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傅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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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帝征剿金川的決心動搖了。
當初金川戰事伊始時，他本以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擋清朝大軍。
誰知勞師兩載，寸土未獲，反而因此誅殺讷親、張廣泗兩位大臣。
傅恒奉命督師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報四川路險，物力貧瘠的情況，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
他在給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對這次出征金川頗有後悔之意：“讷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而于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
朕因軍旅重大，不容久凟，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設令讷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勞費矣。
今朕于此事頗為追侮。
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
”①所以，當乾隆①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醜條。
②《清高宗實錄》卷330。
③《清高宗實錄》卷330。
①魏源：《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②魏源：《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①《清高宗實錄》卷331。
帝接到傅恒關于金川石碉林立，易守難攻的奏報後，除了更加痛恨讷親和張廣泗隐匿實情不報外，也就産生了撤兵休戰的想法。
加之又屢奉皇太後“息武甯邊”之谕，于是就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下令傅恒班師回朝。
但是傅恒卻認為金川之事可成，反對中途撤兵。
他上奏說：“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首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成，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汔（迄）于今。
若輕率蒇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将無甯日。
使賊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但審度形勢，賊碉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碉而内顧分拒。
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碉，一面各攜兩旬幹糧，由昔嶺中峰直抵噶爾崖，實有破竹建瓴之勢。
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顔以返内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
”②因為乾隆帝已決計罷兵，所以不同意傅恒繼續進兵的要求，再次下達谕旨，要傅恒班師，且賜詩三章，中有“壯志無須效貳師”、“速歸黃閣贊元功”之句。
此時，傅恒和嶽鐘琪已兵分兩路，率軍深入。
傅恒軍由昔嶺直取噶爾崖，嶽鐘琪軍經黨壩進攻勒烏圍，連奪數個碉卡，聲威大振。
莎羅奔甚為恐懼，他自知力單勢薄，難以抵擋清軍兇猛的攻勢，加之良爾吉和阿扣已死，失掉内應，更無計可施，于是，隻好利用過去曾隸嶽鐘琪手下、随嶽入藏平叛的關系，遣人向嶽鐘琪乞降。
嶽鐘琪抓緊時機，親率十三名騎兵馳入敵軍營中。
莎羅奔見嶽鐘琪親至，即随嶽鐘琪赴傅恒軍營。
傅恒升帳受降，莎羅奔保證效忠清朝，不再侵犯其他土司，并交納賦役，履行職責。
于是，莎羅奔被免于治罪，仍為金川土司。
至此，平定金川之役勝利結束。
乾隆帝聞訊非常高興，特地頒诏嘉獎，并沿襲功臣揚古利之例，賜給傅恒豹尾槍兩杆、親軍兩名①。
同年三月，傅恒班師返京，乾隆帝命皇長子和裕親王到郊外迎接，又“禦殿受賀，行飲至禮”，下令按開國元勳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官為緻祭”②，并于東安門内賜第一所，賦詩慶其落成。
寵命優渥，無以複加。
②《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①《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②《清史列傳》卷20《傅恒傳》。
第二節 任宰輔佐治國政 平定金川的殊功使傅恒出任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
他精明幹練，“文字雖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礙處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③。
尤其是他辦事勤慎，惟乾隆帝之意旨是從，不敢有一點專擅，更博得皇帝的寵信。
乾隆帝曾不無得意地說：“從前當大學士鄂爾泰在此時，朕培養陶成一讷親。
讷親在此時，朕培養陶成一經略大學士傅恒，皆幾經教導，幾經曆練而後及此，人材難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
”④按照慣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不能同時入見，以前隻有讷親一人當面承接皇帝谕旨，傅恒為首席軍機大臣後，以自己見識不廣難于獨立承旨為由，改為諸位軍機大臣一同入見。
這樣，他既可以使其他軍機大臣“感和衷之雅”，又可使自己“稍釋獨記之勞”⑤。
然而，乾隆帝還是經常在晚飯後，單獨召見傅恒，和他商讨軍政大事。
時人稱此為“晚面”。
傅恒在此期間，也确實參與不少軍政大事的決策。
乾隆十九年，清政府讨論是否要限制出海貿易人員回籍的問題。
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在棉紡織業、染踹業、絲織業和礦冶業等行業中有了增長，與此相适應的是對外經濟交往也越來越頻繁，出海貿易的人越來越多。
如何對待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清朝統治集團内部存在分歧，一些守舊的官員從維護封建統治的狹隘利益出發，千方百計地企圖限制對外貿易的發展。
乾隆十九年，福建巡撫陳宏謀在上奏中，提出了一個限制出海貿易的建議，他說出海貿易的民衆，如果不能在三年之内回國，就不允許再回到他的家鄉。
