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二章道光帝旻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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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名旻甯，為嘉慶帝颙琰第二子。
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幼時“從編修秦承業、檢讨萬承風先後受讀，又與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讀學士徐颋朝夕講論”①，同時習學騎射。
史載旻甯十歲時，随乾隆帝行圍威遜格爾，竟能引弓獲鹿。
乾隆帝十分高興，賜與黃馬褂和花翎，并詠詩記其事。
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尊建儲家法，親書上名”，緘藏于匣②，旻甯成為内定的皇嗣。
後來在嘉慶十八年，爆發了由李文成、林清領導的天理教農民起義。
在宮内一些太監的内應下，近百名義軍分兩路攻入紫禁城，“入内右門，至養心殿南”。
當時，嘉慶帝“秋狝木蘭”，不在京師。
旻甯“禦槍斃二&lsquo賊&rsquo，餘&lsquo賊&rsquo潰散，亂始平”③。
嘉慶帝稱他“有膽有識，忠孝兼備”。
旻甯謝恩奏言：“事在倉猝，又無禦敵之人，勢不由己，事後愈思愈恐。
”④這一年，旻甯被封為智親王。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帝病逝于避暑山莊，旻甯即帝位，以翌年為道光元年。
道光帝在位凡三十年，為挽救清皇朝的衰敗，他很想作為一番，重整朝綱，使清朝振作起來。
①《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②《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③《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④《清史稿》卷17《宣宗一》。
第一節改革漕運、鹽政，開禁采礦 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中積弊叢集，其中尤以漕運和鹽政問題最為嚴重。
漕運為“天庚正供所關”，鹽政則關系到國家重要的财政稅收。
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關注和重視。
有清一代，漕政“病官病民”，弊端叢生。
在漕糧的征收、交兌、運輸、入倉的過程中，且不說辦漕官員如何貪污中飽、屬下吏員巧取橫索，就說南糧北運，專恃運河，而運河河道已變得淤淺，一遇大水還成大害，南北運輸不能暢通無阻。
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洩過多，高寶至清江浦一帶，河道節節淺阻，船隻不能暢行，漕運再度緊張。
有人奏請引黃入運，添築閘壩，終因黃河水夾帶大量泥沙淤積于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
道光帝決計革除漕政積弊，有效地解決漕運問題。
自元至明，海運之法，行之有效。
清代嘉慶時，也曾試行。
後來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運的胥吏以風濤、“海賊”等理由加以反對而一直不能實行。
道光帝在廷臣“有謂可以試行者，亦有謂斷不可行者，迄無定見”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江蘇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等府屬，濱臨大海，商船裝載貨物駛至北洋，在山東、直隸、奉天各口岸卸運售賣，一歲中乘風開放，每每往來數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兩江總督魏元烺、漕運總督嚴檢、江蘇巡撫張師誠、浙江巡撫黃鳴傑等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谘博采，通盤經劃，悉心計議，勿存成見”，将海運之事“一一熟籌”①。
但是，這些官員不願承擔海運風險，均以為海運窒礙難行，仍主張采用“引黃濟運”，盤壩接運的辦法。
這種辦法實行的結果，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漕運問題，還虛耗了大量資金。
