沖殺在前。
據記載：“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于馬上運雙刀，矯捷如飛，所向無敵。
有時跷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蓦澗，從無蹉跌。
其勁捷亦可想矣。
”③嘉慶二年三月的一次戰鬥中，王聰兒左臂中了清軍一槍，跌下馬來，被部下迅速搶救脫險。
王聰兒與清朝統治者英勇鬥争的精神，鼓舞了廣大起義将士。
她直接領①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編》卷9《陝甘楚豫述》。
②周凱：《内自訟齋文鈔》卷1《紀邪匪齊二寡婦之亂》。
①魏源：《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
②同上。
③朱翌清：《埋憂集》卷6《段珠》。
導的數百名女兵，在戰鬥中都和她一樣沖殺在前。
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鬥，為群賊所服”①。
起義軍中出現如王聰兒這樣傑出的女領袖，并非偶然。
白蓮教秘密傳教收徒，不分男女，沒有性别限制，凡“習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難相死”②，因此，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被壓迫的婦女和男子一樣，紛紛入教，同時也就出現了不少女教首。
當起義爆發後，她們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鬥争的行列之中。
在她們之中，就湧現出了不少從事各種活動的女領袖。
而王聰兒則是她們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
嘉慶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聰兒等在陝西鎮安與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兩部會師。
這時，嘉慶帝急令各路清軍務在漢水以北剿滅起義軍。
起義軍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陝西周至縣）、藍田，吸引清軍主力，而姚之富、王聰兒率大部輕裝疾進，馬不停蹄，沿漢水北岸經安康、漢陰、石泉，五月中旬到達漢水上遊北岸的紫陽白馬石，接着順利渡過了漢水，甩掉了跟蹤的清軍。
當清軍統帥惠齡五天之後趕至渡口時，除了望見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義軍丢棄的破爛外，連起義軍的影子也看不到了。
嘉慶帝得知此訊後，大罵惠齡“坐失機會，實屬大錯”，“惠齡屢經贻誤，豈可複膺總統之任？”宣布：“一切軍務，著（陝甘總督）宜綿總統，明亮、德楞泰幫辦”③。
起義軍取得了渡漢水首捷後，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進。
第一，嘉慶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義軍除去林之華、覃加耀所部還在鄂西苦戰外，都已陸續失敗。
這就使清軍得以集中優勢兵力，向襄陽起義軍猛撲過來。
而襄陽起義軍由于一開始就和清軍打陣地戰，損失很大，部隊急遽地減員。
姚之富曾為此派人四出貼寫“午月午日白陽劫盡”的“逆詞”①，動員各地教徒參加起義隊伍。
可惜，因清軍嚴密封鎖，這個計劃失敗了。
第二，與此同時，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慶元年冬起義後，一舉攻克了東鄉（今四川宣漢）縣城，聲威大振，隊伍也因之擴大。
姚之富、王聰兒得知此事，“見湖北、河南都反不成，聽見四川反的人多，我們的人少，想要過四川去會同教的人”②。
第三，襄陽、四川的起義領袖基本都是齊林的弟子或再傳弟子③，彼此曾通信息。
乾隆末年，當收元教醞釀起義時，就已有進軍四川的設想。
川東雲陽起義領袖高名貴在嘉慶二年閏六月被俘後追述說，齊林
她在嘉慶初年與姚之富一起領導襄陽黃号（又稱齊家營）起義軍，縱橫馳騁于鄂、川、陝、豫四省，英勇戰鬥了兩年多，給予清朝統治者以沉重打擊，在中國農民戰争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王聰兒（1777&mdash1798），湖北襄陽人，大起義時，年約二十歲①。
她自幼喪父，随其母在襄樊往來走解賣藝，這在封建社會裡被統治者看作是最卑賤的職業，嘉慶帝污為“械馬倡伎”②。
她受盡欺壓淩辱，從小經曆了社會最底層的悲慘生活，嘗遍人間的颠沛艱辛，在幼小的心靈裡埋下了對統治者仇恨的種子，鍛煉成堅強不屈的性格。
以滿族貴族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過“康乾盛世”，彼時，地主階級通過圈占、強買和高利貸等諸種手段，巧取豪奪，吞占了大片土地。
