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章學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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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相投，這次病中，常與論學，每至深夜。
兩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學誠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作為立言宗旨②。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較為深入地從哲理上探讨學術源流和治學風格問題，寫出了《言公》、《詩教》、《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等重要論著。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學誠谒見河南巡撫畢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開局編輯《史籍考》，由章學誠主持其事。
編輯此書是章學誠的一大學術志願，目的是全面整理、總結曆代史籍。
但此舉規模宏大，非一人所能勝任。
此時依傍畢沅，人力、物力皆為充備，著名學者如洪亮吉、孫星衍、武億等人均被邀請參與。
除主持編輯《史籍考》外，章學誠還被安置于歸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市）文正書院主講，他乘暇重新修訂了《校雠通義》一書。
經過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達了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③。
在《校雠通義》中，章學誠将其目錄學理論高度概括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辨章學術”就是要指明群書大旨，辨清圖書所屬的學術體系及各自的特點，“求能推闡大義，條别學術異同”；“考鏡源流”則要求明了①《章氏遺書》卷9《又與永清論文》。
①《章氏遺書》卷22《清漳書院會課策問》。
②《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
③章學誠反對“目錄學”的稱謂，自言其學為“校雠學”，參見《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信摭》等著述。
各門學術發生發展的來龍去脈，“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①。
他反對将圖書的著錄搞成徒為甲乙部次的登記簿，主張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基礎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②，并且考察古今載籍的“得失之故”。
這實際上是将目錄學提高到學術史研究的水平。
章學誠對學術淵源作了深入的論述，明确提出：“後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藝。
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
”③此外還具體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類典籍的源流，總結曆代著錄之書的得失，闡述了圖書分類的方法，提出了“互著”與“别裁”等建議。
“互著”就是将具備兩種以上中心内容的書籍，分别在各類裡互為著錄，不避重複；“别裁”是一書中個别篇章另屬其他學科的，要“裁篇别出”，著錄于有關部類。
這種建議完全是從考察學術源流的需要出發的，在編輯《史籍考》中他就力主采取這種方法。
章學誠編輯《史籍考》及其在目錄學上的研究，一方面擴大了他的知識面，使之對圖書文獻情況有一個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條分類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其史學創見的形成。
乾隆五十三年《校雠通義》的修訂與《史籍考》的編纂，标志着章學誠的學術思想開始進入成熟階段，這種成熟首先是從目錄學理論完成的。
由于畢沅赴任湖廣總督，章學誠随即失去文正書院講席，攜家離開河南。
從乾隆五十三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輾轉于安徽亳州（今亳縣）、太平（今太平縣）、安慶之間，雖一時困厄，但學術上進展很大。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個月之内著文二十餘篇，從哲理上探索學術史、治學宗旨、治學途徑和學風問題，将自己的主張予以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其中《原道》、《原學》、《經解》、《博約》、《史釋》等篇，皆為《文史通義》中的精粹。
章學誠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于對“道”、“器”關系的論述，他雖然有“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①的說法，但隻是主張“道器合一”②，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樣明确指出“道”從屬于“器”，也不像戴震那樣徑直地将“道”視為物質的元初狀态，這說明他還沒有完全擺脫理學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束縛。
但是，他将“先王之道”描述為随着社會組織與行政管理方式的發展而漸形漸著，并且哲理性地概括為“道因器而顯”③。
這個命題實際上已将“道”置于發展過程中的被動地位，從而使他在考察社會史、學術史時得出許多具體的唯物主義看法，從哲理上論證了古時官師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别出著述之道”④的學術史觀。
“六經皆史”論便是這種觀念的集中體現。
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⑤，“古之所謂經，乃①《章氏遺書》卷10《校雠通義叙》。
②《章氏遺書》卷10《校雠通義·互著第三》。
③《章氏遺書》卷10《校雠通義·原道第一》。
①《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②《章氏遺書》卷9《與陳鑒亭論學》。
③《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④《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⑤《章氏遺書》卷1《易教上》。
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⑥，因此就實質而言，可謂“六經皆器”⑦、“六經皆史”⑧。
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導出的必然結論。
六經既然是實實在在的史，那麼離“器”言“道”、離事言理便無當于六經之旨；六經既然不可視為“載道之書”，那麼單純訓诂章句的治學途徑也不值得倡導。
章學誠提出：“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①，認為“事變之出于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随時撰述以究大道也”②。
這就是倡導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途徑，而“六經皆史”論則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因此，“六經皆史”這個議論雖早已有之，但隻有章學誠才賦之以精嚴的哲理與嶄新的意義。
與“道器合一”的觀點相呼應，章學誠進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認識論。
