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嘉慶帝颙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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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次嚴谕之後，“有将所禁之物呈進者，即以違制論，決不稍貸”③。
他得知由新疆葉爾羌采解的大塊玉石，運送進京十分艱難，立即下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抛棄，不必前解”④。
嘉慶七年（1802）和阗采得大玉兩塊。
興肇等奏請将采玉回戶伯克二人賞戴翎頂。
嘉慶帝傳旨嚴厲申饬興肇等人，再次申明：“區區數十斤之玉塊，又何足為貴乎？朕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安物阜。
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實所鄙棄。
”⑤他令将大玉或趁例貢附帶運京，沿途運送稍有不便，即擲于該處，不必呈進。
嘉慶帝當政期間，始終恪守“以粟米布帛為重，不貴珍奇”的信條。
為了遏止奢侈之風，他遵循老師朱珪“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
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财用不足阜”⑥的教誨，“躬行儉德為天下先”，企圖為各級官員作個榜樣。
嘉慶四年，林甯奏請捐廉修理盛京夏園行宮，以備嘉慶帝巡幸行圍駐跸。
他不同意這樣做，下令将夏園行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②《清仁宗實錄》卷59。
③《清仁宗實錄》卷59。
①《清仁宗實錄》卷37。
②《清仁宗實錄》卷37。
③《清仁宗實錄》卷37。
④《清仁宗實錄》卷3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5。
⑥《清史稿》卷340《朱珪傳》。
宮立即拆卸，以拆卸的木料作修建盛京宮殿之用⑦。
十四年，他在為巡幸五台山頒發的谕旨中規定，不準在途中及山上山下設置諸如戲台、雜伎、假山、假亭一切點綴，廟前不準設戲台演戲。
他對于過去每當皇帝巡幸時，地方官員于沿途空缺處所用席片搭蓋假山塗飾遮蔽，于沿途民間村莊廬舍頹垣陋室曲加粉飾的作法十分厭惡。
他以為，當皇帝巡幸路經民間村莊廬舍時，應看到原來的面貌，“完整者可以觇豐盈氣象，其頹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觀民之義”①。
十六年，嘉慶已年滿五十，禦史景德奏請按例在他的萬壽節時，城内演戲設劇十日。
嘉慶帝十分不滿，降谕訓斥，并将景德照溺職例革職，發往盛京派當苦差。
同時，嘉慶帝嚴令各地不許在他壽辰之日廣陳戲樂，亦不準辦理慶典。
各地派京慶壽的督撫及将軍、提督，一概不準進獻珠玉陳設。
嘉慶十七年，山東巡撫同興奏請興修行宮。
他再次反對，說：“各處行宮均不過一宿而已，所有遊廊、山石、山洞、廠亭、水池等項俱停辦理。
”“若能一處節省三、四萬兩，十處即三、四十萬矣。
”②嘉慶帝當政二十餘年，始終節儉如一。
他力圖以自己的行動，使海宇漸還昌樸，用心可謂良苦。
無奈，他的所作所為并沒有感動文武百官，奢侈之風曆嘉慶朝而有增無已。
他在給皇子旻甯的密谕中，痛陳自己無力除卻奢侈之風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
他告誡子孫：“必當力除此弊..後世子孫若能體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無忘不迩聲色之谕，即我大清萬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③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風。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敗壞還表現為各級官員的怠惰偷安、萎靡不振，屍祿保位。
當時，“政以賄成，人無遠志，以疲軟為仁慈，以玩惕為風雅，徒博寬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實”①。
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
甚至問一事則推诿于屬員。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②。
各督撫，“或于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③。
嘉慶帝視各級官員的怠惰疲玩、萎靡不振為國家之隐憂。
他當政期間，身體力行，“一日萬機，罔敢暇逸”④。
“勤求治理，惟日孜孜”⑤。
對于政務，即便是耽擱一、兩日也不允許。
嘉慶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初得皇長孫，内閣因此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均未進呈刑名本章，嘉慶帝立即傳旨申饬，指出，一日萬機，不容稍怠，政務殷繁，不容稍有曠誤，“似此積壓頻仍，勢必漸形叢脞”⑥。
