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章學誠
關燈
小
中
大
了他後來學術思想的發展。
在修志期間的一封書信中，章學誠自稱“檢點前後，識力頗進”，“思斂精神為校雠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為《文史通義》一書”③。
這裡将“上探班、劉，溯源官禮”與撰寫《文①《戴震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③《章氏遺書》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④《章氏遺書》卷9《家書三》。
⑤《章氏遺書》卷29《與家守一書》。
⑥同上。
1①《章氏遺書》補遺《上朱先生》。
②《章氏遺書》卷22《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
③《章氏遺書》卷29《與嚴冬友侍讀》。
史通義》直接聯系，不能不認為是有得于《和州志藝文書》的編纂和校雠學理論的闡發。
第二，《和州志》的體例比較完善，設紀、表、圖、書、政略、列傳。
雖然此後仍有改進，但基本輪廓已然形成。
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釋這部方志的體例時發揮出許多創見，如對史表作用的闡明、對史書必須立圖的論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關于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
據章學誠後來回憶，他二十三、四歲時就産生了史書“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①的設想，但僅在《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才将這一設想闡發為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
他認為，史官傳的内容應當“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複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僅記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應記述其史著的取材、編寫、傳布及後人攻習的情況。
對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條别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
對于史館聚衆修書，則“尤當考定篇章，複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
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泾渭雖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④。
這種寫法，實際上已經打破人物傳記的一般形式，成為考述史學淵源、作述家法的“專篇列傳”。
他批評以往的史籍沒有這樣的專篇，指出：“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學、派别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為何如也。
”⑤這種主張包含了倡導記述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貴的創見。
乾隆三十八年夏，編修《和州志》期間，章學誠又與戴震相遇，就方志義例問題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
戴震将考據學方法推及修志，主張方志應以考核地理沿革為務。
章學誠批駁了戴震，指出方志應為一方之史，并非單純的地理書，認為“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耳”①。
還進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将求其實用”的見解②。
這場辯論，直使戴震無言可對，章學誠從而認清了對方雖然“經術淹貫，名久著于公卿間”，但卻“不解史學”，并且“無其識而強作解事”③。
于是，他心目中這個權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掃原來的徬徨，大大增強了不趨從于考據學風、走自己治學途徑的信心。
這次編修《和州志》的活動，使章學誠經曆了一次方志體裁、校雠方法和史學義例探索的實踐，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學術見識，在他一生的學術事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學政秦潮的意見，竟至全書告廢，僅章學誠自己删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
不久，他離開安徽還鄉，于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過了一年多的困居無為的生活。
後來他回憶說：“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則江南修志反浙而複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
”④說明他本人對這次和①《章氏遺書》卷9《家書六》。
②《章氏遺書》外編卷18《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章氏遺書》卷14《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②同上。
③同上。
④《章氏遺書》卷29，《跋甲乙剩稿》。
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體會。
第二節 一代大師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學誠曾短期充任定州（轄境約當今河北省定縣、曲陽、深澤三縣）定武書院主講。
五月應永清（今河北永清縣）知縣、摯友周震榮之聘編修《永清縣志》，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成書。
其體例與《和州志》最明顯的區别就是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書。
這“六書”皆為彙編檔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曆史資料，但卻不能成為具有特見的、精煉的著述，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說的：“永清全志頗恨蕪雜”①。
這促使章學誠繼續對解決方志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進行探索。
此年，章學誠還著成《校雠通義》四卷，這是與《文史通義》相并稱的重要著作。
編修《永清縣志》期間，章學誠在科舉考場時來運轉。
乾隆四十二年秋，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
但他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敢入仕。
這樣，《永清縣志》成書之後，他仍然過着漂泊客遊的生活，幾年内窮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赴河南謀事不成，歸途遇盜，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搶劫一空。
後來借朋友錄存的别本重抄，但終不能複其全貌，其中《校雠通義》佚失第四卷，尤為可惜。
出于生計，章學誠先後在肥鄉（今河北省肥鄉縣）清漳書院、永平縣（今河北盧龍）敬勝書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
在清漳書院，他向學生提出關于學習志向的策問：“舉業将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将束書而不觀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學亦不當專為舉業。