這包括兩方面的内容：從“求道”上看，這是治學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③。
從“即器”上看，這是治學的方式：“學于形下之器而自達于形上之道”④。
很明顯，這種認識論本身就是既反對煩冗瑣屑、無關大旨的考據學風，又否定離器言道、空談義理的宋學末流。
尤為可貴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認識論推
兩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學誠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作為立言宗旨②。
此年，他的著述中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就是較為深入地從哲理上探讨學術源流和治學風格問題，寫出了《言公》、《詩教》、《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等重要論著。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學誠谒見河南巡撫畢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開局編輯《史籍考》，由章學誠主持其事。
編輯此書是章學誠的一大學術志願，目的是全面整理、總結曆代史籍。
但此舉規模宏大，非一人所能勝任。
此時依傍畢沅，人力、物力皆為充備，著名學者如洪亮吉、孫星衍、武億等人均被邀請參與。
除主持編輯《史籍考》外，章學誠還被安置于歸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市）文正書院主講，他乘暇重新修訂了《校雠通義》一書。
經過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達了章學誠的目錄學思想③。
在《校雠通義》中，章學誠将其目錄學理論高度概括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
“辨章學術”就是要指明群書大旨，辨清圖書所屬的學術體系及各自的特點，“求能推闡大義，條别學術異同”；“考鏡源流”則要求明了①《章氏遺書》卷9《又與永清論文》。
①《章氏遺書》卷22《清漳書院會課策問》。
②《章氏遺書》卷9《家書五》。
③章學誠反對“目錄學”的稱謂，自言其學為“校雠學”，參見《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信摭》等著述。
各門學術發生發展的來龍去脈，“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①。
他反對将圖書的著錄搞成徒為甲乙部次的登記簿，主張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基礎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②，并且考察古今載籍的“得失之故”。
這實際上是将目錄學提高到學術史研究的水平。
章學誠對學術淵源作了深入的論述，明确提出：“後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藝。
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
”③此外還具體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類典籍的源流，總結曆代著錄之書的得失，闡述了圖書分類的方法，提出了“互著”與“别裁”等建議。
“互著”就是将具備兩種以上中心内容的書籍，分别在各類裡互為著錄，不避重複；“别裁”是一書中個别篇章另屬其他學科的，要“裁篇别出”，著錄于有關部類。
這種建議完全是從考察學術源流的需要出發的，在編輯《史籍考》中他就力主采取這種方法。
章學誠編輯《史籍考》及其在目錄學上的研究，一方面擴大了他的知識面，使之對圖書文獻情況有一個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條分類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從而推動了其史學創見的形成。
乾隆五十三年《校雠通義》的修訂與《史籍考》的編纂，标志着章學誠的學術思想開始進入成熟階段，這種成熟首先是從目錄學理論完成的。
由于畢沅赴任湖廣總督，章學誠随即失去文正書院講席，攜家離開河南。
從乾隆五十三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輾轉于安徽亳州（今亳縣）、太平（今太平縣）、安慶之間，雖一時困厄，但學術上進展很大。
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個月之内著文二十餘篇，從哲理上探索學術史、治學宗旨、治學途徑和學風問題，将自己的主張予以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其中《原道》、《原學》、《經解》、《博約》、《史釋》等篇，皆為《文史通義》中的精粹。
章學誠的哲學思想主要表現于對“道”、“器”關系的論述，他雖然有“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①的說法，但隻是主張“道器合一”②，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樣明确指出“道”從屬于“器”，也不像戴震那樣徑直地将“道”視為物質的元初狀态，這說明他還沒有完全擺脫理學唯心主義思想體系的束縛。
但是，他将“先王之道”描述為随着社會組織與行政管理方式的發展而漸形漸著，并且哲理性地概括為“道因器而顯”③。
這個命題實際上已将“道”置于發展過程中的被動地位，從而使他在考察社會史、學術史時得出許多具體的唯物主義看法，從哲理上論證了古時官師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倫日用之外，更無别出著述之道”④的學術史觀。
“六經皆史”論便是這種觀念的集中體現。
章學誠指出：“六經皆先王之政典”⑤，“古之所謂經，乃①《章氏遺書》卷10《校雠通義叙》。
②《章氏遺書》卷10《校雠通義·互著第三》。
③《章氏遺書》卷10《校雠通義·原道第一》。
①《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②《章氏遺書》卷9《與陳鑒亭論學》。
③《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④《章氏遺書》卷2《原道中》。
⑤《章氏遺書》卷1《易教上》。
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于政教行事之實”⑥，因此就實質而言，可謂“六經皆器”⑦、“六經皆史”⑧。
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導出的必然結論。
六經既然是實實在在的史，那麼離“器”言“道”、離事言理便無當于六經之旨；六經既然不可視為“載道之書”，那麼單純訓诂章句的治學途徑也不值得倡導。
章學誠提出：“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①，認為“事變之出于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随時撰述以究大道也”②。
這就是倡導一條以史明道的治學途徑，而“六經皆史”論則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論依據。
因此，“六經皆史”這個議論雖早已有之，但隻有章學誠才賦之以精嚴的哲理與嶄新的意義。
與“道器合一”的觀點相呼應，章學誠進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認識論。
這包括兩方面的内容：從“求道”上看，這是治學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③。
從“即器”上看，這是治學的方式：“學于形下之器而自達于形上之道”④。
很明顯，這種認識論本身就是既反對煩冗瑣屑、無關大旨的考據學風，又否定離器言道、空談義理的宋學末流。
尤為可貴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認識論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