嘉慶十一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具奏，揭出司書王麗南等私雕假印、舞弊營私的情況。
嘉慶帝聞悉，令協辦大學士費淳、尚書長麟馳驿往查。
九月，費淳等調查結束，查明自嘉慶元年起至十一年，地丁、耗⑦《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②《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③《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①昭梿：《嘯亭雜錄》卷4《松相公好理學》。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6。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4。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⑥《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羨、雜款項下俱有虛收虛抵重領冒支等弊，計有二十四個州縣共侵盜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
查清直隸官員司書串通舞弊案，使嘉慶帝十分震驚。
自清朝開國以來，還從未發生過身任州縣，與胥吏勾連一氣，侵盜如此巨大銀兩的事！其作案手段的惡劣，州縣官吏的目無法紀，肆無忌憚，實在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嘉慶帝怒不可遏，迅速将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钰等二十餘人抵法，查抄其家産。
他對直隸曆任庸碌無能、凟職失察之督撫，十分痛恨，嚴詞責問直隸曆任督撫，對于這樣一個曆時長久，明目張膽的勾連舞弊事件，竟“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①他決心對此案從嚴加重辦理。
最後各以其任内虛收數目的多寡，将直隸曆任督撫顔檢、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陳大文等分别治罪。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第三節 鎮壓川楚陝白蓮教起義 嘉慶帝當政期間，一方面對内政作了有限的整饬，同時又加緊對蓬勃興起的農民起義進行鎮壓。
乾隆中葉以後，随着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農民起義也不斷激發。
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
已經退位仍手握重權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調兵遣将，圍追堵截，然而，勞師數年，糜饷數千萬，結果是“良民不得已從賊，日以浸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②。
起義由湖北發展到河南、陝西、四川三省地區。
嘉慶帝親政後，毫不遲疑地把鎮壓方興未艾的農民起義作為最緊迫的政務，擺到了議事日程的首位。
嘉慶四年正月初四，即他親政第二天，便命軍機大臣傳谕四川、湖北、陝西督撫、帶兵大臣将領等，指斥他們“奏報粉飾，掩敗為功”。
嚴令他們“戮力同心，刻期滅賊”，警告他們：“有仍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①。
此後，嘉慶帝實行一系列新政策，采取各種措施，加強了對農民起義的鎮壓。
首先是清除軍中積弊。
嘉慶帝認為，川、楚、陝農民起義，曆經三載，尚未蕩平，完全是因為和珅當政時“壓擱軍報，有心欺隐，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緻軍務日久未竣，贻誤軍國”②。
和珅伏誅後，他多次警告營中帶兵各大員，過去皆以和珅為可恃，隻圖迎合鑽營，并不以軍事為重，現在和珅已被懲辦，失所依恃，向來掩飾虛捏之技已窮，就應該“勉力蒇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奮發有為，督率将領等設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則軍律具在”③。
他大力整頓督撫将領冒功侵饷問題。
自嘉慶元年至四年，已耗費軍饷七千餘萬兩，然而，“兵丁衣服褴褛，幾同乞丐”④。
成千上萬的軍饷，或被諸将領克扣侵吞，故“軍營中酒肉聲歌，相為娛樂”⑤，或被饋送轉贈，或被浮冒開銷，以彌補過去虧損，軍營竟成為統兵将領及地方官員發财緻富的淵薮。
于是，在京谙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那些自軍中而歸者，“無不營置田産，頓成殷富”⑥。
嘉慶帝認為，這種軍營積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⑦，軍營大員“藉剿賊為名，稽延時日，不願蒇事”⑧，決心大加整饬。
