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雍正帝胤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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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儲位鬥争中繼承皇位
雍正帝，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年12月13日）生。
六歲進尚書房，稍長，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辦理一些政事。
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允祉往祭曲阜孔廟，十九歲，随從康熙帝征讨噶爾丹，掌管正紅旗大營，又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孝莊文皇後，二十一歲受封為貝勒。
二十三歲侍從康熙帝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
二十五歲，随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三十二歲時，始封為雍親王。
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
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
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于他多次随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迹遍于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産，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曆史問題，取得了關于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
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雍正帝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不過對他影響至大的，還是康熙後期的儲位鬥争。
允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為皇太子，時間漸久，自成一大政治勢力，企圖早日繼位，便與父皇發生權力沖突，康熙帝一氣之下，于四十七年将其廢黜。
諸皇子乘機謀取儲位，皇長子允禔率先活動，受到康熙帝的指責，轉而支持皇八子允禩。
允禩早與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聯結，以行仁義收攬人心，被朝臣舉薦為皇儲。
康熙帝對他本有好感，但對他露骨地謀求儲位深為不滿，予以擯斥。
康熙帝為平息諸子的争競，于四十八年（1709）再立允礽，同時封諸子為親王、郡王、貝子，胤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封為雍親王的。
胤禛也參與了這場儲貳鬥争，不過他不是為自己奪嫡，卻是向康熙帝說允礽的好話，又同時與允禩保持聯系。
當康熙帝因廢太子而傷心生病時，他自願擔任護理，請醫調治。
他八面玲珑，處處做好人，表現出政治上的圓滑和活動能力。
允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父皇不快，于五十年（1711）再次将他廢黜。
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複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
允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
允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
他的同夥允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①。
允禵于五十七年（1718）受命為撫遠大将軍，出征西北，指揮兩路清軍入藏，送達賴六世至拉薩，驅逐了一度盤踞在西藏的準噶爾人的勢力，穩定了西藏局勢。
他的聲譽日高，有可能成為儲君。
誠親王允祉受命開蒙養齋館，身邊聚集着一群學人。
他也“希冀儲位”，以至允礽再廢後，竟“以儲君自命”①。
在諸皇子營求儲貳的明争暗鬥中，胤禛毫不讓人，不過他的表現方式多①《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
①《上谕内閣》，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谕。
少與衆不同。
胤禛深知，允礽再廢後，誰活動有力，誰就可能謀得太子地位。
他的辦法是：一要想方設法取得父皇的寵愛；二要以廢太子虐待昆季為戒，妥善處理好弟兄間關系；三要加意聯絡百官，尤其對康熙帝身邊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為籌建江山的基幹。
胤禛采取兩面派活動手法，外弛而内張，哄騙康熙帝、政敵和百官，取得了效果。
康熙帝命他參加一些政務活動，還屢次去他的花園，與家人團聚，又召見胤禛的兒子弘曆（乾隆帝），帶到宮中養育。
胤禛建立了一個小集團，其中有理藩院尚書、步軍統領隆科多、川陝總督年羹堯等人。
康熙帝晚年，儲位久虛，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連國法、家法也毫無顧忌。
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對允禵、胤禛有所偏愛，看來他要在這兩人中選擇一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聖祖遺诏：“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②。
雍正帝繼位不久，社會上就流傳他篡改康熙帝遺诏的說法：“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lsquo十&rsquo字改為&lsquo于&rsquo字”篡的位①。
康熙帝是否遺命允禵嗣統？這種傳說确有令人生疑之點。
清朝制度，稱皇帝的兒子必冠以“皇”字，如稱十四子必雲“皇十四子”，若改遺诏“十”字為“于”字，則诏書文字應成為“皇于四子”，于文理不通，雍正帝怎能以此明目昭彰的作僞奪位呢？ 從現在已掌握的資料看，說康熙帝要傳位雍正帝或允禵，都缺乏足夠的證據。
所以這個問題仍可存疑。
但是按康熙帝遺願胤禛合法繼位的說法較可信，而指定允禵嗣統說的曆史資料則更缺乏可靠性。
胤禛做了皇帝，以四十五歲的中年開始了君臨天下的政治生涯，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他的個人曆史，自然地劃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雍正帝在儲位鬥争中的勝利，有其必然性，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務實精神會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屬人戴铎曾向大學士李光地稱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為。
