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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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後有家，比家而後有國，比國而後有天下，惟分者極其詳，然後合者能擇善而無憾也。
”④很明顯，這是将不同記述範圍的史籍視為相互聯系的整體，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
在這個整體中，章學誠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級取裁，而編纂上則自上而下地貫徹史法，形成一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①的系統，其中州縣方志是個關鍵環節，“今天下大計即始于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②。
這種從史學總體觀念出發，把州縣方志提高到應有的地位，是章學誠史學理論上的獨特創見。
對于史學理論的貢獻是章學誠的主要學術成就，梁啟超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千年以來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宋鄭漁仲與清之章實齋三人而已。
”③章學誠的史學創見，确是中國古代史學史的寶貴遺産。
章學誠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則，在武昌還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編修，除此，還編修了《常德府志》、《荊州府志》。
修志過程中檢驗、修訂和發展了自己的史學主張與方志學理論，使之更為完善。
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畢沅卻因故貶職為山東巡撫。
于是，不僅章學誠的志稿不被采用，他本人也不能不離開湖北。
于是起身返回會稽。
志稿委托他人校定，但終未刊行，僅章學誠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窺其一斑。
章學誠還鄉時已經五十七歲，離鄉四十餘年，曆盡艱辛。
家中沒有什麼資産，隻是藏書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從此居家過安定生活，不久又出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尋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畢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畢沅貶谪而中斷。
嘉慶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謝啟昆支持重新修訂，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書終于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
嘉慶五年（1800），章學誠因眼病失明，猶從事著述，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
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義》在他生前的嘉慶元年已有選刻，但流傳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開封）本。
他在逝世前曾将遺稿③《章氏遺書》卷1《書教下》。
④《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①《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②《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③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
托付王宗炎編校，其外篇目錄與大梁本完全不同，内篇也有出入。
1922年刻行的嘉業堂本《章氏遺書》收羅頗廣，其中《文史通義》部分即依照王宗炎目次。
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點本《文史通義》，目次依《章氏遺書》，又補充幾篇未見之文。
這些資料是研究章學誠學術思想和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據。
章學誠一生未仕，家中沒有田産，一直靠充當幕僚、主講書院、編書修志等謀生。
幾十年間四處奔波，寄人籬下。
清代著名學者中如此貧困窘迫、颠沛流離的極為罕見。
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他始終治學不辍，他曾說過：“學問之事，正如醫家良劑..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則覺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視，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魚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
”①這段話生動地說明章學誠是把學術研究作為一生最重要之事。
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蔚成風氣，那時“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②。
章學誠獨樹一幟，認為“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①。
他專加研治舉世不為的文史、校雠理論，自言“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嘗有憾”②，極力強調“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重輕”③。
這種自覺的反潮流精神，是章學誠學術思想的可貴之處。
不可否認，章學誠的政治思想有保守的一面，而在學術上卻力求創新。
作為封建時代的學者，章學誠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
他認為“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④，攻诋戴震對理學的批判是“害義傷教”、“謬妄甚矣”⑤。
咒罵汪中、袁枚更是不遺餘力，原因是此兩人有所謂違反封建禮教的言論和行為。
在章學誠的著述裡貫穿着維護封建道德、宣揚綱常倫理的思想，這種态度在當時著名學者中是很少有的。
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影響其學術見解，如他強調史家必知史德時，便将“诽君謗主”作為曆史著述的大忌；提倡成一家之言，而又告誡“學者慎毋私智穿鑿，妄謂别有名山著述在廟堂律令之外也”⑥。
但由于章學誠一生颠沛流離，接觸到社會的中下階層，目睹政治弊端，晚年（嘉慶四年）曾以六篇書信向執政官僚提出改革吏治、改革科舉的主張。
這雖然仍出于維護封建統治，但畢竟是在積極地要求改革，與其挽救學風之弊的主張在精神實質上具有一緻性。
在學術上，章學誠力主創新，他提倡“運以别識心裁”⑦的獨斷之學，強調“不可概以成說相拘”，聲明“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①。
論辯之中，頗有解放思想、著述者個性不受拘束的意味，這對後人的影響與啟示是積極而深刻的，雖名不顯于當時，但後來卻被認為是封建社會末世的啟蒙思想家。
①《章氏遺書》卷29《與史餘村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劄記》。
①《章氏遺書》卷29《上辛楣宮詹書》。
②《章氏遺書》卷9《家書二》。
③《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
