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蒲松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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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孫陽憐瘦骨，欲從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綠，碧血青磷恨不休。
”這裡抒發的是憂憤，是懷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為人作幕一生。
終于，在這一年的秋天，他便辭幕返回故鄉了。
作幕生涯隻有一年，但對蒲松齡的創作生活大有裨益。
首先，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遊，大開眼界，飽覽風光，開闊了胸襟，陶冶了性情。
一年間，他對南方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也有所了解，這對他創作以南方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練》、《五通》等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蓮香》作于南遊期間，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幕賓生涯使他有機會接觸封建官僚機構的各色人等。
可以說幕賓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髒，熟悉了其中種種内情，這就為他在《聊齋志異》中描繪、揭露官場的弊害生出各種新巧的構思打下了厚實的生活根基。
再次，在作幕賓期間，他還得以接觸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顧青霞、周小史，蒲松齡都有詩歌詠過她們。
在《傷顧青霞》一詩中對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傷，這與《聊齋志異》多篇對年輕鬼女的描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創作素材。
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憤》詩中所說：“漫向風塵試壯遊，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聞總入狐鬼史，鬥酒難消磊塊愁。
”這裡不僅表明他寫作《聊齋志異》時間較長，也說明他積累較多。
《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郵翁紫霞”提供的材料。
還有，詩中把“狐鬼史”與“磊塊愁”聯系起來，說明這時作者已有明确的創作意圖，是作為“孤憤”之書來寫作了。
第四節 貧病交加，筆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齡自淮揚返裡。
次年，他應鄉試，又沒有中試，盡管他帶着孫蕙的一封薦書，也沒起作用。
這時他的心情痛苦之極，每年“營巢抱卵，拙似春鸠，銜草随陽，勞同秋燕”，“場屋中更更漏聞”，“風檐下步步镂心”，結果還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
這時他真的是“三載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氣已闌珊”①。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時又“連歲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帶大旱，蒲松齡處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
所謂“貧因荒益累，愁與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饑”（《寄弟》）；“午時無米煮麥粥”（《日中飯》），都是這一時期寫下的詩句，到他老母亡故時，以緻無錢治具，告貸無門，最後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
這位小說家和詩人的窮困已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艱苦歲月中，蒲松齡依然堅持《聊齋志異》的寫作，他雖也産生過“鬼狐事業屬他輩”的念頭，卻始終未辍筆。
就在四十歲那年春天，這部傑作初具規模，并開始流傳，蒲松齡感慨之餘，乃作《聊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
文中寫道：“門庭之凄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
”可見他是在相當清苦的生活中進行寫作的。
①《蒲松齡集》。
第五節 坐館四十年 家庭生活難以為繼，又不願為人作幕，也就隻好到缙紳人家去坐館了。
大約從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齡開始了長達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師生涯。
初始，蒲松齡在本邑城北豐泉鄉王家坐館，與王敷政的幾個弟弟一正、居正、觀正及其堂弟王體正相處極為融洽，時有詩歌唱和。
蒲松齡在王觀正死後寫的悼詩《夢王如水》，盡情地抒發了他的沉痛之感，說明他們之間的深情厚誼。
蒲松齡大約在王家呆了兩年以後，就到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讨唐夢赉家去做西賓了。
唐夢赉極欣賞蒲松齡的才華，後數年唐夢赉為《聊齋志異》作序，說蒲松齡“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
于制舉之暇，凡所見聞，辄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
向得其一卷，辄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餘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
可以說，唐夢赉是蒲松齡的知音，也是最早贊賞《聊齋志異》的人。
大約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齡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初次結集，作《聊齋自志》，高珩為之寫序，闡述該書之特點和價值，以相推獎。
這些都說明蒲松齡的藝術才華和《聊齋志異》的價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
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齡在鄉試中又名落孫山，蹭蹬的命運和貧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圍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齡年逾不惑，窮愁不遇，功名無望，貧病交加。
然而可以慶幸的是，從這一年開始，他不再飄若萍梗，已有了一個比較安适的館去坐，淄川五村西鋪的顯宦畢家，聘他為西席。