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給阻撓海運、又拿不出漕運辦法的大學士孫玉庭及江浙有關地方官員以革職、降級、調用等處分，改派琦善為兩江總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績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為江蘇巡撫，命他們切實籌措海運事宜。
陶澍親赴上海勘察海運的可行性，然後上奏，主張海運漕糧。
道光帝同意試行，并于上海設立海運總局，由江蘇派遣官員管理，在天津設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員驗收。
海運計劃确定以後，陶澍再次親赴上海督辦。
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運船隻，裝載漕米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石揚帆出海了。
海船自吳淞口出十滧，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槎山，曆成山，西轉芝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裡①。
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驗米，米色滢潔，且時間縮短，運費低廉。
此後，繼續由海路運送漕糧。
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運完。
道光帝實行海運漕糧，當時不失為明智之舉，然而，由于各種保守勢力的反對，他并沒有能堅持實行下去。
清代鹽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鹽循用綱法，招商認窩（産鹽地），領引辦課，引從部發，遂使鹽業之利盡歸鹽商。
各鹽商層層盤剝，兼之各省官紳皆視鹽務為利薮，或藉口辦公巧為侵蝕，私取規費。
積習成弊，積弊成例，緻使私鹽充斥，官引滞銷，國與民交受其困。
道光時，鹽業困頓凋蔽，愈益嚴重，而當時兩淮之鹽，銷區最廣，商疲課绌，積弊亦最深。
道光十年，兩江總督陶澍以淮鹽疲蔽已極，屢陳積弊情形，并請删減浮費，停緩攤補。
不久，道光帝批準實施了革新鹽政的措施，将兩淮鹽政裁撤，其鹽務改歸兩江①《清朝續文獻通考》（一）卷77。
①《清代七百名人傳》（上）《陶澍》。
總督管理，以一事權。
道光十三年，推廣實行票鹽制。
所謂票鹽制，即于場區适中地點，設局收稅。
無論什麼人，隻要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在限定的地域範圍及規定的期限内自行販賣。
票鹽制革除了專商專岸之弊，改變了過去鹽商壟斷鹽利的局面，國家則可收化私為官之益。
由于票鹽制手續簡單，官吏無由侵擾，成本減輕，商人因而争相經營。
票鹽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淮北地區三十一個州縣實行，效果十分顯著，不到四個月，清運三十餘萬引（一引為四百斤）場鹽運銷一空。
票鹽制廣為推行後，私鹽不禁自絕，官鹽暢銷無阻，鹽課成為國家财政一大收入。
由于票鹽法行之有效，時論皆以改引行票為救弊良策。
票鹽法行之有效，實為利國利民之舉，但同樣受到和過去行鹽之法利害相關的各種勢力的反對，道光帝因推行票鹽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鹽政的改革半途而廢。
清代前期，從康熙中葉到乾隆中葉，曾采取了開放礦禁的作法，使中國的礦業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但自乾隆中葉以後，由于階級矛盾的尖銳，清廷經常以“開礦聚集亡命，為地方隐憂”為由，不斷下達一道道“嚴行封禁”、“永遠封禁”的命令。
嘉慶帝時仍延續這一政策，強行封禁了一批開采的礦山，對要求允準開礦的官員和承辦開礦的商人嚴加申斥，對一批朝廷獲利甚多，及事關鼓鑄大局的銅、鉛等礦的開采，則由朝廷和地方官府嚴加控制。
這種政策，使國家大利坐棄，民生日困。
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圖實行這種政策。
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輔重地，有礙地脈風水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縣開采銀礦。
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對開礦有了些新認識，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
”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稱：“開礦之舉，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
