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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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他雖曾以“人各有心”之語辭卻，但方以智仍苦勸，故作詩述懷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終不能從”⑤之意。
夏，方以智赴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一說方被清統治者捕送廣東，途中病故）。
次年三月，王夫之聽說他所尊敬的前輩郭都賢因文字獄遇害于江陵，即作詩悼之⑥。
八月，得方以智暴①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60頁。
②《讀四書大全說》第458、459頁。
③《讀四書大全說》第17頁。
④《讀四書大全說》第172頁。
⑤《讀四書大全說》第248頁。
⑥《讀四書大全說》第601、599頁。
⑦《王船山詩文集》第172頁。
⑧王夫之：《春秋世論序》。
①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65頁。
②王夫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士文伯論日食》。
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吳征百牢》。
④見《王船山詩文集》第214頁。
⑤王夫之：《南窗漫記》。
⑥《王船山詩文集》第383頁。
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詩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寫了《禮記章句》部分初稿。
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吳三桂叛清，揭開了“三藩之亂”的序幕。
次年正月，吳三桂遣軍先後攻入沅州、常德、嶽州、衡陽。
從這時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遊，往來于湘鄉、湘潭、長沙、湘陰、嶽陽和萍鄉等地。
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發（時居衡陽鬥嶺）一樣，不屑接受吳三桂的“延緻”①，“堅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聽到吳三桂宣稱要奉崇祯帝太子“登大寶”的消息，又為之“喜欲狂”③，不僅自己考慮置身“鐵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認識或和他有某種聯系的已參加吳三桂陣營的官員勇于北上攻戰⑤，從而“滌六宇之霾雲”⑥。
但是，他在覺察到“興亡多事天難定”⑦時（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觀生居”遷到那裡，一面治學，一面靜觀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開始撰《周易大象解》，認為“象”與彖爻“别為一義”，不可用“象”來“釋彖爻”，指出“象”乃“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于筮”⑨。
夏秋間，王夫之赴長沙、湘鄉，和蒙正發、劉近魯、唐端笏、劉象賢及明宗室朱翠濤對時局有所商談。
次年二月，清軍“夾攻長沙”⑩，三月，清軍擊敗吳三桂據守吉安之軍。
王夫之見吳三桂接連失利，且無複明之意，就決心退隐。
七月，他将《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這部著作，不着重于立言，乃授徒講義（時唐端笏和章曠之子章有谟從王夫之學《禮記》。
《大學》、《中庸》兩篇，仍用朱熹章句。
因此，内容多陳舊，表現對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的崇尚與維護；但其中亦不乏精義，如在認識論上強調“知行相資以為用”①，提倡“勤于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認為“教”與“政”是治國的關鍵，“語其本末，則教本也，政末也；語其先後，則政立而後教可施焉”③；又強調教師對學生必須“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誘”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十一月初五日，吳三桂敗走衡陽⑤，到第二年（康熙⑦《王船山詩文集》第215頁。
①王夫之：《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右給事蒙公墓志銘》，引自《永曆實錄》，嶽麓書社1982年版。
②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年3期。
③王夫之：《三月七日所聞》，《王船山詩文集》第389頁。
④王夫之：《上湘旅興》，《王船山詩文集》第207頁。
⑤參閱王夫之《安遠公所遣都護劉君過寓庵問病歌以贈之》，《王船山詩文集》第387頁。
⑥王夫之：《雙鶴瑞舞賦》，載《文物》1982年7月15日。
⑦王夫之：《留别聖功》，《王船山詩文集》第392頁。
⑧王夫之自撰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王敔說作于“晚年”（《姜齋公行述》），大概是王夫之在感到複明的希望渺茫，打算遁隐長期從事著述的心情支配下，寫而貼于“觀生居”堂屋壁上的。
⑨王夫之：《周易大象解序》。
⑩《清史列傳》卷80《吳三桂傳》。
①王夫之：《禮記章句》卷31。
②《禮記章句》卷9。
③《禮記章句》卷5。
④《禮記章句》卷18。
⑤光緒補刊《衡州府志》卷29《兵燹》。
十七年）二月謀稱帝，其部下決定上表勸進，并派人請王夫之執筆。
王夫之拒絕說：“我安能作此天不蓋、地不載語耶？”接着又說：“某先朝遺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發不祥之語耶？”⑥那個人驚愕地退出。
