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吳敬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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撞騙，以及他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卑污靈魂和醜惡嘴臉。
這一切都使吳敬梓很自然地産生憤世嫉俗的感情。
他的憤激之情，甚至達到了“嫉時文士如仇”的地步①。
生活的劇變，也為他開拓了與下層人民接觸的機會，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層人民的一些優秀品質，這無疑對他的創作和思想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雍正十四年（1736），吳敬梓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行文舉薦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的考試，他以病辭。
開始時他還有些後悔，後來看到堂兄吳檠、友人程廷祚落選而歸，卻又感到慶幸，從此他不再應考，再一次用實際行動對科舉制度作出否定。
乾隆帝遊江南，士大夫都去夾道迎拜，他卻“企腳高卧向栩床”②，表示對帝王的蔑視。
吳敬梓曾有一詩贈友人，詩中寫道：“長安卿相舊相識，應須笑傲淩王侯。
”③這說明他對于富貴功名确實看得已經很輕了。
南京雨花台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名賢二百三十餘人，祠圮已久，吳敬梓倡議修複，由于工費甚巨，他甚至捐獻了出賣房屋的錢。
但此時他的生計也更為艱難了，“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①，并靠賣文和朋友的接濟①金和：《〈儒林外史〉跋》。
①程晉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傳》。
②金兆燕：《寄吳文木先生》。
③吳敬梓：《文木山房集·送别曹明湖》。
①顧雲：《金本山志》卷4。
過活。
有時竟陷于“囊無一錢守，腹作幹雷鳴”，“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煙青”的困境。
冬日苦寒，缺乏禦寒之物，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十裡而歸，謂之“暖足”。
在經曆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後，他更加鄙視那些形形色色的名利場中的人物了。
而且更為可貴的是，貧窮的境遇，使他更堅定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骨氣，決不向達官貴人乞讨，正如他在自己的詩中所說：“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
” 乾隆十九年（1754）吳敬梓寄居揚州，因旅況貧窘，謀生艱難，于十月廿九日淩晨猝然而逝，卒年五十四。
第二節 《儒林外史》的創作和流傳 吳敬梓“少攻聲律之文”，“好學詩古文詞雜體”，對于儒家經典，認為不能囿于後世儒生的解釋，因此就“穿穴文史窺秘函”。
他還明确說過，讀經書，做學問，要采取“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晉諸賢所能籠絡”的态度，并公然斥責當時的理學家“于經生制舉業外，未嘗寓目，獨好竊虛談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
正因此，吳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
他把兒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廣泛接觸，不僅大膽效法晉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于向“昧三從之古訓”，從夫家逃到南京的葦城女士表示敬意。
這也是他撰寫《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
《儒林外史》大約寫于他三十六歲。
以後，根據程晉芳《懷人詩》中“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
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的說法，知道這部書最晚在他四十九歲時已經完成。
又根據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有序》說：“閑居日對鐘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詳。
”知道這是吳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時所作。
程晉芳的《文木先生傳》稱《儒林外史》為五十卷。
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則說五十五卷，書裡寫完琴、棋、書、畫四人之後，接着一首《沁園春》詞就結束了。
《儒林外史》成書後，開始僅以抄本流傳。
第一個刻本是作者死後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揚州任官期間（1768&mdash1779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發現。
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的卧閑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與全書的主題思想和寫作風格大不相同，顯然不是出于吳敬梓之手。
同治十三年（1874），出現了齊省堂增訂本，從回目、文字到回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動。
到光緒十四年（1888），又有東武惜紅生序本（即增補齊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為六十回。
這四回中摻進沈瓊枝和宋為富婚後的故事，事既不倫，語複猥陋。
根據金和的跋文所述，吳敬梓自己說過，除了“聘娘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兩語而外，無一字稍涉亵狎等語，可見這四回也是後來好事之徒所妄加的。
1949年後幾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據卧閑草堂本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後的《沁園春》詞為結束。
由于清皇朝文字獄的威脅，吳敬梓把他的小說《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托發生在明朝中葉，但他所批判的實際是清統治之下的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