”①“足國之道，首在足民”，“藏富于民”，這種觀點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國之道上的一種真知灼見。
道光帝同時以實際措施鼓勵開礦。
他對藉口辦礦“累民擾民”，“人衆易聚難散”而反對開放礦禁的官員進行勸導，告誡他們不能“因噎廢食”。
他嚴饬地方官員不得“畏難苟安，托詞觀望，遊移不辦”②。
他又根據過去官辦礦政，“官吏因緣為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采”。
由此看來，道光帝對開礦一事，提倡頗力，措施亦得當，這對當時礦政建設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稱方便。
①《清朝續文獻通考》（一）卷43。
②《清朝續文獻通考》（一）卷43。
第二節 矯正奢靡風尚 從乾隆時始，上自乾隆帝，下至官僚地主和滿族貴族，奢靡成風，愈演愈烈，對人民的巧取豪奪有增無減，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為了挽救清朝統治危機，道光帝在即位之後，力圖遏止奢靡之風，使整個社會能黜華崇實。
他一即位，便頒發聲色貨利論，力圖說明聲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③的嚴重危害，表示要謹遵嘉慶帝不迩聲色之谕，力崇節儉，返樸還淳，告誡覺羅子孫身體力行，概從樸實，勿尚虛文，竭力倡導在皇族、滿族貴族中恢複滿洲淳樸舊俗。
道光二年（1822），他規定在皇子皇孫指婚其福晉後，“父家置備裝奁，不得以奢華相尚，一概務從儉約，複我滿洲舊俗。
将來進呈裝奁清單，如有靡麗浮費之物，經朕看出，不惟将原物發還，并加以議處”①。
道光十四年九月，他在觀看八旗前鋒護軍各營章京步射時，發現各章京一體穿用藍色袍服。
他對這種“競尚虛文”的做法極為不滿，令管理八旗各營大臣曉喻所屬官兵，“嗣後遇有射布耙及引見人員，惟期騎射娴熟，弓箭齊整，所穿袍服，細布俱可，不必再拘顔色..操練衣服毋尚奢華”②。
他又命八旗兵丁習射時俱穿用布衣布靴，不準穿用緞，六品以下旗員平時隻準穿用布衣布靴，亦不準穿用緞。
如有違反者，除将旗員本身斥革外，必将該管大臣嚴加懲處。
當時，社會奢靡之風無過于河工者。
清朝漕運依賴運河，曆朝十分重視河政。
國家每年靡帑數百萬，真正用于工程之費不及十分之一。
其餘僅供河吏揮霍而已。
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口豬，取其背肉一脔，餘皆棄之。
一盤駝峰肉，必得殺三、四峰駱駝。
參加河督宴會的人，很少有能終席者，因每次宴會往往曆經三晝夜而不能畢。
除了河吏的揮霍而外，過往官員、舉貢生員等等皆欲染指分肥。
新翰林攜朝臣一紙書信谒總督，萬金可咄嗟至；
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幼時“從編修秦承業、檢讨萬承風先後受讀，又與禮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讀學士徐颋朝夕講論”①，同時習學騎射。
史載旻甯十歲時，随乾隆帝行圍威遜格爾，竟能引弓獲鹿。
乾隆帝十分高興，賜與黃馬褂和花翎，并詠詩記其事。
嘉慶四年（1799），嘉慶帝“尊建儲家法，親書上名”，緘藏于匣②，旻甯成為内定的皇嗣。
後來在嘉慶十八年，爆發了由李文成、林清領導的天理教農民起義。
在宮内一些太監的内應下，近百名義軍分兩路攻入紫禁城，“入内右門，至養心殿南”。
當時，嘉慶帝“秋狝木蘭”，不在京師。
旻甯“禦槍斃二&lsquo賊&rsquo，餘&lsquo賊&rsquo潰散，亂始平”③。
嘉慶帝稱他“有膽有識，忠孝兼備”。
旻甯謝恩奏言：“事在倉猝，又無禦敵之人，勢不由己，事後愈思愈恐。
”④這一年，旻甯被封為智親王。
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慶帝病逝于避暑山莊，旻甯即帝位，以翌年為道光元年。
道光帝在位凡三十年，為挽救清皇朝的衰敗，他很想作為一番，重整朝綱，使清朝振作起來。
①《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②《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③《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④《清史稿》卷17《宣宗一》。
第一節改革漕運、鹽政，開禁采礦 清中葉以後，社會經濟中積弊叢集，其中尤以漕運和鹽政問題最為嚴重。
漕運為“天庚正供所關”，鹽政則關系到國家重要的财政稅收。
這兩方面的問題，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關注和重視。
有清一代，漕政“病官病民”，弊端叢生。