失去土地的農民，紛紛流竄到湖北、四川和陝西三省交界廣袤千裡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為流民、“棚民”。
至乾隆後期，從朝廷到地方各級官吏貪污聚斂成風，鄂、豫、川、陝、楚等省屢遭天災，老百姓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當廣大的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實在生活不下去的時候，白蓮教支派收元教便組織和發動了一場震撼中外的大起義。
收元教首領宋之清的大弟子齊林，利用自己身為襄陽“繁劇”州縣總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們中間傳教收徒，并通過他們将勢力擴展到湖北、四川的廣大地區。
王聰兒十六歲時與齊林結婚，被稱為齊王氏。
此後，她就成為齊林的得力助手。
她在幫助齊林傳教的過程中，特别積極收萃女流。
她的幾百名婦女弟子日後都參加了白蓮教大起義。
這樣，齊林在湖北收元教内号“大師父”，王聰兒号“二師父”，又稱“齊二師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規模鎮壓鄂、豫、皖、川、陝、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
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蓮教徒，緝拿教首劉松、劉之協、宋之清等人。
随後，白蓮教首領除劉之協等數人逃脫外，幾乎全部被捕。
劉松、宋之清等被淩遲枭示，齊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為首例，拟斬立決”①。
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
王聰兒在這次大屠殺中幸免于難。
她削發為尼，隐藏在襄陽城郊的一座尼姑廟中。
清朝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不但未能遏制大起義的到來，相反倒促使起義的火種迅速蔓延。
嘉慶元年（1796）二、三月，劉起榮等假借老教首張漢朝的名義，首先在家鄉附近的黃龍垱舉起義旗；随後姚之富在家鄉彭家疃附近的夾河洲，高均德在家鄉高家灣附近的三合鎮分别起義響應。
姚之富領導的一支起義軍，是這次大起義的主力。
①關于王聰兒此時年齡有兩種說法，一為二十歲，一為“年未三十”（鄧之誠：《骨董瑣記》卷8，《齊王氏》條）。
②《清仁宗實錄》卷123。
①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藏：《軍機處錄副奏折·革命運動》（白蓮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福甯奏。
（下列檔案皆省略收藏單位） 姚之富是齊林的徒弟。
六省教案之後，姚之富繼承了齊林的未竟事業，廣收門徒，在湖北地區醞釀、組織和發動起義，日後成為襄陽黃号起義軍的實際領袖。
他在起義爆發後，為了表達對其師齊林的懷念與敬仰，同時也是由于六省教案前王聰兒在教内的影響，遂“迎王氏為總教師”①。
此時這僅是王聰兒的榮譽職銜，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聰兒起義之後，首先發動了襄樊之戰。
嘉慶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聰兒率軍圍攻樊城，因清軍有備，繼而強攻襄陽城。
起義軍冒着清軍炮矢，鳴鑼呐喊，以門闆遮面，循木梯木闆攀城而上，終因襄陽臨漢水而立，城高牆厚，易守難攻而屢攻不下。
最後因嘉慶帝集合五路清軍圍剿，起義軍被迫撤離襄陽，向清軍防備空虛的鐘祥挺進。
在戰鬥中，王聰兒非常注意軍紀的整頓和賞罰分明。
齊林之徒曾大壽在成為起義将領之後，違抗軍令，“齊王氏斬之，令益肅”②。
軍紀的嚴明，保證了起義軍内部的号令一緻，為起義軍的發展壯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六月初，起義軍進駐鐘祥一帶，并以此為基地，籌集糧草，打擊清軍。
這就使嘉慶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總統湖北軍務，并調兵遣将圍剿起義軍。
王聰兒、姚之富利用山路叢雜、到處溝壑的有利地形和清軍兵力不足的弱點，采取了南北兩面迎敵、分途突圍的戰術，至七月末終于沖破了清軍的包圍圈，回到襄陽的雙溝、王家樓一帶。
清軍尾追不舍，起義軍複分兩路迅速轉移，一部由黃龍垱向棗陽、唐縣行進，一部由呂堰驿向鄧州行進。
起義軍在陳家河與清軍短兵相接，殲滅大量清軍，取得了鐘祥突圍後的第一個勝利。
随後，王聰兒、姚之富帶領起義軍乘勝由湖北向河南鄧州、南陽挺進，在襄鄧平原上縱橫馳騁，永保雖然擁有“京營勁旅及大兵萬餘，徒尾追不迎擊，緻賊東西橫躏無忌”。