④《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劄記》。
⑤《章氏遺書》卷3《書朱陸篇後》。
⑥《章氏遺書》補遺《與邵二雲論文》。
⑦《章氏遺書》《申鄭》。
①《章氏遺書》《答客問中》。
”④很明顯，這是将不同記述範圍的史籍視為相互聯系的整體，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
在這個整體中，章學誠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級取裁，而編纂上則自上而下地貫徹史法，形成一個“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①的系統，其中州縣方志是個關鍵環節，“今天下大計即始于州縣，則史事責成，亦當始于州縣之志”②。
這種從史學總體觀念出發，把州縣方志提高到應有的地位，是章學誠史學理論上的獨特創見。
對于史學理論的貢獻是章學誠的主要學術成就，梁啟超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認為：“千年以來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宋鄭漁仲與清之章實齋三人而已。
”③章學誠的史學創見，确是中國古代史學史的寶貴遺産。
章學誠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則，在武昌還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編修，除此，還編修了《常德府志》、《荊州府志》。
修志過程中檢驗、修訂和發展了自己的史學主張與方志學理論，使之更為完善。
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畢沅卻因故貶職為山東巡撫。
于是，不僅章學誠的志稿不被采用，他本人也不能不離開湖北。
于是起身返回會稽。
志稿委托他人校定，但終未刊行，僅章學誠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窺其一斑。
章學誠還鄉時已經五十七歲，離鄉四十餘年，曆盡艱辛。
家中沒有什麼資産，隻是藏書甚富而已。
但他并未從此居家過安定生活，不久又出遊揚州、安慶、桐城等地，其中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尋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
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畢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畢沅貶谪而中斷。
嘉慶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謝啟昆支持重新修訂，編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書終于未能流傳，僅有草創時的《論修史籍考要略》和成書時的《史考釋例》二文以及《史籍考總目》留存至今。
嘉慶五年（1800），章學誠因眼病失明，猶從事著述，嘉慶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
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義》在他生前的嘉慶元年已有選刻，但流傳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開封）本。
他在逝世前曾将遺稿③《章氏遺書》卷1《書教下》。
④《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①《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②《章氏遺書》卷14《州縣請立志科議》。
③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十五）。
托付王宗炎編校，其外篇目錄與大梁本完全不同，内篇也有出入。
1922年刻行的嘉業堂本《章氏遺書》收羅頗廣，其中《文史通義》部分即依照王宗炎目次。
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點本《文史通義》，目次依《章氏遺書》，又補充幾篇未見之文。
這些資料是研究章學誠學術思想和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據。
章學誠一生未仕，家中沒有田産，一直靠充當幕僚、主講書院、編書修志等謀生。
幾十年間四處奔波，寄人籬下。
清代著名學者中如此貧困窘迫、颠沛流離的極為罕見。
在如此艱難的條件下，他始終治學不辍，他曾說過：“學問之事，正如醫家良劑..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則覺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視，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魚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
”①這段話生動地說明章學誠是把學術研究作為一生最重要之事。
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蔚成風氣，那時“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②。
章學誠獨樹一幟，認為“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①。
他專加研治舉世不為的文史、校雠理論，自言“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嘗有憾”②，極力強調“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重輕”③。
這種自覺的反潮流精神，是章學誠學術思想的可貴之處。
不可否認，章學誠的政治思想有保守的一面，而在學術上卻力求創新。
作為封建時代的學者，章學誠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
他認為“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④，攻诋戴震對理學的批判是“害義傷教”、“謬妄甚矣”⑤。
咒罵汪中、袁枚更是不遺餘力，原因是此兩人有所謂違反封建禮教的言論和行為。
在章學誠的著述裡貫穿着維護封建道德、宣揚綱常倫理的思想，這種态度在當時著名學者中是很少有的。
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影響其學術見解，如他強調史家必知史德時，便将“诽君謗主”作為曆史著述的大忌；提倡成一家之言，而又告誡“學者慎毋私智穿鑿，妄謂别有名山著述在廟堂律令之外也”⑥。
但由于章學誠一生颠沛流離，接觸到社會的中下階層，目睹政治弊端，晚年（嘉慶四年）曾以六篇書信向執政官僚提出改革吏治、改革科舉的主張。
這雖然仍出于維護封建統治，但畢竟是在積極地要求改革，與其挽救學風之弊的主張在精神實質上具有一緻性。
在學術上，章學誠力主創新，他提倡“運以别識心裁”⑦的獨斷之學，強調“不可概以成說相拘”，聲明“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侪争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①。
論辯之中，頗有解放思想、著述者個性不受拘束的意味，這對後人的影響與啟示是積極而深刻的，雖名不顯于當時，但後來卻被認為是封建社會末世的啟蒙思想家。
①《章氏遺書》卷29《與史餘村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劄記》。
①《章氏遺書》卷29《上辛楣宮詹書》。
②《章氏遺書》卷9《家書二》。
③《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
④《章氏遺書》外編卷3《丙辰劄記》。
⑤《章氏遺書》卷3《書朱陸篇後》。
⑥《章氏遺書》補遺《與邵二雲論文》。
⑦《章氏遺書》《申鄭》。
①《章氏遺書》《答客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