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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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發揮，指出“必習于事而後可以言學”⑤，認為“君子苟有志于學，必求當代典章以切于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⑥。
這就從理論上闡發了學術必須經世緻用的思想。
總的看來，章學誠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從于考據學風，又避免陷入空談義理的覆轍，而緻力于獨辟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蹊徑，主張治學要有宗旨，學術必須經世緻用。
這些卓越的見解，乃是有其哲學思想作為理論基礎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學誠應知州裴振的邀請編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
他自己對《亳州志》十分滿意，認為“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①。
從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書”的體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書，相互輔佐，志的部分體現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編一方典章，文征彙集一方文獻，從而解決了方志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
這樣，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基本成熟，其要點為：方志的性質為一方全史，既要成為一家著述，又應為朝史提供充備的資料，為此，方志必須立“三書”，以解決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
按照這新的認識，章學誠對《永清縣志》也重作删改，“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②。
可惜的是，由于裴振離職，《亳州志》未能刊行，僅在《文史通義》中留存幾篇例議。
⑥《章氏遺書》卷1《經解上》。
⑦《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⑧《章氏遺書》卷1《易教上》。
①《章氏遺書》外編卷12《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②《章氏遺書》卷2《原道下》。
③《章氏遺書》卷9《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④《章氏遺書》卷2《原學上》。
⑤《章氏遺書》卷2《原學中》。
⑥《章氏遺書》卷5《史釋》。
①《章氏遺書》卷9《又與永清論文》。
②同上。
《亳州志》修成的當年，章學誠離亳州赴武昌，依附畢沅繼續編輯《史籍考》，并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鑒》的編纂。
從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問》、《史德》、《方志立三書議》、《書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學誠已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
他的史學創見除考述史學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還有如下幾點：第一，将史籍分為“著述”和“比類”的論斷。
章學誠認為：“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③所謂“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獨斷之學。
“比類”隻是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纂輯，“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以恣其縱橫變化”①，兩者的區别在于學術地位和學術功用的不同。
沒有獨到的裁斷，雖然“遵表志之成規”、“用紀傳之定體”，還是不可稱為著述②。
這個創見，使章學誠掌握了評論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論證自己見解的重要依據，正是基于這個觀點，他聲言“吾于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③，同時也不完全否定考索與比類。
在通史與斷代史問題上，他之所以比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認為通史有二長：“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觀上要求必須各有自己的見識與裁斷。
第二，對“史意”的标舉。
章學誠認為自己史學著述的獨到之處在于“吾言史意”⑤。
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⑥。
所謂“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圖和宗旨，這包括兩方面内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⑦，強調“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⑧。
二是提倡“作史貴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個學術宗旨，撰著目的。
章學誠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⑩經世緻用應是史家的宗旨。
針對當時支離瑣屑、不求宗旨的考據學風，他指出：“學業将以經世，當視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
”①他以開辟新的學術風氣為自己的目标。
總之，章學誠标舉的“史意”，就是“内得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闡，後學津逮自我而開”②。
這對于史學批評和史書撰著提出比“史識”、“史法”更高标準的要求，是他在史學理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
第三，改進史書體例的設想。
我國古代史籍有多種多樣的編寫形式，體例的創新往往與史學思想的進步相輔相成，古代有成就的曆史家，大多在史③《章氏遺書》卷9《報黃大俞先生》。
①《章氏遺書》卷9《報黃大俞先生》。
②參見《章氏遺書》卷4《答客問上》。
③《章氏遺書》卷9《家書三》。
④《章氏遺書》卷4《釋通》。
⑤《章氏遺書》卷9《家書二》。
⑥《章氏遺書》外編卷16《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章氏遺書》卷16《知難》。
⑧《章氏遺書》卷8《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⑨《章氏遺書》卷4《言公上》。
⑩《章氏遺書》卷4《浙東學術》。
①《章氏遺書》卷9《答沈楓墀論學》。
②《章氏遺書》卷9《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書體例發展上有自己的貢獻。
章學誠也不例外。
他雖然未能得機會參修國史，但他從編修方志中總結出一套改進紀傳體史書的設想。
章學誠強調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張應立人物表以與傳記相經緯；認為史書應将圖作為一種必備的形式，與紀、表、志、傳相并列；列傳不但以記人為中心，還應有以記事為中心者；為方便讀者，應編輯有類索引的“史篇别錄”。