在漕糧的征收、交兌、運輸、入倉的過程中，且不說辦漕官員如何貪污中飽、屬下吏員巧取橫索，就說南糧北運，專恃運河，而運河河道已變得淤淺，一遇大水還成大害，南北運輸不能暢通無阻。
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洩過多，高寶至清江浦一帶，河道節節淺阻，船隻不能暢行，漕運再度緊張。
有人奏請引黃入運，添築閘壩，終因黃河水夾帶大量泥沙淤積于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
道光帝決計革除漕政積弊，有效地解決漕運問題。
自元至明，海運之法，行之有效。
清代嘉慶時，也曾試行。
後來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運的胥吏以風濤、“海賊”等理由加以反對而一直不能實行。
道光帝在廷臣“有謂可以試行者，亦有謂斷不可行者，迄無定見”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認為，江蘇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等府屬，濱臨大海，商船裝載貨物駛至北洋，在山東、直隸、奉天各口岸卸運售賣，一歲中乘風開放，每每往來數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兩江總督魏元烺、漕運總督嚴檢、江蘇巡撫張師誠、浙江巡撫黃鳴傑等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谘博采，通盤經劃，悉心計議，勿存成見”，将海運之事“一一熟籌”①。
但是，這些官員不願承擔海運風險，均以為海運窒礙難行，仍主張采用“引黃濟運”，盤壩接運的辦法。
這種辦法實行的結果，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漕運問題，還虛耗了大量資金。
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給阻撓海運、又拿不出漕運辦法的大學士孫玉庭及江浙有關地方官員以革職、降級、調用等處分，改派琦善為兩江總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績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為江蘇巡撫，命他們切實籌措海運事宜。
陶澍親赴上海勘察海運的可行性，然後上奏，主張海運漕糧。
道光帝同意試行，并于上海設立海運總局，由江蘇派遣官員管理，在天津設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員驗收。
海運計劃确定以後，陶澍再次親赴上海督辦。
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運船隻，裝載漕米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石揚帆出海了。
海船自吳淞口出十滧，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槎山，曆成山，西轉芝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裡①。
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驗米，米色滢潔，且時間縮短，運費低廉。
此後，繼續由海路運送漕糧。
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運完。
道光帝實行海運漕糧，當時不失為明智之舉，然而，由于各種保守勢力的反對，他并沒有能堅持實行下去。
清代鹽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鹽循用綱法，招商認窩（産鹽地），領引辦課，引從部發，遂使鹽業之利盡歸鹽商。
各鹽商層層盤剝，兼之各省官紳皆視鹽務為利薮，或藉口辦公巧為侵蝕，私取規費。
積習成弊，積弊成例，緻使私鹽充斥，官引滞銷，國與民交受其困。
道光時，鹽業困頓凋蔽，愈益嚴重，而當時兩淮之鹽，銷區最廣，商疲課绌，積弊亦最深。
道光十年，兩江總督陶澍以淮鹽疲蔽已極，屢陳積弊情形，并請删減浮費，停緩攤補。
不久，道光帝批準實施了革新鹽政的措施，将兩淮鹽政裁撤，其鹽務改歸兩江①《清朝續文獻通考》（一）卷77。
①《清代七百名人傳》（上）《陶澍》。
總督管理，以一事權。
道光十三年，推廣實行票鹽制。
所謂票鹽制，即于場區适中地點，設局收稅。
無論什麼人，隻要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在限定的地域範圍及規定的期限内自行販賣。
票鹽制革除了專商專岸之弊，改變了過去鹽商壟斷鹽利的局面，國家則可收化私為官之益。
由于票鹽制手續簡單，官吏無由侵擾，成本減輕，商人因而争相經營。