王夫之随即逃藏深山。
當三月初二日吳三桂于衡陽回雁峰前的饅頭嶺建壇即位時，王夫之憤慨地作《祓禊賦》，抒發了對吳三桂稱帝的鄙視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
八月十七日吳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将受玷污的顧慮。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軍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雞村（在蒸水南岸），撰《莊子通》。
他對于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固然不滿，但認為“因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⑦。
隻要“以物為師”而不“師心”⑧，并堅持“有經”⑨，就可以運用改造過的莊子之“術”來對待當時充滿矛盾的社會環境。
三月，王夫之返草堂。
清統治者對他很懷疑，常派人暗中偵伺①。
在這種情況下，他毫不畏懼，仍然撰寫着《四書訓義》（後編為三十八卷）。
這是一種授徒講義，保留了程朱學派特别是朱熹的很多觀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書章句》進行闡述的），但也間有新意，如在人性論上不贊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觀點，強調性受之于“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給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強調“必以學為成人之道”③，并提倡“學”與“思”相結合④；在經濟思想上承認商賈具有“通天下之貨賄”的社會職能，強調“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
次年春，編《六十自定稿》（詩集）。
康熙二十年春夏間，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緻力于學術研究。
秋，應僧先開之請，撰《相宗絡索》，對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範疇體系作了簡明的介紹。
同時，他又給弟子講解《莊子》，撰《莊子解》三十卷。
它雖與《莊子通》一樣，批判了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但對莊子頗表同情，認為其持論“皆通于一，而兩行無礙”，“其高過于老氏，而不啟天下險測之機”⑥，甚至說其“救道于裂”⑦，表示有所肯定。
次年九月，撰《說文廣義》兩卷。
他對許慎《說文》所收之字，從宗六書而不泥古的角度進行了較全面的探索。
他不僅重視從字形推求本義，據本義推求引申義，而且根據本字本義推求“孳乳”之字。
他還注意從不同的方音分析字義的多樣性，但在讀音上卻不贊成字義同而發為數音。
他糾正了《說文》中的某些舛錯，彌補了其中某些阙漏，但亦有不夠精審之處。
十月，王夫之撰《噩夢》，旨在救時政之“極弊”而“蘇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責“夫家之征，并入田畝”，使農民“以有田為禍”，希望減輕對農民的征斂；主張“軍衛聚屯于邊”，以⑥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⑦王夫之：《莊子通序》。
⑧王夫之：《莊子通·人間世》。
⑨《莊子通·養生主》。
①參閱王夫之《勘破窗紙者爰書》和《齋中守犬銘》，《王船山詩文集》第127、123頁。
②王夫之：《四書訓義》卷2。
③《四書訓義》卷18。
④《四書訓義》卷6。
⑤《四書訓義》卷38。
⑥王夫之：《莊子解》卷33。
⑦王夫之：《莊子解》卷33。
①王夫之：《噩夢序》。
“固中區”；反對“問刑官故出入人罪”，認為對“故入決遣”者尤應嚴懲；反對“鬻官”和“鬻士”；主張廢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針對明末積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見。
又次年，王夫之将自己所作的《詩廣傳》重新訂定（編為五卷）。
他從儒家的“詩教”出發，對《詩經》中所表現的“情”，提高到“治道”上進行分析，認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主張“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發”②。
因此，他推重“夷猶婉娩”的作品，而對于“迫矯而無馀思”和帶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詩篇，都非常不滿。
但這部著作也有不少進步的精辟的内容，如同情在暴君貪官壓榨下的人民，主張适當地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欲望；強調“善取民者，視民之豐，勿視國之急”；認為“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和希望“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以及肯定社會曆史進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漸愈。
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勵人們不為“習氣”所移，而注重道德修養，同時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後學所宣揚的“無善無惡”觀點。
但他诋“庶民”為“禽獸”，則表現了嚴重的階級局限性。
次年春，王夫之撰《張子正蒙注》九卷①。