顯然，如果這一建議得以實行，不僅會使欲出海的人因害怕不能返鄉而卻步，而且也會使已在海外的人不敢回鄉，這對正在發展之中的對外貿易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而此項建議遭到一些務實官員的反對。
兩廣總督楊應琚說：“現在開洋貿易之民源源不絕。
如三年後不準回籍，則少逾時限，即不得返歸故土。
應仍令船戶查明緣由，出具保結，準其搭船回籍。
”①對于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乾隆帝要傅恒等軍機大臣讨論，拿出決策性的意見。
傅恒不僅同意
當初金川戰事伊始時，他本以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擋清朝大軍。
誰知勞師兩載，寸土未獲，反而因此誅殺讷親、張廣泗兩位大臣。
傅恒奉命督師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報四川路險，物力貧瘠的情況，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
他在給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對這次出征金川頗有後悔之意：“讷親自辦理金川軍務以來..而于道路之險阻，兵民之疲憊，一切艱難困瘁之狀，從未據實入告。
朕因軍旅重大，不容久凟，特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略..設令讷親、張廣泗早行奏聞，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勞費矣。
今朕于此事頗為追侮。
但辦理已成，無中止之勢。
”①所以，當乾隆①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醜條。
②《清高宗實錄》卷330。
③《清高宗實錄》卷330。
①魏源：《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②魏源：《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①《清高宗實錄》卷331。
帝接到傅恒關于金川石碉林立，易守難攻的奏報後，除了更加痛恨讷親和張廣泗隐匿實情不報外，也就産生了撤兵休戰的想法。
加之又屢奉皇太後“息武甯邊”之谕，于是就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下令傅恒班師回朝。
但是傅恒卻認為金川之事可成，反對中途撤兵。
他上奏說：“金川軍事誤于初起之時，蠻首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成，不必深入其阻，一誤再誤，以汔（迄）于今。
若輕率蒇事，則賊焰愈張，衆土司皆罹其毒，邊宇将無甯日。
使賊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強必成功？但審度形勢，賊碉非盡當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搗中堅，賊亦必出碉而内顧分拒。
我兵且戰且前，一面乘間奪碉，一面各攜兩旬幹糧，由昔嶺中峰直抵噶爾崖，實有破竹建瓴之勢。
今功在垂成，棄之可惜，且臣受命調兵大舉，若不掃穴禽渠，亦何顔以返内地？不然，或賊震惕乞降，匍匐軍門，則相機禽獻，亦可奏凱。
”②因為乾隆帝已決計罷兵，所以不同意傅恒繼續進兵的要求，再次下達谕旨，要傅恒班師，且賜詩三章，中有“壯志無須效貳師”、“速歸黃閣贊元功”之句。
此時，傅恒和嶽鐘琪已兵分兩路，率軍深入。
傅恒軍由昔嶺直取噶爾崖，嶽鐘琪軍經黨壩進攻勒烏圍，連奪數個碉卡，聲威大振。
莎羅奔甚為恐懼，他自知力單勢薄，難以抵擋清軍兇猛的攻勢，加之良爾吉和阿扣已死，失掉内應，更無計可施，于是，隻好利用過去曾隸嶽鐘琪手下、随嶽入藏平叛的關系，遣人向嶽鐘琪乞降。
嶽鐘琪抓緊時機，親率十三名騎兵馳入敵軍營中。
莎羅奔見嶽鐘琪親至，即随嶽鐘琪赴傅恒軍營。
傅恒升帳受降，莎羅奔保證效忠清朝，不再侵犯其他土司，并交納賦役，履行職責。
于是，莎羅奔被免于治罪，仍為金川土司。
至此，平定金川之役勝利結束。
乾隆帝聞訊非常高興，特地頒诏嘉獎，并沿襲功臣揚古利之例，賜給傅恒豹尾槍兩杆、親軍兩名①。
同年三月，傅恒班師返京，乾隆帝命皇長子和裕親王到郊外迎接，又“禦殿受賀，行飲至禮”，下令按開國元勳額亦都、佟國維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榮保，春秋官為緻祭”②，并于東安門内賜第一所，賦詩慶其落成。
寵命優渥，無以複加。
②《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①《聖武記》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記》。
②《清史列傳》卷20《傅恒傳》。
第二節 任宰輔佐治國政 平定金川的殊功使傅恒出任軍機處首席軍機大臣。
他精明幹練，“文字雖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礙處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③。
尤其是他辦事勤慎，惟乾隆帝之意旨是從，不敢有一點專擅，更博得皇帝的寵信。
乾隆帝曾不無得意地說：“從前當大學士鄂爾泰在此時，朕培養陶成一讷親。
讷親在此時，朕培養陶成一經略大學士傅恒，皆幾經教導，幾經曆練而後及此，人材難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
”④按照慣例，軍機處的軍機大臣不能同時入見，以前隻有讷親一人當面承接皇帝谕旨，傅恒為首席軍機大臣後，以自己見識不廣難于獨立承旨為由，改為諸位軍機大臣一同入見。
這樣，他既可以使其他軍機大臣“感和衷之雅”，又可使自己“稍釋獨記之勞”⑤。
然而，乾隆帝還是經常在晚飯後，單獨召見傅恒，和他商讨軍政大事。
時人稱此為“晚面”。
傅恒在此期間，也确實參與不少軍政大事的決策。
乾隆十九年，清政府讨論是否要限制出海貿易人員回籍的問題。
當時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萌芽在棉紡織業、染踹業、絲織業和礦冶業等行業中有了增長，與此相适應的是對外經濟交往也越來越頻繁，出海貿易的人越來越多。
如何對待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清朝統治集團内部存在分歧，一些守舊的官員從維護封建統治的狹隘利益出發，千方百計地企圖限制對外貿易的發展。
乾隆十九年，福建巡撫陳宏謀在上奏中，提出了一個限制出海貿易的建議，他說出海貿易的民衆，如果不能在三年之内回國，就不允許再回到他的家鄉。
顯然，如果這一建議得以實行，不僅會使欲出海的人因害怕不能返鄉而卻步，而且也會使已在海外的人不敢回鄉，這對正在發展之中的對外貿易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因而此項建議遭到一些務實官員的反對。
兩廣總督楊應琚說：“現在開洋貿易之民源源不絕。
如三年後不準回籍，則少逾時限，即不得返歸故土。
應仍令船戶查明緣由，出具保結，準其搭船回籍。
”①對于這兩種不同的看法，乾隆帝要傅恒等軍機大臣讨論，拿出決策性的意見。
傅恒不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