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吳敬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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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發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劃時代意義也正在于此。
閑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寫道：“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
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第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把握到了小說的主題。
吳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貴”、②吳敬梓：《尚書私學·序》。
“文行出處”這八個字來作為他反對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
他認為，熱衷“功名富貴”者必然看輕“文行出處”，講求“文行出處”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貴”。
而科舉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貴”的主要途徑，也是敗壞“文行出處”的主要因素。
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筆觸批判了科舉制度，反對八股取士的辦法。
它無情地諷刺和嘲笑了那些熱衷功名富貴的人，并剖示了科舉制度對他們的毒害。
吳敬梓本人曾既是科舉制度的熱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來得分外深刻，從而促使他對中國封建科舉制度和舉業至上主義進行曆史的反思。
作者筆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變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從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來看，吳敬梓是出色地揭開了科舉取士制的潰瘍面，這就勢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蟲，也連同暴露出來。
那一批批擁擁擠擠向着仕途攀爬的家夥，正是封建官僚的後備軍，吳敬梓揭露這批候補官吏的醜惡嘴臉，在客觀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這株腐朽大樹糜爛的根部，認識到它每況愈下的原因。
這是問題的第一個層面。
吳敬梓的筆觸并沒有停留在這種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上，而是發展到宏觀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層次。
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經濟、政治生活方式的轉變而牽動的社會心理、社會倫理等多種社會層次的文化沖突，并把民俗風情引進小說中，以此透視出人們的心靈軌迹，傳導出時代演變的律動。
所以，《儒林外史》就觸及到了什麼才是作為國家精英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解放的問題，即小說家的筆鋒所向是知識分子在舉業至上主義和八股制藝的牢籠下如何沖決精神羅網的問題。
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諸作的地方。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進、範進、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諸人，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礎，人物本身還未能進行這種反思，而小說家在塑造這些人物時已具有了這種可貴的自審意識，這是問題的第二個層面。
從《儒林外史》所展示的兩個層面，可以看出作者對周代以來文化傳統的崩潰有一種不忍之情，想恢複過去的禮樂制度，這一點可以從小說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證。
而更為重要的是吳敬梓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萌芽出現以後，對新思潮的敏感。
他不知不覺地對八面來風的新鮮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為小說家和詩人的吳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喚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
他的憂患意識正是對科舉制和八股制藝進行宏觀的曆史反思的結果。
由此可見，吳敬梓不僅是要給一個個知識分子畫像，他是曆史地具體地活畫出掌握知識而卻愚昧的知識分子的奴性心理。
所以這部小說要喚起民族的一種注意，即他要告訴自己的群體，如果我們不認識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們的民族是不會有根本改變的。
吳敬梓是以一種深刻的曆史哲學去考察自己先輩和同時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這一群體的命運，因此他寫的不是個别人的心靈曆史，而是從總體上把握了潛在于知識分子内心深層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藝術上，諷刺大師吳敬梓是用飽蘸辛酸淚水的筆來寫喜劇，來描繪封建主義世界那幅變形的圖畫的。
他有廣闊的曆史視角，因此，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行動背後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劇性的潛流，這就是說，他透過喜劇性形象，直接逼視到了悲劇性的社會本質。
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吳敬梓筆下的衆生相：物質和精神，現實和幻想尖銳地沖突；悲劇和喜劇，眼淚和笑聲高度融合；凄慘和得意，失敗和勝利形成強烈的對比。
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轉為發笑，而讀者則由發笑轉入痛苦的沉思。
吳敬梓在經、史、詩、詞、文各方面都從事過著述，可惜沒有全部流傳下來。
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現在僅存四卷，乾隆刊本（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詞一卷，四十八阕）。
大多都是他四十歲以前的作品。
在長沙發現他晚年寫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圖詩》，其中斷句“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表現了他對科舉制度的有力抨擊。
另外，還從故宮博物館和清人文集中發現了《題雅雨山人出塞圖》、《老伶行》。