”②事實上，在争奪皇儲的鬥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頓積習的振作有為的政治方針，與允禩的仁義方針相對立，以争取人心。
第二，他善于耍兩面派手法，從而欺騙了對手和康熙帝，使政敵不以他為意，沒有集中力量對付他，從而輕巧地取得成功。
第三，他有一個集團，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力，如通過隆科多穩定京中局勢，通過年羹堯控制允禵和穩定西北地區。
康熙朝的儲位之争是統治者内部最高層次的權力争奪，凡參與者手腳都不會幹淨，都不那麼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禩、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繼承人，誰上台都有謀奪的成分，都有可指責之處，但是過往較多的評論，贊揚允禵，貶責胤禛，同情允禩，這未必公允。
儲位之争長達十幾年，把一部分貴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傳教士卷了進去，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這種情況預示，它不會随着胤禛的繼位而徹底結束，胤禛還必須把這一鬥争進行到底，這自然會影響雍正年間的政治。
②原件藏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①《大義覺迷錄》，見《清史資料》第四輯121頁。
②《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铎奏折（康熙五十七年折）》。
第二節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雍正帝在康熙後期參與了儲位鬥争，形成他對社會政治的看法。
他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
”①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
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産生他的政治綱領。
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谕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
”②緊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别發布的上谕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①，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
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對因循苟且。
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将來無所底止”②，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③。
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着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④。
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
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谕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lsquo名實兼收&rsquo，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⑤，實際上發出整饬吏治的通告。
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缵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⑥，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對朋黨。
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
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幹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标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
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⑦。
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系，因此宣稱，欲“将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①。
“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②。
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内容，此外，他認為“有①《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條，原件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②《上谕内閣》，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拱北樓書局版影印本。
①《清世宗實錄》卷3。
②《上谕内閣》，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谕。
③“朱批谕旨·範時繹奏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緒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縮印本。
④《朱批谕旨·田文鏡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⑤《清世宗實錄》卷3。
⑥《清世宗實錄》卷13。
⑦《清世宗實錄》卷6。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條。
②《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條。
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
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
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
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這一政綱，需要制定者有相應的施政智能和氣魄，方有可能實現，雍正帝恰是這樣的君主。
