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王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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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任物，揭被露胸方能入睡。
用活血化瘀均獲奇效。
随着醫學科學的發展，此法在今天臨床應用範圍更為廣泛，是内科、外科、婦科、傷科多種疾病最重要的治法之一。
王清任的方子在臨床上的使用也仍然很有價值。
如補陽還五湯治療腦血管意外，尤其是後遺之半身不遂，至今仍為首選。
再如血府逐瘀湯治療頗為棘手的急性彌漫性血管内凝血也取得較好的療效。
目前，尚有一些單位及個人以王氏的方子及他的常用藥物，作為課題進行現代研究。
可見王清任的臨床成就至今受到醫務界的關注。
在病因學說方面，王清任也敢于否定前人的錯誤論述，提出一些獨到的新見解。
如，對于天花，王清任便推翻了曆來胎毒學說，他指出自漢代以前無出痘者，如果說是胎毒，漢代以前之人豈不是父母所生？他根據自己的實際觀察和天花流行時少則一省，多則數省的特點，反複論證天花并非胎毒，而是“遇天行觸濁氣之瘟疫”①，自口鼻而侵入人體，由淺入深，再從皮膚發出而形成天花。
并認為天花的輕重和感受瘟毒的輕重有關。
治療方面主要在于辨明輕重，清解瘟毒，活血化瘀，補氣助陽。
盡管在世界範圍内天花已被①《醫林改錯注釋》第146頁。
徹底消滅，但王清任為治療天花而創制的治法，如解毒與活血，養陰與活血，補氣與活血等的配合，以及他的一些治療方藥，如解毒活血湯，助陽止癢方等對今天的中醫臨床仍有很大的啟發，還常用于麻疹、風疹、喉痹、音啞等症的治療。
第四節 最可寶貴的精神 作為一位醫家，王清任身上最可寶貴的是他敢于不囿舊說，勇于大膽探索的創新精神。
長期以來，由于儒學是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中醫學的創新和發展也深受其限制。
曆代醫家，尤其是宋代之後，為了使一般人能信服并接受自己的觀點或學說，在著書立說時，皆須從儒學經典著作中求得根據，很少有人敢于沖破這個藩籬。
中醫基礎理論方面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對《内經》、《難經》、《傷寒論》、《金匮要略》的注釋與發揮為主要形式。
遇到疑難及與己見有悖之處，甯可提出所謂錯簡、衍脫問題，而不敢輕易創立新說。
至于解剖學則更是一個“禁區”，除偶爾幾次官方組織外，幾乎無人敢于問津。
在這樣的因循守舊、尊古崇古風氣重壓之下，王清任雖已預見到自己提出新的見解，縱然能說，必不能行，并會招緻“離經叛道”的罪名。
但是有許多病如不說明，人不知源，想到此，他又不得不說了。
于是，他決心“不避後人罪我”，毅然闖入解剖學這一禁區。
他直言“前人創著醫書，髒腑錯誤。
”①立志予以更正。
他不避經典，不諱聖賢，對于自己認識到的東西敢于直指其錯，暢述己見，語言犀利，達意明确。
他這樣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标新立異，而是考慮到“後世業醫受禍，相沿又不知幾百年”。
正如他在《醫林改錯·髒腑記叙》中自述：“餘刻此圖，并非獨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惟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緻南轅北轍，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 王清任還是一位謙謙君子。
他對自己認為正确的古醫書相當珍視。
他說：“傷寒、瘟疫、雜症、婦科，古人各有所長，對症用方，多半應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見，不過白玉微瑕。
”對于自己認為有成就的醫家亦相當崇敬。
他說：“伏思張仲景論傷寒，吳又可著瘟疫，皆獨出心裁，并未引古經一語。
”他也大力推崇自己認為是切實可用的醫著，認為查證可用《證治準繩》，查方可用《普濟方》，查藥可用《本草綱目》。
其他可讀可記的有《醫宗金鑒》，理足方效的有《瘟疫論》。
而他自己的方著，“不過因著《醫林改錯·髒腑圖記》後，将平素所治氣虛、血瘀之證，記數條示人以規矩，并非全書”。
可見他并沒有過高地估計自己。
王清任的治學态度是相當嚴謹的。
他主張“醫家立言著書”“必須親治其症，屢驗方法，萬無一失，方可傳于後人。
若一症不明，留與後人再補，斷不可徒取虛名，恃才立論，病未經見，揣度立方。
”①他自己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他公開承認自己的觀察和記述并非盡善盡美，“其中當尚有不實不足之處，後人倘遇機會，親見髒腑，精查增補，抑又幸矣。
”在《口眼歪斜辨》篇中，對于為何大凡患左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右側，而患右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左側，王清任疑惑不解，當時又無書籍可供考查。
