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章學誠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節立志史學
章學誠，字實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紹興市）。
父章镳勤于治學，循循善誘。
章學誠幼時多病，資質魯鈍，記憶力尤差，“日誦才百餘言，辄複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進士，十六年受任湖北應城知縣。
十四歲的章學誠随父母去應城。
這時，他童心未歇，盡管父親為他延請擅長舉業的塾師，可他不肯習作應舉之文，而喜歡泛覽群書，興趣趨近于史學。
他曾試圖取材于《左傳》、《國語》等書，改編為紀傳體史書，名曰《東周書》，經營了三年之久，被館師阻止而作罷。
當時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遜”。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罷官，此後十餘年輾轉于湖北應城和天門（今湖北天門縣）兩縣書院主講，貧窮不能歸鄉，寄希望其子章學誠能夠争取功名，而學誠年歲漸長，“稍知人世艱難，反顧其業，未有可以應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舉考試這條讀書人的進身之階。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應順天府鄉試，未舉。
隔一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于是就學于國子監。
他在這個京師大學堂讀書期間，考試成績仍常居下等，受盡蔑視與讪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為相知。
但是，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兩封答複甄松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并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為志書的輔佐②等建議。
二是方志應當“可為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
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
三是編寫方志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為者”，使之不僅為一邑之書，而“實為天下之書”③。
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群書，大量參閱古今方志，并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學誠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為建立自己的方志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途。
接着，章學誠于乾隆二十九年參與《天門縣志》的編纂；還提出關于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為《修志十議》。
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編修方志的領域裡取得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乾隆三十年，章學誠至北京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學寫文章。
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
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震動很大，将一個如何治學、通過什麼途徑成學的偌大問題擺在章學誠面前。
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傑出的①《章氏遺書》（嘉業堂本）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卷17《柯先生傳》。
①《章氏遺書》卷17《柯先生傳》。
②《章氏遺書》卷15《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③《章氏遺書》卷15《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思想家。
戴氏的治學途徑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①。
這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
戴震第一次會見章學誠，便以權威的姿态誨以這條治學途徑，自稱“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lsquo元亨利貞&rsquo；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lsquo欽若敬授&rsquo；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lsquo關關雎鸠&rsquo；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lsquo春王正月&rsquo”②。
這一番議論，緻使學識未深、一向疏于訓诂考證的章學誠陷于矛盾與徬徨之中，自覺“我輩于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③這種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
是堅持原先“别出意見，不為訓诂牢籠”④的獨自治學的道路，還是改弦更張，從事經史考據？章學誠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
這期間，他經過幾年的坎坷颠簸，“浮氣嚣情，消磨殆盡&rsquo⑤，不僅在科舉考場屢遭挫折，就連研治學問的門徑也一時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為決科計”⑥，但迫于生計，還是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
此後，生活重擔越發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親卒于應城，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隻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
”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見。
乾隆三十六年，章學誠在編修《國子監志》中與諸位學官意見牴牾，很不得意，于是辭去職務。
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奮地申述了辭職原因，并引述唐代劉知幾辭退史官之職，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設想要“勘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②。
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義》的題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劉知幾撰著《史通》的啟示。
早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章學誠就認為：“丈夫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于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這段話恰好言中，編修方志正是章學誠平生主要學術活動之一。
