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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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受帝寵金川立功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

    曾祖哈什屯為順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為康熙朝戶部尚書,父親李榮保亦官至察哈爾總管。

    傅恒的姐姐為乾隆帝的孝賢純皇後,故而他又是外戚。

    家族顯貴使之在仕途上平步青雲。

    乾隆五年(1740)他被授予藍翎侍衛,僅過三年,又被破格提升為戶部侍郎。

    乾隆十年,乾隆帝以傅恒“世族舊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軍機處行走,使之練習政務”①,于是,又成為軍機大臣,十二年晉升為戶部尚書。

    十三年,孝賢純皇後随從乾隆帝南巡,回來的路上死于德州,傅恒以皇後之弟又被加太子太保銜,晉升協辦大學士。

     傅恒以外戚望族驟登崇階,引起朝中大臣的注目。

    乾隆十一年(1746),禦史萬年茂彈劾學士陳邦彥和于振,他們兩人在本年八月舉行的瀛台賜宴中向傅恒屈膝請安。

    乾隆帝認為此事“關系陳邦彥、于振兩人之名節,而傅恒若妄自矜大,緻詞臣如是趨奉,亦當有應得之罪”②。

    于是,他親自召見劉于義、汪由敦、舒赫德和王安國等,當面詢問有無此事。

    劉、汪、舒三人都說沒有這事,隻有王安國說他聽到關于此事的傳聞,但未親眼見到。

    乾隆帝對此很不滿意,就令大學士張廷玉和讷親兩人進一步查核。

    他們詢問了陳邦彥和于振,以及與陳、于兩人同班的裘日修、董邦達等人,陳、于堅不承認,而裘和董則說未見到。

    根據張廷玉和讷親所上的關于此事的奏文,乾隆帝斷定此事為“子虛烏有”。

    禦史萬年茂因此受到處罰。

    雖然這場軒然大波被平息下去,但從中卻反映出年輕氣盛的傅恒在朝廷中的顯赫地位。

     正當傅恒官運亨通,步步高升時,地處西南邊陲的四川金川地區燃起戰火,土司莎羅奔攻打鄰部,不聽清政府裁處,清軍進攻接連受挫。

    乾隆帝懲處經略讷親和川陝總督張廣泗後,以傅恒為經略,前往金川督師。

    谕旨指出:“自禦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讷親,其次莫如傅恒。

    今讷親既曠日持久,有忝重寄,則所為奮身緻力者将惟傅恒是屬。

    傅恒年方壯盛,且系勳舊世臣,義同休戚,際此戎馬未息之時,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諒亦心所不安。

    況軍旅之事,乃國家所不能無,滿漢大臣必曆練有素,斯緩急足備任使。

    傅恒著暫管川陝總督印務,即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

    ”①随之又晉升傅恒為保和殿大學士。

    傅恒也深知此行事關重大,因而對戰前的準備做得很充分。

    他得知康熙年間征西藏時,威遠炮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就“請各帶兩位,并令造辦處員外郎西甯于城外交工部委員送金川軍營”②。

    乾隆帝答應了他的要求,并批準傅恒和其他軍機大臣的建議,除調京師及東北三省軍隊外,還從陝西、甘肅、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調撥滿漢兵三萬名,“定期來年三月内全抵軍營”。

    此外,關于驿站、兵器、軍糧及馬匹等事項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

    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師。

    臨行之際,乾隆帝“親詣堂子行祭告禮”,并“親祭吉爾丹纛”,還“至東長安門外幄次,親賜經①《清高宗實錄》卷277。

     ②《清高宗實錄》卷277。

     ①《清高宗實錄》卷325。

     ②《清高宗實錄》卷326。

     略大學士酒,命于禦幄前上馬”①。

    皇子和大學士來保還奉命到良鄉為傅恒送行。

    典禮之隆重前所未見。

     離開京城後,傅恒率所部日夜兼程奔赴金川。

    進入四川境内後,山高路險,氣候也十分惡劣,不是刮風就是下雪,行軍異常艱難。

    加之四川屢遭戰事,地方财力匮乏,軍隊所需馬匹常常不能及時供給。

    傅恒為了盡早趕到金川前線,常常是“減從星發,竟至步行”。

    乾隆帝為此特頒旨嘉獎,“著晉銜太保,仍加軍功三級”②。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傅恒到達卡撒(今四川省金川縣東南)軍營後,立即捉拿和斬殺了為張廣泗所寵信而實為金川莎羅奔安插的奸細&mdash&mdash良爾吉和阿扣,除掉了内部隐患。

    傅恒大力整頓軍隊紀律,任命冶大雄為總統,“凡張、讷誤算者,鹹更置之,壁壘為之一新”③。

    同時他親臨兩軍陣前,仔細觀察地形,認真分析讷親、張廣泗失利的原因。

    時大金川莎羅奔據勒烏圍(一作勒歪,在今四川省金川縣之東),其侄郎卡固守噶爾崖(一作刮耳目,一作噶拉依,今四川省金川縣東南),兩地都在大金川的東岸,阻山臨河,形勢極為險峻。

    莎羅奔依恃這複雜的地形,修築很多碉堡。

    這碉堡是用石頭壘成的,比中原地區的塔還要高,它的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發射箭矢和槍彈。

    每一石碉隻要有數名守軍,就可以抵擋成百上千士兵的進攻。

    面對這險峻的地形和易守難攻的石碉,當初,讷親和張廣泗不是想法智取,而是一味強攻,“以卡逼卡,以碉逼碉”。

    傅恒以為這種辦法最為荒唐,他在給乾隆帝的奏折中說:“臣查攻碉最為下策,槍炮惟及堅壁,于賊無傷。

    而賊不過數人,從暗擊明,槍不虛發。

    是我惟攻石,而賊實攻人。

    且于碉外開濠,兵不能越,而賊得伏其中,自下擊上。

    ..客主勞佚,形勢懸殊,攻一碉難于克一城。

    即臣所駐卡撒左右山頂即有三百餘碉,計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數年不能盡。

    且得一碉辄傷數十百人,較唐人之攻石鋒堡,尤為得不償失。

    如此曠日持久,老師糜饷之策,而讷親、張廣泗尚以為得計,臣不解其何心也。

    ”①基于此種認識,傅恒決定采取新的進攻策略,“近日賊聞臣至,每日各處增碉,猶以為官兵狃于舊習,彼得恃其所長,不知臣決計深入不與争碉。

    惟俟大兵齊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搗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間必有捷報”②。

    然而傅恒關于金川地險、石碉難攻的奏報,卻使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