票鹽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淮北地區三十一個州縣實行，效果十分顯著，不到四個月，清運三十餘萬引（一引為四百斤）場鹽運銷一空。
票鹽制廣為推行後，私鹽不禁自絕，官鹽暢銷無阻，鹽課成為國家财政一大收入。
由于票鹽法行之有效，時論皆以改引行票為救弊良策。
票鹽法行之有效，實為利國利民之舉，但同樣受到和過去行鹽之法利害相關的各種勢力的反對，道光帝因推行票鹽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鹽政的改革半途而廢。
清代前期，從康熙中葉到乾隆中葉，曾采取了開放礦禁的作法，使中國的礦業有了一個較大的發展。
但自乾隆中葉以後，由于階級矛盾的尖銳，清廷經常以“開礦聚集亡命，為地方隐憂”為由，不斷下達一道道“嚴行封禁”、“永遠封禁”的命令。
嘉慶帝時仍延續這一政策，強行封禁了一批開采的礦山，對要求允準開礦的官員和承辦開礦的商人嚴加申斥，對一批朝廷獲利甚多，及事關鼓鑄大局的銅、鉛等礦的開采，則由朝廷和地方官府嚴加控制。
這種政策，使國家大利坐棄，民生日困。
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圖實行這種政策。
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輔重地，有礙地脈風水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縣開采銀礦。
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對開礦有了些新認識，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
”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稱：“開礦之舉，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
”①“足國之道，首在足民”，“藏富于民”，這種觀點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國之道上的一種真知灼見。
道光帝同時以實際措施鼓勵開礦。
他對藉口辦礦“累民擾民”，“人衆易聚難散”而反對開放礦禁的官員進行勸導，告誡他們不能“因噎廢食”。
他嚴饬地方官員不得“畏難苟安，托詞觀望，遊移不辦”②。
他又根據過去官辦礦政，“官吏因緣為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采”。
由此看來，道光帝對開礦一事，提倡頗力，措施亦得當，這對當時礦政建設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稱方便。
①《清朝續文獻通考》（一）卷43。
②《清朝續文獻通考》（一）卷43。
第二節 矯正奢靡風尚 從乾隆時始，上自乾隆帝，下至官僚地主和滿族貴族，奢靡成風，愈演愈烈，對人民的巧取豪奪有增無減，階級矛盾日益尖銳。
為了挽救清朝統治危機，道光帝在即位之後，力圖遏止奢靡之風，使整個社會能黜華崇實。
他一即位，便頒發聲色貨利論，力圖說明聲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③的嚴重危害，表示要謹遵嘉慶帝不迩聲色之谕，力崇節儉，返樸還淳，告誡覺羅子孫身體力行，概從樸實，勿尚虛文，竭力倡導在皇族、滿族貴族中恢複滿洲淳樸舊俗。
道光二年（1822），他規定在皇子皇孫指婚其福晉後，“父家置備裝奁，不得以奢華相尚，一概務從儉約，複我滿洲舊俗。
将來進呈裝奁清單，如有靡麗浮費之物，經朕看出，不惟将原物發還，并加以議處”①。
道光十四年九月，他在觀看八旗前鋒護軍各營章京步射時，發現各章京一體穿用藍色袍服。
他對這種“競尚虛文”的做法極為不滿，令管理八旗各營大臣曉喻所屬官兵，“嗣後遇有射布耙及引見人員，惟期騎射娴熟，弓箭齊整，所穿袍服，細布俱可，不必再拘顔色..操練衣服毋尚奢華”②。
他又命八旗兵丁習射時俱穿用布衣布靴，不準穿用緞，六品以下旗員平時隻準穿用布衣布靴，亦不準穿用緞。
如有違反者，除将旗員本身斥革外，必将該管大臣嚴加懲處。
當時，社會奢靡之風無過于河工者。
清朝漕運依賴運河，曆朝十分重視河政。
國家每年靡帑數百萬，真正用于工程之費不及十分之一。
其餘僅供河吏揮霍而已。
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為燒一碗豬肉要殺五十餘口豬，取其背肉一脔，餘皆棄之。
一盤駝峰肉，必得殺三、四峰駱駝。
參加河督宴會的人，很少有能終席者，因每次宴會往往曆經三晝夜而不能畢。
除了河吏的揮霍而外，過往官員、舉貢生員等等皆欲染指分肥。
新翰林攜朝臣一紙書信谒總督，萬金可咄嗟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