他沒有憑想象去牽強附會，而是把這一點明确告訴讀者，承認“餘亦不敢為定論，以待高明細心審查再補”②。
把疑問留給後人去解答。
王清任對于“病不知源，方不對症”，“不知妄對、遺禍後世”的做法非常反感，認為那是“以活人之心，遺作殺人之事”，更
用活血化瘀均獲奇效。
随着醫學科學的發展，此法在今天臨床應用範圍更為廣泛，是内科、外科、婦科、傷科多種疾病最重要的治法之一。
王清任的方子在臨床上的使用也仍然很有價值。
如補陽還五湯治療腦血管意外，尤其是後遺之半身不遂，至今仍為首選。
再如血府逐瘀湯治療頗為棘手的急性彌漫性血管内凝血也取得較好的療效。
目前，尚有一些單位及個人以王氏的方子及他的常用藥物，作為課題進行現代研究。
可見王清任的臨床成就至今受到醫務界的關注。
在病因學說方面，王清任也敢于否定前人的錯誤論述，提出一些獨到的新見解。
如，對于天花，王清任便推翻了曆來胎毒學說，他指出自漢代以前無出痘者，如果說是胎毒，漢代以前之人豈不是父母所生？他根據自己的實際觀察和天花流行時少則一省，多則數省的特點，反複論證天花并非胎毒，而是“遇天行觸濁氣之瘟疫”①，自口鼻而侵入人體，由淺入深，再從皮膚發出而形成天花。
并認為天花的輕重和感受瘟毒的輕重有關。
治療方面主要在于辨明輕重，清解瘟毒，活血化瘀，補氣助陽。
盡管在世界範圍内天花已被①《醫林改錯注釋》第146頁。
徹底消滅，但王清任為治療天花而創制的治法，如解毒與活血，養陰與活血，補氣與活血等的配合，以及他的一些治療方藥，如解毒活血湯，助陽止癢方等對今天的中醫臨床仍有很大的啟發，還常用于麻疹、風疹、喉痹、音啞等症的治療。
第四節 最可寶貴的精神 作為一位醫家，王清任身上最可寶貴的是他敢于不囿舊說，勇于大膽探索的創新精神。
長期以來，由于儒學是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中醫學的創新和發展也深受其限制。
曆代醫家，尤其是宋代之後，為了使一般人能信服并接受自己的觀點或學說，在著書立說時，皆須從儒學經典著作中求得根據，很少有人敢于沖破這個藩籬。
中醫基礎理論方面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對《内經》、《難經》、《傷寒論》、《金匮要略》的注釋與發揮為主要形式。
遇到疑難及與己見有悖之處，甯可提出所謂錯簡、衍脫問題，而不敢輕易創立新說。
至于解剖學則更是一個“禁區”，除偶爾幾次官方組織外，幾乎無人敢于問津。
在這樣的因循守舊、尊古崇古風氣重壓之下，王清任雖已預見到自己提出新的見解，縱然能說，必不能行，并會招緻“離經叛道”的罪名。
但是有許多病如不說明，人不知源，想到此，他又不得不說了。
于是，他決心“不避後人罪我”，毅然闖入解剖學這一禁區。
他直言“前人創著醫書，髒腑錯誤。
”①立志予以更正。
他不避經典，不諱聖賢，對于自己認識到的東西敢于直指其錯，暢述己見，語言犀利，達意明确。
他這樣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标新立異，而是考慮到“後世業醫受禍，相沿又不知幾百年”。
正如他在《醫林改錯·髒腑記叙》中自述：“餘刻此圖，并非獨出己見，評論古人之短長”，“惟願醫林中人，一見此圖，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緻南轅北轍，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 王清任還是一位謙謙君子。
他對自己認為正确的古醫書相當珍視。
他說：“傷寒、瘟疫、雜症、婦科，古人各有所長，對症用方，多半應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見，不過白玉微瑕。
”對于自己認為有成就的醫家亦相當崇敬。
他說：“伏思張仲景論傷寒，吳又可著瘟疫，皆獨出心裁，并未引古經一語。
”他也大力推崇自己認為是切實可用的醫著，認為查證可用《證治準繩》，查方可用《普濟方》，查藥可用《本草綱目》。
其他可讀可記的有《醫宗金鑒》，理足方效的有《瘟疫論》。
而他自己的方著，“不過因著《醫林改錯·髒腑圖記》後，将平素所治氣虛、血瘀之證，記數條示人以規矩，并非全書”。
可見他并沒有過高地估計自己。
王清任的治學态度是相當嚴謹的。
他主張“醫家立言著書”“必須親治其症，屢驗方法，萬無一失，方可傳于後人。
若一症不明，留與後人再補，斷不可徒取虛名，恃才立論，病未經見，揣度立方。
”①他自己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
他公開承認自己的觀察和記述并非盡善盡美，“其中當尚有不實不足之處，後人倘遇機會，親見髒腑，精查增補，抑又幸矣。
”在《口眼歪斜辨》篇中，對于為何大凡患左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右側，而患右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左側，王清任疑惑不解，當時又無書籍可供考查。
他沒有憑想象去牽強附會，而是把這一點明确告訴讀者，承認“餘亦不敢為定論，以待高明細心審查再補”②。
把疑問留給後人去解答。
王清任對于“病不知源，方不對症”，“不知妄對、遺禍後世”的做法非常反感，認為那是“以活人之心，遺作殺人之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