這些具體方案就是吸取各種史書體裁的長處，加以變通，有機地綜合一起，打破紀傳體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變篇，不為常例所拘”③，這是章學誠曆史編纂學思想的中心内容。
第四，史學總體觀念。
章學誠對各類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
這就從理論上闡發了學術必須經世緻用的思想。
總的看來，章學誠學術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從于考據學風，又避免陷入空談義理的覆轍，而緻力于獨辟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蹊徑，主張治學要有宗旨，學術必須經世緻用。
這些卓越的見解，乃是有其哲學思想作為理論基礎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學誠應知州裴振的邀請編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
他自己對《亳州志》十分滿意，認為“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①。
從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書”的體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書，相互輔佐，志的部分體現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編一方典章，文征彙集一方文獻，從而解決了方志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
這樣，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基本成熟，其要點為：方志的性質為一方全史，既要成為一家著述，又應為朝史提供充備的資料，為此，方志必須立“三書”，以解決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
按照這新的認識，章學誠對《永清縣志》也重作删改，“稍贖十二年前學力未到之愆”②。
可惜的是，由于裴振離職，《亳州志》未能刊行，僅在《文史通義》中留存幾篇例議。
⑥《章氏遺書》卷1《經解上》。
⑦《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⑧《章氏遺書》卷1《易教上》。
①《章氏遺書》外編卷12《永清縣志前志列傳》序例。
②《章氏遺書》卷2《原道下》。
③《章氏遺書》卷9《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④《章氏遺書》卷2《原學上》。
⑤《章氏遺書》卷2《原學中》。
⑥《章氏遺書》卷5《史釋》。
①《章氏遺書》卷9《又與永清論文》。
②同上。
《亳州志》修成的當年，章學誠離亳州赴武昌，依附畢沅繼續編輯《史籍考》，并參與了畢沅《續資治通鑒》的編纂。
從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問》、《史德》、《方志立三書議》、《書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學誠已形成自己的史學理論體系。
他的史學創見除考述史學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還有如下幾點：第一，将史籍分為“著述”和“比類”的論斷。
章學誠認為：“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
”③所謂“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獨斷之學。
“比類”隻是資料的記錄、整理和纂輯，“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藉以恣其縱橫變化”①，兩者的區别在于學術地位和學術功用的不同。
沒有獨到的裁斷，雖然“遵表志之成規”、“用紀傳之定體”，還是不可稱為著述②。
這個創見，使章學誠掌握了評論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論證自己見解的重要依據，正是基于這個觀點，他聲言“吾于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③，同時也不完全否定考索與比類。
在通史與斷代史問題上，他之所以比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認為通史有二長：“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觀上要求必須各有自己的見識與裁斷。
第二，對“史意”的标舉。
章學誠認為自己史學著述的獨到之處在于“吾言史意”⑤。
他說：“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⑥。
所謂“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圖和宗旨，這包括兩方面内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⑦，強調“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⑧。
二是提倡“作史貴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個學術宗旨，撰著目的。
章學誠說：“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⑩經世緻用應是史家的宗旨。
針對當時支離瑣屑、不求宗旨的考據學風，他指出：“學業将以經世，當視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
”①他以開辟新的學術風氣為自己的目标。
總之，章學誠标舉的“史意”，就是“内得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闡，後學津逮自我而開”②。
這對于史學批評和史書撰著提出比“史識”、“史法”更高标準的要求，是他在史學理論上的一個重要貢獻。
第三，改進史書體例的設想。
我國古代史籍有多種多樣的編寫形式，體例的創新往往與史學思想的進步相輔相成，古代有成就的曆史家，大多在史③《章氏遺書》卷9《報黃大俞先生》。
①《章氏遺書》卷9《報黃大俞先生》。
②參見《章氏遺書》卷4《答客問上》。
③《章氏遺書》卷9《家書三》。
④《章氏遺書》卷4《釋通》。
⑤《章氏遺書》卷9《家書二》。
⑥《章氏遺書》外編卷16《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章氏遺書》卷16《知難》。
⑧《章氏遺書》卷8《為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⑨《章氏遺書》卷4《言公上》。
⑩《章氏遺書》卷4《浙東學術》。
①《章氏遺書》卷9《答沈楓墀論學》。
②《章氏遺書》卷9《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
書體例發展上有自己的貢獻。
章學誠也不例外。
他雖然未能得機會參修國史，但他從編修方志中總結出一套改進紀傳體史書的設想。
章學誠強調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張應立人物表以與傳記相經緯；認為史書應将圖作為一種必備的形式，與紀、表、志、傳相并列；列傳不但以記人為中心，還應有以記事為中心者；為方便讀者，應編輯有類索引的“史篇别錄”。
這些具體方案就是吸取各種史書體裁的長處，加以變通，有機地綜合一起，打破紀傳體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變篇，不為常例所拘”③，這是章學誠曆史編纂學思想的中心内容。
第四，史學總體觀念。
章學誠對各類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國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
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