鄂爾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實錄》，說雍正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
天章睿發，立就萬言。
書法道雄，妙兼衆體。
每籌度事理，評骘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
韬略機宜，皆所洞悉”③。
這些評論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事實。
雍正帝自幼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漢文，熟悉儒家經典，并能有自己的理解。
他具有較多的曆史知識，能
六歲進尚書房，稍長，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辦理一些政事。
十六歲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允祉往祭曲阜孔廟，十九歲，随從康熙帝征讨噶爾丹，掌管正紅旗大營，又往遵化暫安奉殿祭祀孝莊文皇後，二十一歲受封為貝勒。
二十三歲侍從康熙帝視察永定河工地，檢驗工程質量。
二十五歲，随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從南巡江浙，對治理黃河、淮河工程進行驗收。
三十二歲時，始封為雍親王。
四十四歲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慶，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參加貢士會試試卷複查事務，冬至時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
次年，清查京、通兩倉，又秉命冬至祭天。
胤禛的這些活動，對他來說有兩重意義，一是由于他多次随從巡幸、外出代辦政務，足迹遍于中國主要地區，使他有機會了解各地經濟物産，山川水利，民間風俗，宗教信仰，曆史問題，取得了關于民事的第一手資料；二是觀察了康熙帝處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鍛煉了處理某些政事的能力，獲得了從政的一些經驗。
這兩個方面的因素，對雍正帝日後治理國事都有很大的實踐意義。
不過對他影響至大的，還是康熙後期的儲位鬥争。
允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為皇太子，時間漸久，自成一大政治勢力，企圖早日繼位，便與父皇發生權力沖突，康熙帝一氣之下，于四十七年将其廢黜。
諸皇子乘機謀取儲位，皇長子允禔率先活動，受到康熙帝的指責，轉而支持皇八子允禩。
允禩早與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聯結，以行仁義收攬人心，被朝臣舉薦為皇儲。
康熙帝對他本有好感，但對他露骨地謀求儲位深為不滿，予以擯斥。
康熙帝為平息諸子的争競，于四十八年（1709）再立允礽，同時封諸子為親王、郡王、貝子，胤禛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封為雍親王的。
胤禛也參與了這場儲貳鬥争，不過他不是為自己奪嫡，卻是向康熙帝說允礽的好話，又同時與允禩保持聯系。
當康熙帝因廢太子而傷心生病時，他自願擔任護理，請醫調治。
他八面玲珑，處處做好人，表現出政治上的圓滑和活動能力。
允礽再立後，為鞏固儲位又進行了一些非法活動，引起父皇不快，于五十年（1711）再次将他廢黜。
以後不斷有朝臣為他複位奔忙，均遭康熙帝處罰。
允礽被遺棄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卻未令人替補，惹得諸皇子為之大動心機。
允禩有資本，繼續活動，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責。
他的同夥允禵“虛賢下士”，聯絡各方人士，“頗有所圖”①。
允禵于五十七年（1718）受命為撫遠大将軍，出征西北，指揮兩路清軍入藏，送達賴六世至拉薩，驅逐了一度盤踞在西藏的準噶爾人的勢力，穩定了西藏局勢。
他的聲譽日高，有可能成為儲君。
誠親王允祉受命開蒙養齋館，身邊聚集着一群學人。
他也“希冀儲位”，以至允礽再廢後，竟“以儲君自命”①。
在諸皇子營求儲貳的明争暗鬥中，胤禛毫不讓人，不過他的表現方式多①《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
①《上谕内閣》，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谕。
少與衆不同。
胤禛深知，允礽再廢後，誰活動有力，誰就可能謀得太子地位。
他的辦法是：一要想方設法取得父皇的寵愛；二要以廢太子虐待昆季為戒，妥善處理好弟兄間關系；三要加意聯絡百官，尤其對康熙帝身邊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為籌建江山的基幹。
胤禛采取兩面派活動手法，外弛而内張，哄騙康熙帝、政敵和百官，取得了效果。
康熙帝命他參加一些政務活動，還屢次去他的花園，與家人團聚，又召見胤禛的兒子弘曆（乾隆帝），帶到宮中養育。
胤禛建立了一個小集團，其中有理藩院尚書、步軍統領隆科多、川陝總督年羹堯等人。
康熙帝晚年，儲位久虛，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連國法、家法也毫無顧忌。
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對允禵、胤禛有所偏愛，看來他要在這兩人中選擇一個。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聖祖遺诏：“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②。
雍正帝繼位不久，社會上就流傳他篡改康熙帝遺诏的說法：“聖祖皇帝原傳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lsquo十&rsquo字改為&lsquo于&rsquo字”篡的位①。
康熙帝是否遺命允禵嗣統？這種傳說确有令人生疑之點。
清朝制度，稱皇帝的兒子必冠以“皇”字，如稱十四子必雲“皇十四子”，若改遺诏“十”字為“于”字，則诏書文字應成為“皇于四子”，于文理不通，雍正帝怎能以此明目昭彰的作僞奪位呢？ 從現在已掌握的資料看，說康熙帝要傳位雍正帝或允禵，都缺乏足夠的證據。
所以這個問題仍可存疑。
但是按康熙帝遺願胤禛合法繼位的說法較可信，而指定允禵嗣統說的曆史資料則更缺乏可靠性。
胤禛做了皇帝，以四十五歲的中年開始了君臨天下的政治生涯，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他的個人曆史，自然地劃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雍正帝在儲位鬥争中的勝利，有其必然性，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務實精神會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屬人戴铎曾向大學士李光地稱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為。