《儒林外史》不同于古典長篇巨著《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和《紅樓夢》的獨特貢獻，就在于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複的人生圖畫的描寫，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衆多的生動的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說中對封建社會為知識分子所安排的讀書、做官的科舉道路和舉業至上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抨擊和諷刺。
它在
這一切都使吳敬梓很自然地産生憤世嫉俗的感情。
他的憤激之情，甚至達到了“嫉時文士如仇”的地步①。
生活的劇變，也為他開拓了與下層人民接觸的機會，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層人民的一些優秀品質，這無疑對他的創作和思想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雍正十四年（1736），吳敬梓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行文舉薦他到北京應“博學鴻詞”科的考試，他以病辭。
開始時他還有些後悔，後來看到堂兄吳檠、友人程廷祚落選而歸，卻又感到慶幸，從此他不再應考，再一次用實際行動對科舉制度作出否定。
乾隆帝遊江南，士大夫都去夾道迎拜，他卻“企腳高卧向栩床”②，表示對帝王的蔑視。
吳敬梓曾有一詩贈友人，詩中寫道：“長安卿相舊相識，應須笑傲淩王侯。
”③這說明他對于富貴功名确實看得已經很輕了。
南京雨花台有先賢祠，祀吳泰伯以下名賢二百三十餘人，祠圮已久，吳敬梓倡議修複，由于工費甚巨，他甚至捐獻了出賣房屋的錢。
但此時他的生計也更為艱難了，“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①，并靠賣文和朋友的接濟①金和：《〈儒林外史〉跋》。
①程晉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傳》。
②金兆燕：《寄吳文木先生》。
③吳敬梓：《文木山房集·送别曹明湖》。
①顧雲：《金本山志》卷4。
過活。
有時竟陷于“囊無一錢守，腹作幹雷鳴”，“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煙青”的困境。
冬日苦寒，缺乏禦寒之物，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十裡而歸，謂之“暖足”。
在經曆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後，他更加鄙視那些形形色色的名利場中的人物了。
而且更為可貴的是，貧窮的境遇，使他更堅定了一個正直知識分子的骨氣，決不向達官貴人乞讨，正如他在自己的詩中所說：“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
” 乾隆十九年（1754）吳敬梓寄居揚州，因旅況貧窘，謀生艱難，于十月廿九日淩晨猝然而逝，卒年五十四。
第二節 《儒林外史》的創作和流傳 吳敬梓“少攻聲律之文”，“好學詩古文詞雜體”，對于儒家經典，認為不能囿于後世儒生的解釋，因此就“穿穴文史窺秘函”。
他還明确說過，讀經書，做學問，要采取“不在宋儒下盤旋，亦非漢、晉諸賢所能籠絡”的态度，并公然斥責當時的理學家“于經生制舉業外，未嘗寓目，獨好竊虛談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
正因此，吳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傳統觀念的束縛。
他把兒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廣泛接觸，不僅大膽效法晉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于向“昧三從之古訓”，從夫家逃到南京的葦城女士表示敬意。
這也是他撰寫《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
《儒林外史》大約寫于他三十六歲。
以後，根據程晉芳《懷人詩》中“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
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的說法，知道這部書最晚在他四十九歲時已經完成。
又根據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有序》說：“閑居日對鐘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詳。
”知道這是吳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時所作。
程晉芳的《文木先生傳》稱《儒林外史》為五十卷。
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則說五十五卷，書裡寫完琴、棋、書、畫四人之後，接着一首《沁園春》詞就結束了。
《儒林外史》成書後，開始僅以抄本流傳。
第一個刻本是作者死後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揚州任官期間（1768&mdash1779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發現。
現存最早的刻本是嘉慶八年（1803）的卧閑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與全書的主題思想和寫作風格大不相同，顯然不是出于吳敬梓之手。
同治十三年（1874），出現了齊省堂增訂本，從回目、文字到回評，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動。
到光緒十四年（1888），又有東武惜紅生序本（即增補齊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為六十回。
這四回中摻進沈瓊枝和宋為富婚後的故事，事既不倫，語複猥陋。
根據金和的跋文所述，吳敬梓自己說過，除了“聘娘豐若有肌，柔若無骨”兩語而外，無一字稍涉亵狎等語，可見這四回也是後來好事之徒所妄加的。
1949年後幾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據卧閑草堂本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後的《沁園春》詞為結束。
由于清皇朝文字獄的威脅，吳敬梓把他的小說《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托發生在明朝中葉，但他所批判的實際是清統治之下的十八世紀的中國封建社會。
《儒林外史》不同于古典長篇巨著《三國演義》、《水浒傳》、《西遊記》、《金瓶梅》和《紅樓夢》的獨特貢獻，就在于通過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複的人生圖畫的描寫，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國小說史上第一次塑造了衆多的生動的個性鮮明的知識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說中對封建社會為知識分子所安排的讀書、做官的科舉道路和舉業至上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抨擊和諷刺。
它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