嘉慶四年十一月，以襄陽道胡齊崙經手湖北襄陽局軍需，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饋送，嘉慶帝将其處死籍沒。
對于“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崙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廣總督畢沅，革其子世襲職，對受賄的明亮、永保、慶成、鄂輝等領兵大員皆籍沒其家。
在處理湖北冒功侵饷案件時，他又派員嚴核四川軍需虛實，“
他得知由新疆葉爾羌采解的大塊玉石，運送進京十分艱難，立即下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處，即行抛棄，不必前解”④。
嘉慶七年（1802）和阗采得大玉兩塊。
興肇等奏請将采玉回戶伯克二人賞戴翎頂。
嘉慶帝傳旨嚴厲申饬興肇等人，再次申明：“區區數十斤之玉塊，又何足為貴乎？朕所寶者，惟在時和年豐，民安物阜。
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實所鄙棄。
”⑤他令将大玉或趁例貢附帶運京，沿途運送稍有不便，即擲于該處，不必呈進。
嘉慶帝當政期間，始終恪守“以粟米布帛為重，不貴珍奇”的信條。
為了遏止奢侈之風，他遵循老師朱珪“君心正而四維張，朝廷清而九牧肅。
身先節儉，崇獎清廉，自然盜賊不足平，财用不足阜”⑥的教誨，“躬行儉德為天下先”，企圖為各級官員作個榜樣。
嘉慶四年，林甯奏請捐廉修理盛京夏園行宮，以備嘉慶帝巡幸行圍駐跸。
他不同意這樣做，下令将夏園行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2。
②《清仁宗實錄》卷59。
③《清仁宗實錄》卷59。
①《清仁宗實錄》卷37。
②《清仁宗實錄》卷37。
③《清仁宗實錄》卷37。
④《清仁宗實錄》卷3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5。
⑥《清史稿》卷340《朱珪傳》。
宮立即拆卸，以拆卸的木料作修建盛京宮殿之用⑦。
十四年，他在為巡幸五台山頒發的谕旨中規定，不準在途中及山上山下設置諸如戲台、雜伎、假山、假亭一切點綴，廟前不準設戲台演戲。
他對于過去每當皇帝巡幸時，地方官員于沿途空缺處所用席片搭蓋假山塗飾遮蔽，于沿途民間村莊廬舍頹垣陋室曲加粉飾的作法十分厭惡。
他以為，當皇帝巡幸路經民間村莊廬舍時，應看到原來的面貌，“完整者可以觇豐盈氣象，其頹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觀民之義”①。
十六年，嘉慶已年滿五十，禦史景德奏請按例在他的萬壽節時，城内演戲設劇十日。
嘉慶帝十分不滿，降谕訓斥，并将景德照溺職例革職，發往盛京派當苦差。
同時，嘉慶帝嚴令各地不許在他壽辰之日廣陳戲樂，亦不準辦理慶典。
各地派京慶壽的督撫及将軍、提督，一概不準進獻珠玉陳設。
嘉慶十七年，山東巡撫同興奏請興修行宮。
他再次反對，說：“各處行宮均不過一宿而已，所有遊廊、山石、山洞、廠亭、水池等項俱停辦理。
”“若能一處節省三、四萬兩，十處即三、四十萬矣。
”②嘉慶帝當政二十餘年，始終節儉如一。
他力圖以自己的行動，使海宇漸還昌樸，用心可謂良苦。
無奈，他的所作所為并沒有感動文武百官，奢侈之風曆嘉慶朝而有增無已。
他在給皇子旻甯的密谕中，痛陳自己無力除卻奢侈之風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
他告誡子孫：“必當力除此弊..後世子孫若能體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無忘不迩聲色之谕，即我大清萬世、天下臣民之福也。
”③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風。
乾隆中葉以後，吏治的敗壞還表現為各級官員的怠惰偷安、萎靡不振，屍祿保位。
當時，“政以賄成，人無遠志，以疲軟為仁慈，以玩惕為風雅，徒博寬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實”①。
各部院衙門，“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苟且塞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
甚至問一事則推诿于屬員。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②。
各督撫，“或于應辦事件藉口行查，經年累月尚未完結，其廢弛積習猶為牢不可破”③。
嘉慶帝視各級官員的怠惰疲玩、萎靡不振為國家之隐憂。
他當政期間，身體力行，“一日萬機，罔敢暇逸”④。
“勤求治理，惟日孜孜”⑤。
對于政務，即便是耽擱一、兩日也不允許。
嘉慶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初得皇長孫，内閣因此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均未進呈刑名本章，嘉慶帝立即傳旨申饬，指出，一日萬機，不容稍怠，政務殷繁，不容稍有曠誤，“似此積壓頻仍，勢必漸形叢脞”⑥。
嘉慶十一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具奏，揭出司書王麗南等私雕假印、舞弊營私的情況。