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詩草序》、《玉劍緣傳奇序》和《尚書私學序》，是分别為友人著作所撰寫的序文。
其中《玉巢詩草序》是用骈文寫的。
另有經學研究《詩說》七卷，内容是對《詩經》的解說，在乾隆、嘉慶年代還有人讀過，但未經刊刻，已佚失不傳。
至于史學研究有《史漢紀疑》，書名表明應是一部史學著作，但未成書。
閑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寫道：“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
有心豔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第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把握到了小說的主題。
吳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貴”、②吳敬梓：《尚書私學·序》。
“文行出處”這八個字來作為他反對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
他認為，熱衷“功名富貴”者必然看輕“文行出處”，講求“文行出處”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貴”。
而科舉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貴”的主要途徑，也是敗壞“文行出處”的主要因素。
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筆觸批判了科舉制度，反對八股取士的辦法。
它無情地諷刺和嘲笑了那些熱衷功名富貴的人，并剖示了科舉制度對他們的毒害。
吳敬梓本人曾既是科舉制度的熱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來得分外深刻，從而促使他對中國封建科舉制度和舉業至上主義進行曆史的反思。
作者筆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變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從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來看，吳敬梓是出色地揭開了科舉取士制的潰瘍面，這就勢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蟲，也連同暴露出來。
那一批批擁擁擠擠向着仕途攀爬的家夥，正是封建官僚的後備軍，吳敬梓揭露這批候補官吏的醜惡嘴臉，在客觀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這株腐朽大樹糜爛的根部，認識到它每況愈下的原因。
這是問題的第一個層面。
吳敬梓的筆觸并沒有停留在這種政治文化的外顯層次上，而是發展到宏觀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層次。
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經濟、政治生活方式的轉變而牽動的社會心理、社會倫理等多種社會層次的文化沖突，并把民俗風情引進小說中，以此透視出人們的心靈軌迹，傳導出時代演變的律動。
所以，《儒林外史》就觸及到了什麼才是作為國家精英的知識分子的精神解放的問題，即小說家的筆鋒所向是知識分子在舉業至上主義和八股制藝的牢籠下如何沖決精神羅網的問題。
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諸作的地方。
《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進、範進、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諸人，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礎，人物本身還未能進行這種反思，而小說家在塑造這些人物時已具有了這種可貴的自審意識，這是問題的第二個層面。
從《儒林外史》所展示的兩個層面，可以看出作者對周代以來文化傳統的崩潰有一種不忍之情，想恢複過去的禮樂制度，這一點可以從小說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證。
而更為重要的是吳敬梓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萌芽出現以後，對新思潮的敏感。
他不知不覺地對八面來風的新鮮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為小說家和詩人的吳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喚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
他的憂患意識正是對科舉制和八股制藝進行宏觀的曆史反思的結果。
由此可見，吳敬梓不僅是要給一個個知識分子畫像，他是曆史地具體地活畫出掌握知識而卻愚昧的知識分子的奴性心理。
所以這部小說要喚起民族的一種注意，即他要告訴自己的群體，如果我們不認識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們的民族是不會有根本改變的。
吳敬梓是以一種深刻的曆史哲學去考察自己先輩和同時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們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這一群體的命運，因此他寫的不是個别人的心靈曆史，而是從總體上把握了潛在于知識分子内心深層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藝術上，諷刺大師吳敬梓是用飽蘸辛酸淚水的筆來寫喜劇，來描繪封建主義世界那幅變形的圖畫的。
他有廣闊的曆史視角，因此，在他的諷刺人物的喜劇行動背後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劇性的潛流，這就是說，他透過喜劇性形象，直接逼視到了悲劇性的社會本質。
從中可以明顯地看到吳敬梓筆下的衆生相：物質和精神，現實和幻想尖銳地沖突；悲劇和喜劇，眼淚和笑聲高度融合；凄慘和得意，失敗和勝利形成強烈的對比。
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轉為發笑，而讀者則由發笑轉入痛苦的沉思。
吳敬梓在經、史、詩、詞、文各方面都從事過著述，可惜沒有全部流傳下來。
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現在僅存四卷，乾隆刊本（賦一卷，四篇；詩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詞一卷，四十八阕）。
大多都是他四十歲以前的作品。
在長沙發現他晚年寫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圖詩》，其中斷句“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表現了他對科舉制度的有力抨擊。
另外，還從故宮博物館和清人文集中發現了《題雅雨山人出塞圖》、《老伶行》。
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詩草序》、《玉劍緣傳奇序》和《尚書私學序》，是分别為友人著作所撰寫的序文。
其中《玉巢詩草序》是用骈文寫的。
另有經學研究《詩說》七卷，内容是對《詩經》的解說，在乾隆、嘉慶年代還有人讀過，但未經刊刻，已佚失不傳。
至于史學研究有《史漢紀疑》，書名表明應是一部史學著作，但未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