”②事實上，在争奪皇儲的鬥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頓積習的振作有為的政治方針，與允禩的仁義方針相對立，以争取人心。
第二，他善于耍兩面派手法，從而欺騙了對手和康熙帝，使政敵不以他為意，沒有集中力量對付他，從而輕巧地取得成功。
第三，他有一個集團，在關鍵時刻用上了力，如通過隆科多穩定京中局勢，通過年羹堯控制允禵和穩定西北地區。
康熙朝的儲位之争是統治者内部最高層次的權力争奪，凡參與者手腳都不會幹淨，都不那麼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禩、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繼承人，誰上台都有謀奪的成分，都有可指責之處，但是過往較多的評論，贊揚允禵，貶責胤禛，同情允禩，這未必公允。
儲位之争長達十幾年，把一部分貴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傳教士卷了進去，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這種情況預示，它不會随着胤禛的繼位而徹底結束，胤禛還必須把這一鬥争進行到底，這自然會影響雍正年間的政治。
②原件藏北京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①《大義覺迷錄》，見《清史資料》第四輯121頁。
②《文獻叢編》第三輯《戴铎奏折（康熙五十七年折）》。
第二節 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 雍正帝在康熙後期參與了儲位鬥争，形成他對社會政治的看法。
他說：“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托，欺罔蒙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面從背非，種種惡劣之習，皆朕之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較之古來以藩王而入承大統，如漢文帝輩，朕之見聞更過之。
”①他深知康熙後期的社會問題，如朋黨鬥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實行，加速了貧富矛盾的積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繼續解決與準噶爾部的矛盾；國帑空虛。
他針對現實，結合自己的理想，産生他的政治綱領。
雍正帝在即位的當月，谕令大學士、尚書、侍郎：“政事中有應行應革能裨益國計民生者，爾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
”②緊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給地方各級文武官員分别發布的上谕中，講古代純臣，皆“興利除弊，以實心，行實政”①，發出為國計民生進行興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
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對因循苟且。
雍正帝認為他即位時“人心玩愒已久，百弊叢生”，“若不懲創，将來無所底止”②，屢屢告誡臣下，不可“因循玩愒”③。
他針對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張“着意搜剔”，把攻擊這是“多事”的人斥為“淺見無知輩”④。
他反對因循守舊，是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礙。
第二，整頓吏治，以利民生。
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給總督的上谕中說：“今之居官者，釣譽以為名，肥家以為實，而曰&lsquo名實兼收&rsquo，不知所謂名實者果何謂也”⑤，實際上發出整饬吏治的通告。
他在登極一周年的時候又說：“朕缵承丕基，時刻以吏治兵民為念”⑥，表明他企圖通過整頓吏治，達到富國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對朋黨。
雍正帝從親身體驗中深知朋黨的危害：朋黨各行其是，破壞朝政統一，損害君主權威。
朋黨之間互相攻擊，任用私人，不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則，也幹擾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權柄；朋黨各抒政見，自我标榜，批評朝政，擾亂君主視聽，妨礙堅持既定的政策。
所以他說“朋黨最為惡習”⑦。
他反對的朋黨包括科甲出身官員的師生同年的宗派關系，因此宣稱，欲“将唐宋元明積染之習盡行洗滌”①。
“務期振數百年頹風，以端治化之本”②。
表明他為澄清政治、醫治痼疾的決心。
興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個内容，此外，他認為“有①《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條，原件藏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②《上谕内閣》，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拱北樓書局版影印本。
①《清世宗實錄》卷3。
②《上谕内閣》，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谕。
③“朱批谕旨·範時繹奏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緒十三年上海點石齋縮印本。
④《朱批谕旨·田文鏡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⑤《清世宗實錄》卷3。
⑥《清世宗實錄》卷13。
⑦《清世宗實錄》卷6。
①《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條。
②《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條。
治人無治法”，以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辦好，這是他的基本觀念。
他主張“為政務實”，即從實際出發，踏實地辦事，這是他的思想靈魂。
他主張施政嚴猛，要有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
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觀念中，興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為政的基本特色。
這一政綱，需要制定者有相應的施政智能和氣魄，方有可能實現，雍正帝恰是這樣的君主。
鄂爾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實錄》，說雍正帝“幼耽書詩，博覽弗倦，精究理學之原，旁徹性宗之旨。
天章睿發，立就萬言。
書法道雄，妙兼衆體。
每籌度事理，評骘人才，因端竟委，燭照如神。
韬略機宜，皆所洞悉”③。
這些評論雖不無溢美之辭，但基本上是事實。
雍正帝自幼受嚴格的教育，掌握了滿文、漢文，熟悉儒家經典，并能有自己的理解。
他具有較多的曆史知識，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