嘉慶帝聞悉，令協辦大學士費淳、尚書長麟馳驿往查。
九月，費淳等調查結束，查明自嘉慶元年起至十一年，地丁、耗⑦《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①《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②《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③《清朝續文獻通考》卷63《國用一》。
①昭梿：《嘯亭雜錄》卷4《松相公好理學》。
②《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6。
③《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4。
④《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⑤《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⑥《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8。
羨、雜款項下俱有虛收虛抵重領冒支等弊，計有二十四個州縣共侵盜銀三十一萬六百餘兩。
查清直隸官員司書串通舞弊案，使嘉慶帝十分震驚。
自清朝開國以來，還從未發生過身任州縣，與胥吏勾連一氣，侵盜如此巨大銀兩的事！其作案手段的惡劣，州縣官吏的目無法紀，肆無忌憚，實在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
嘉慶帝怒不可遏，迅速将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钰等二十餘人抵法，查抄其家産。
他對直隸曆任庸碌無能、凟職失察之督撫，十分痛恨，嚴詞責問直隸曆任督撫，對于這樣一個曆時長久，明目張膽的勾連舞弊事件，竟“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①他決心對此案從嚴加重辦理。
最後各以其任内虛收數目的多寡，将直隸曆任督撫顔檢、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陳大文等分别治罪。
①《十二朝東華錄（嘉慶朝）》卷7。
第三節 鎮壓川楚陝白蓮教起義 嘉慶帝當政期間，一方面對内政作了有限的整饬，同時又加緊對蓬勃興起的農民起義進行鎮壓。
乾隆中葉以後，随着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農民起義也不斷激發。
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震撼全國的川、楚、陝農民大起義。
已經退位仍手握重權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調兵遣将，圍追堵截，然而，勞師數年，糜饷數千萬，結果是“良民不得已從賊，日以浸多，奔驅三載，不能自拔者數逾十萬”②。
起義由湖北發展到河南、陝西、四川三省地區。
嘉慶帝親政後，毫不遲疑地把鎮壓方興未艾的農民起義作為最緊迫的政務，擺到了議事日程的首位。
嘉慶四年正月初四，即他親政第二天，便命軍機大臣傳谕四川、湖北、陝西督撫、帶兵大臣将領等，指斥他們“奏報粉飾，掩敗為功”。
嚴令他們“戮力同心，刻期滅賊”，警告他們：“有仍欺玩者，朕惟以軍法從事”①。
此後，嘉慶帝實行一系列新政策，采取各種措施，加強了對農民起義的鎮壓。
首先是清除軍中積弊。
嘉慶帝認為，川、楚、陝農民起義，曆經三載，尚未蕩平，完全是因為和珅當政時“壓擱軍報，有心欺隐，各路軍營，聽其意指，虛報首級，坐冒軍糧，以緻軍務日久未竣，贻誤軍國”②。
和珅伏誅後，他多次警告營中帶兵各大員，過去皆以和珅為可恃，隻圖迎合鑽營，并不以軍事為重，現在和珅已被懲辦，失所依恃，向來掩飾虛捏之技已窮，就應該“勉力蒇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奮發有為，督率将領等設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則軍律具在”③。
他大力整頓督撫将領冒功侵饷問題。
自嘉慶元年至四年，已耗費軍饷七千餘萬兩，然而，“兵丁衣服褴褛，幾同乞丐”④。
成千上萬的軍饷，或被諸将領克扣侵吞，故“軍營中酒肉聲歌，相為娛樂”⑤，或被饋送轉贈，或被浮冒開銷，以彌補過去虧損，軍營竟成為統兵将領及地方官員發财緻富的淵薮。
于是，在京谙達、侍衛、章京，無不營求赴軍，那些自軍中而歸者，“無不營置田産，頓成殷富”⑥。
嘉慶帝認為，這種軍營積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養寇為事”⑦，軍營大員“藉剿賊為名，稽延時日，不願蒇事”⑧，決心大加整饬。
嘉慶四年十一月，以襄陽道胡齊崙經手湖北襄陽局軍需，私扣銀至二萬九千餘兩，任情饋送，嘉慶帝将其處死籍沒。
對于“公然提用軍需正項，信任胡齊崙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廣總督畢沅，革其子世襲職，對受賄的明亮、永保、慶成、鄂輝等領兵大員皆籍沒其家。
在處理湖北冒功侵饷案件時，他又派員嚴核四川軍需虛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