蒲松齡遂設帳于綽然堂。
畢家在明末是個名門望族，号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
蒲松齡的東家是刺史畢際有。
這位畢際有，字載績，順治三年（1645）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後升江南通州知府。
因解運漕糧，積年挂欠
尚有孫陽憐瘦骨，欲從玄石葬荒丘。
北邙芳草年年綠，碧血青磷恨不休。
”這裡抒發的是憂憤，是懷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為人作幕一生。
終于，在這一年的秋天，他便辭幕返回故鄉了。
作幕生涯隻有一年，但對蒲松齡的創作生活大有裨益。
首先，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遠遊，大開眼界，飽覽風光，開闊了胸襟，陶冶了性情。
一年間，他對南方的生活狀況、風俗習慣也有所了解，這對他創作以南方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練》、《五通》等顯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蓮香》作于南遊期間，是可以肯定的。
其次，幕賓生涯使他有機會接觸封建官僚機構的各色人等。
可以說幕賓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髒，熟悉了其中種種内情，這就為他在《聊齋志異》中描繪、揭露官場的弊害生出各種新巧的構思打下了厚實的生活根基。
再次，在作幕賓期間，他還得以接觸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顧青霞、周小史，蒲松齡都有詩歌詠過她們。
在《傷顧青霞》一詩中對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傷，這與《聊齋志異》多篇對年輕鬼女的描寫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創作素材。
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憤》詩中所說：“漫向風塵試壯遊，天涯浪迹一孤舟。
新聞總入狐鬼史，鬥酒難消磊塊愁。
”這裡不僅表明他寫作《聊齋志異》時間較長，也說明他積累較多。
《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郵翁紫霞”提供的材料。
還有，詩中把“狐鬼史”與“磊塊愁”聯系起來，說明這時作者已有明确的創作意圖，是作為“孤憤”之書來寫作了。
第四節 貧病交加，筆耕不辍 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齡自淮揚返裡。
次年，他應鄉試，又沒有中試，盡管他帶着孫蕙的一封薦書，也沒起作用。
這時他的心情痛苦之極，每年“營巢抱卵，拙似春鸠，銜草随陽，勞同秋燕”，“場屋中更更漏聞”，“風檐下步步镂心”，結果還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
這時他真的是“三載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氣已闌珊”①。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時又“連歲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帶大旱，蒲松齡處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艱難困苦的時期。
所謂“貧因荒益累，愁與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饑”（《寄弟》）；“午時無米煮麥粥”（《日中飯》），都是這一時期寫下的詩句，到他老母亡故時，以緻無錢治具，告貸無門，最後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
這位小說家和詩人的窮困已達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艱苦歲月中，蒲松齡依然堅持《聊齋志異》的寫作，他雖也産生過“鬼狐事業屬他輩”的念頭，卻始終未辍筆。
就在四十歲那年春天，這部傑作初具規模，并開始流傳，蒲松齡感慨之餘，乃作《聊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
文中寫道：“門庭之凄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
”可見他是在相當清苦的生活中進行寫作的。
①《蒲松齡集》。
第五節 坐館四十年 家庭生活難以為繼，又不願為人作幕，也就隻好到缙紳人家去坐館了。
大約從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齡開始了長達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師生涯。
初始，蒲松齡在本邑城北豐泉鄉王家坐館，與王敷政的幾個弟弟一正、居正、觀正及其堂弟王體正相處極為融洽，時有詩歌唱和。
蒲松齡在王觀正死後寫的悼詩《夢王如水》，盡情地抒發了他的沉痛之感，說明他們之間的深情厚誼。
蒲松齡大約在王家呆了兩年以後，就到罷職歸田的翰林院檢讨唐夢赉家去做西賓了。
唐夢赉極欣賞蒲松齡的才華，後數年唐夢赉為《聊齋志異》作序，說蒲松齡“幼而穎異，長而特達，下筆風起雲湧，能為載記之言。
于制舉之暇，凡所見聞，辄為筆記，大要多鬼狐怪異之事。
向得其一卷，辄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閱之，凡為餘所習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見，而與夏蟲語冰也”。
可以說，唐夢赉是蒲松齡的知音，也是最早贊賞《聊齋志異》的人。
大約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齡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館。
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初次結集，作《聊齋自志》，高珩為之寫序，闡述該書之特點和價值，以相推獎。
這些都說明蒲松齡的藝術才華和《聊齋志異》的價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
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齡在鄉試中又名落孫山，蹭蹬的命運和貧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圍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齡年逾不惑，窮愁不遇，功名無望，貧病交加。
然而可以慶幸的是，從這一年開始，他不再飄若萍梗，已有了一個比較安适的館去坐，淄川五村西鋪的顯宦畢家，聘他為西席。
蒲松齡遂設帳于綽然堂。
畢家在明末是個名門望族，号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
蒲松齡的東家是刺史畢際有。
這位畢際有，字載績，順治三年（1645）拔貢入監，考授山西稷山知縣，後升江南通州知府。
因解運漕糧，積年挂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