”①這表明章學誠自己雖然很熱衷于科舉功名，但仍将學術研究作為矢志不移的抱負。
在敬勝書院主講期間，全家遷至永平，此後其家口常随其謀業地點的變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虧同鄉邵晉涵将他接至家中，延醫治療，得以不死。
邵晉涵是一位著名學者，自十幾年前與章學誠相識後，兩人意
在修志期間的一封書信中，章學誠自稱“檢點前後，識力頗進”，“思斂精神為校雠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别名實，品藻流别，為《文史通義》一書”③。
這裡将“上探班、劉，溯源官禮”與撰寫《文①《戴震集》卷9《與是仲明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③《章氏遺書》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④《章氏遺書》卷9《家書三》。
⑤《章氏遺書》卷29《與家守一書》。
⑥同上。
1①《章氏遺書》補遺《上朱先生》。
②《章氏遺書》卷22《候國子司業朱春浦先生書》。
③《章氏遺書》卷29《與嚴冬友侍讀》。
史通義》直接聯系，不能不認為是有得于《和州志藝文書》的編纂和校雠學理論的闡發。
第二，《和州志》的體例比較完善，設紀、表、圖、書、政略、列傳。
雖然此後仍有改進，但基本輪廓已然形成。
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釋這部方志的體例時發揮出許多創見，如對史表作用的闡明、對史書必須立圖的論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關于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
據章學誠後來回憶，他二十三、四歲時就産生了史書“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①的設想，但僅在《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中才将這一設想闡發為考述史學源流的主張。
他認為，史官傳的内容應當“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複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僅記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應記述其史著的取材、編寫、傳布及後人攻習的情況。
對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條别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
對于史館聚衆修書，則“尤當考定篇章，複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
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泾渭雖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④。
這種寫法，實際上已經打破人物傳記的一般形式，成為考述史學淵源、作述家法的“專篇列傳”。
他批評以往的史籍沒有這樣的專篇，指出：“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學、派别源流，未嘗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為何如也。
”⑤這種主張包含了倡導記述史學史、研究史學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貴的創見。
乾隆三十八年夏，編修《和州志》期間，章學誠又與戴震相遇，就方志義例問題進行了面對面的辯論。
戴震将考據學方法推及修志，主張方志應以考核地理沿革為務。
章學誠批駁了戴震，指出方志應為一方之史，并非單純的地理書，認為“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甯重文獻而輕沿革耳”①。
還進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觀美，将求其實用”的見解②。
這場辯論，直使戴震無言可對，章學誠從而認清了對方雖然“經術淹貫，名久著于公卿間”，但卻“不解史學”，并且“無其識而強作解事”③。
于是，他心目中這個權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掃原來的徬徨，大大增強了不趨從于考據學風、走自己治學途徑的信心。
這次編修《和州志》的活動，使章學誠經曆了一次方志體裁、校雠方法和史學義例探索的實踐，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學術見識，在他一生的學術事業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學政秦潮的意見，竟至全書告廢，僅章學誠自己删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
不久，他離開安徽還鄉，于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過了一年多的困居無為的生活。
後來他回憶說：“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則江南修志反浙而複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
”④說明他本人對這次和①《章氏遺書》卷9《家書六》。
②《章氏遺書》外編卷18《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③同上。
④同上。
⑤同上。
①《章氏遺書》卷14《記與戴東原論修志》。
②同上。
③同上。
④《章氏遺書》卷29，《跋甲乙剩稿》。
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體會。
第二節 一代大師 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學誠曾短期充任定州（轄境約當今河北省定縣、曲陽、深澤三縣）定武書院主講。
五月應永清（今河北永清縣）知縣、摯友周震榮之聘編修《永清縣志》，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成書。
其體例與《和州志》最明顯的區别就是立吏、戶、禮、兵、刑、工六書。
這“六書”皆為彙編檔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曆史資料，但卻不能成為具有特見的、精煉的著述，正如後來他自己所說的：“永清全志頗恨蕪雜”①。
這促使章學誠繼續對解決方志學術性與資料性的矛盾進行探索。
此年，章學誠還著成《校雠通義》四卷，這是與《文史通義》相并稱的重要著作。
編修《永清縣志》期間，章學誠在科舉考場時來運轉。
乾隆四十二年秋，應順天府鄉試中舉，次年中進士。
但他自認迂疏，不具備做官的素質，始終未敢入仕。
這樣，《永清縣志》成書之後，他仍然過着漂泊客遊的生活，幾年内窮愁潦倒、十分困苦。
乾隆四十六年赴河南謀事不成，歸途遇盜，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搶劫一空。
後來借朋友錄存的别本重抄，但終不能複其全貌，其中《校雠通義》佚失第四卷，尤為可惜。
出于生計，章學誠先後在肥鄉（今河北省肥鄉縣）清漳書院、永平縣（今河北盧龍）敬勝書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蓮池書院主講。
在清漳書院，他向學生提出關于學習志向的策問：“舉業将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将束書而不觀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學亦不當專為舉業。
”①這表明章學誠自己雖然很熱衷于科舉功名，但仍将學術研究作為矢志不移的抱負。
在敬勝書院主講期間，全家遷至永平，此後其家口常随其謀業地點的變更而流徙不定。
乾隆四十八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虧同鄉邵晉涵将他接至家中，延醫治療，得以不死。
邵晉涵是一位著名學者，自十幾年前與章學誠相識後，兩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