乾隆三十八年，他應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劉長城之聘，主持編修《和州志》，根據和州舊志提供的資料，廣泛搜求文獻，用一年多時間撰成四十二篇，并輯為《和州文征》八卷。
這次編修方志的活動對奠定章學誠的學術基礎作用很大。
第一，在《和州志藝文書》的序例中，論述校雠學“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術業皆出于官師掌故”的見解，并影響
父章镳勤于治學，循循善誘。
章學誠幼時多病，資質魯鈍，記憶力尤差，“日誦才百餘言，辄複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①。
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進士，十六年受任湖北應城知縣。
十四歲的章學誠随父母去應城。
這時，他童心未歇，盡管父親為他延請擅長舉業的塾師，可他不肯習作應舉之文，而喜歡泛覽群書，興趣趨近于史學。
他曾試圖取材于《左傳》、《國語》等書，改編為紀傳體史書，名曰《東周書》，經營了三年之久，被館師阻止而作罷。
當時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遜”。
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罷官，此後十餘年輾轉于湖北應城和天門（今湖北天門縣）兩縣書院主講，貧窮不能歸鄉，寄希望其子章學誠能夠争取功名，而學誠年歲漸長，“稍知人世艱難，反顧其業，未有可以應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舉考試這條讀書人的進身之階。
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應順天府鄉試，未舉。
隔一年再赴鄉試，又被斥落，于是就學于國子監。
他在這個京師大學堂讀書期間，考試成績仍常居下等，受盡蔑視與讪笑，但同舍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兩人與章學誠互為相知。
但是，這時的章學誠在學術上已有了獨到之見。
乾隆二十八年，他有兩封答複甄松年的書信，表明了他在編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
其主要觀點，一是志乃史體，所以“體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編寫應仿照紀傳體史書，并提出“藝文”部分不能濫入詩文，詩文應另編文選作為志書的輔佐②等建議。
二是方志應當“可為國史取材”，所以必須“詳贍明備、整齊劃一”。
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關資料。
三是編寫方志應有所“創特”，“非苟然為者”，使之不僅為一邑之書，而“實為天下之書”③。
這些見解，是章學誠博覽群書，大量參閱古今方志，并加以認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
章學誠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認識，具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這使他在此後的修志活動中能夠密切結合史學研究，為建立自己的方志學及史學理論開拓了廣闊前途。
接着，章學誠于乾隆二十九年參與《天門縣志》的編纂；還提出關于修志的具體意見，題為《修志十議》。
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編修方志的領域裡取得了較高的學術造詣。
乾隆三十年，章學誠至北京第三次應順天府鄉試，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學寫文章。
朱筠與當時一大批著名學者過從甚密，使章學誠藉以結識了許多學界名流，開闊了眼界。
其中戴震的言論對他震動很大，将一個如何治學、通過什麼途徑成學的偌大問題擺在章學誠面前。
戴震是乾隆年間第一流學者，經學考據的大師，在哲學上也有創見，又是一位傑出的①《章氏遺書》（嘉業堂本）卷22，《與族孫汝楠論學書》。
②《章氏遺書》卷17《柯先生傳》。
①《章氏遺書》卷17《柯先生傳》。
②《章氏遺書》卷15《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二書》。
③《章氏遺書》卷15《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
思想家。
戴氏的治學途徑是：“所以明道者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①。
這就是說，必須通過訓釋字句以解經，才能進而明道，即得出理論上的認識。
戴震第一次會見章學誠，便以權威的姿态誨以這條治學途徑，自稱“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lsquo元亨利貞&rsquo；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lsquo欽若敬授&rsquo；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lsquo關關雎鸠&rsquo；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lsquo春王正月&rsquo”②。
這一番議論，緻使學識未深、一向疏于訓诂考證的章學誠陷于矛盾與徬徨之中，自覺“我輩于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③這種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中。
是堅持原先“别出意見，不為訓诂牢籠”④的獨自治學的道路，還是改弦更張，從事經史考據？章學誠必須作出自己的抉擇。
這期間，他經過幾年的坎坷颠簸，“浮氣嚣情，消磨殆盡&rsquo⑤，不僅在科舉考場屢遭挫折，就連研治學問的門徑也一時茫然。
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攝一切，發憤為決科計”⑥，但迫于生計，還是接受了修撰《國子監志》的委任。
此後，生活重擔越發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親卒于應城，全家十七、八口皆來北京，他隻得寫信請求老師朱筠幫助尋求編書之職，“此直生死之關，夫子大人，當有以援之。
”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見。
乾隆三十六年，章學誠在編修《國子監志》中與諸位學官意見牴牾，很不得意，于是辭去職務。
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奮地申述了辭職原因，并引述唐代劉知幾辭退史官之職，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設想要“勘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②。
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義》的題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劉知幾撰著《史通》的啟示。
早在《答甄秀才論修志第一書》中，章學誠就認為：“丈夫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于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
”這段話恰好言中，編修方志正是章學誠平生主要學術活動之一。
乾隆三十八年，他應和州（今安徽和縣）知州劉長城之聘，主持編修《和州志》，根據和州舊志提供的資料，廣泛搜求文獻，用一年多時間撰成四十二篇，并輯為《和州文征》八卷。
這次編修方志的活動對奠定章學誠的學術基礎作用很大。
第一，在《和州志藝文書》的序例中，論述校雠學“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術業皆出于官師掌故”的見解，并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