義軍闖棗陽，擊傷清直隸提督慶成，掃鄧州，困清河南巡撫景安于魏家集。
嘉慶帝聞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齡總統軍務”①。
嘉慶二年初，襄陽起義軍開始了大規模的流動作戰，分三路北趨河南。
姚之富、王聰兒率領中路，“出南陽，掠嵩縣、山陰”，他們“不整隊，不迎戰，不走平原，惟數百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軍暈頭轉向，疲于奔命。
當時，景安雖擁兵四千屯戍南陽，但膽小如鼠，“不出一卒”，當起義軍入陝經過河南西部邊境時，景安又“避賊，駐軍内鄉。
賊入陝後二十餘日，景安始至”②。
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綽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貪生怕死的狼狽相成顯明對照的是，王聰兒不僅親臨前線指揮，而且勇敢善戰，身先士卒，每次戰鬥總是沖殺在前。
據記載：“齊二寡婦每臨陣，戴雉尾，衣紅錦戰袍，于馬上運雙刀，矯捷如飛，所向無敵。
有時跷一足，自山頂疾馳而下，注坡蓦澗，從無蹉跌。
其勁捷亦可想矣。
”③嘉慶二年三月的一次戰鬥中，王聰兒左臂中了清軍一槍，跌下馬來，被部下迅速搶救脫險。
王聰兒與清朝統治者英勇鬥争的精神，鼓舞了廣大起義将士。
她直接領①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編》卷9《陝甘楚豫述》。
②周凱：《内自訟齋文鈔》卷1《紀邪匪齊二寡婦之亂》。
①魏源：《聖武記》卷9《嘉慶川湖陝靖寇記》。
②同上。
③朱翌清：《埋憂集》卷6《段珠》。
導的數百名女兵，在戰鬥中都和她一樣沖殺在前。
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鬥，為群賊所服”①。
起義軍中出現如王聰兒這樣傑出的女領袖，并非偶然。
白蓮教秘密傳教收徒，不分男女，沒有性别限制，凡“習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難相死”②，因此，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廣大被壓迫的婦女和男子一樣，紛紛入教，同時也就出現了不少女教首。
當起義爆發後，她們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鬥争的行列之中。
在她們之中，就湧現出了不少從事各種活動的女領袖。
而王聰兒則是她們當中最為傑出的代表。
嘉慶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聰兒等在陝西鎮安與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兩部會師。
這時，嘉慶帝急令各路清軍務在漢水以北剿滅起義軍。
起義軍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陝西周至縣）、藍田，吸引清軍主力，而姚之富、王聰兒率大部輕裝疾進，馬不停蹄，沿漢水北岸經安康、漢陰、石泉，五月中旬到達漢水上遊北岸的紫陽白馬石，接着順利渡過了漢水，甩掉了跟蹤的清軍。
當清軍統帥惠齡五天之後趕至渡口時，除了望見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義軍丢棄的破爛外，連起義軍的影子也看不到了。
嘉慶帝得知此訊後，大罵惠齡“坐失機會，實屬大錯”，“惠齡屢經贻誤，豈可複膺總統之任？”宣布：“一切軍務，著（陝甘總督）宜綿總統，明亮、德楞泰幫辦”③。
起義軍取得了渡漢水首捷後，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進。
第一，嘉慶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義軍除去林之華、覃加耀所部還在鄂西苦戰外，都已陸續失敗。
這就使清軍得以集中優勢兵力，向襄陽起義軍猛撲過來。
而襄陽起義軍由于一開始就和清軍打陣地戰，損失很大，部隊急遽地減員。
姚之富曾為此派人四出貼寫“午月午日白陽劫盡”的“逆詞”①，動員各地教徒參加起義隊伍。
可惜，因清軍嚴密封鎖，這個計劃失敗了。
第二，與此同時，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慶元年冬起義後，一舉攻克了東鄉（今四川宣漢）縣城，聲威大振，隊伍也因之擴大。
姚之富、王聰兒得知此事，“見湖北、河南都反不成，聽見四川反的人多，我們的人少，想要過四川去會同教的人”②。
第三，襄陽、四川的起義領袖基本都是齊林的弟子或再傳弟子③，彼此曾通信息。
乾隆末年，當收元教醞釀起義時，就已有進軍四川的設想。
川東雲陽起義領袖高名貴在嘉慶二年閏六月被俘後追述說，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