他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認為氣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無“生滅”；指出“非有一，則無兩”，“惟兩端疊運，遂成對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統一中有對立；并且承認矛盾的鬥争性：“剛柔、寒暑、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但彼此“無終相敵之理”，結果還是“和而解”③。
這就宣揚了矛盾融
夏，方以智赴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一說方被清統治者捕送廣東，途中病故）。
次年三月，王夫之聽說他所尊敬的前輩郭都賢因文字獄遇害于江陵，即作詩悼之⑥。
八月，得方以智暴①王夫之：《讀四書大全說》，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60頁。
②《讀四書大全說》第458、459頁。
③《讀四書大全說》第17頁。
④《讀四書大全說》第172頁。
⑤《讀四書大全說》第248頁。
⑥《讀四書大全說》第601、599頁。
⑦《王船山詩文集》第172頁。
⑧王夫之：《春秋世論序》。
①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65頁。
②王夫之：《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士文伯論日食》。
③《續春秋左氏傳博議》卷下《吳征百牢》。
④見《王船山詩文集》第214頁。
⑤王夫之：《南窗漫記》。
⑥《王船山詩文集》第383頁。
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詩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寫了《禮記章句》部分初稿。
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吳三桂叛清，揭開了“三藩之亂”的序幕。
次年正月，吳三桂遣軍先後攻入沅州、常德、嶽州、衡陽。
從這時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遊，往來于湘鄉、湘潭、長沙、湘陰、嶽陽和萍鄉等地。
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發（時居衡陽鬥嶺）一樣，不屑接受吳三桂的“延緻”①，“堅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聽到吳三桂宣稱要奉崇祯帝太子“登大寶”的消息，又為之“喜欲狂”③，不僅自己考慮置身“鐵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認識或和他有某種聯系的已參加吳三桂陣營的官員勇于北上攻戰⑤，從而“滌六宇之霾雲”⑥。
但是，他在覺察到“興亡多事天難定”⑦時（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觀生居”遷到那裡，一面治學，一面靜觀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開始撰《周易大象解》，認為“象”與彖爻“别為一義”，不可用“象”來“釋彖爻”，指出“象”乃“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于筮”⑨。
夏秋間，王夫之赴長沙、湘鄉，和蒙正發、劉近魯、唐端笏、劉象賢及明宗室朱翠濤對時局有所商談。
次年二月，清軍“夾攻長沙”⑩，三月，清軍擊敗吳三桂據守吉安之軍。
王夫之見吳三桂接連失利，且無複明之意，就決心退隐。
七月，他将《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
這部著作，不着重于立言，乃授徒講義（時唐端笏和章曠之子章有谟從王夫之學《禮記》。
《大學》、《中庸》兩篇，仍用朱熹章句。
因此，内容多陳舊，表現對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範的崇尚與維護；但其中亦不乏精義，如在認識論上強調“知行相資以為用”①，提倡“勤于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認為“教”與“政”是治國的關鍵，“語其本末，則教本也，政末也；語其先後，則政立而後教可施焉”③；又強調教師對學生必須“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誘”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十一月初五日，吳三桂敗走衡陽⑤，到第二年（康熙⑦《王船山詩文集》第215頁。
①王夫之：《明文林郎戶科右給事兼掌兵科右給事蒙公墓志銘》，引自《永曆實錄》，嶽麓書社1982年版。
②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載《中國哲學史研究》1983年3期。
③王夫之：《三月七日所聞》，《王船山詩文集》第389頁。
④王夫之：《上湘旅興》，《王船山詩文集》第207頁。
⑤參閱王夫之《安遠公所遣都護劉君過寓庵問病歌以贈之》，《王船山詩文集》第387頁。
⑥王夫之：《雙鶴瑞舞賦》，載《文物》1982年7月15日。
⑦王夫之：《留别聖功》，《王船山詩文集》第392頁。
⑧王夫之自撰堂聯“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王敔說作于“晚年”（《姜齋公行述》），大概是王夫之在感到複明的希望渺茫，打算遁隐長期從事著述的心情支配下，寫而貼于“觀生居”堂屋壁上的。
⑨王夫之：《周易大象解序》。
⑩《清史列傳》卷80《吳三桂傳》。
①王夫之：《禮記章句》卷31。
②《禮記章句》卷9。
③《禮記章句》卷5。
④《禮記章句》卷18。
⑤光緒補刊《衡州府志》卷29《兵燹》。
十七年）二月謀稱帝，其部下決定上表勸進，并派人請王夫之執筆。
王夫之拒絕說：“我安能作此天不蓋、地不載語耶？”接着又說：“某先朝遺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發不祥之語耶？”⑥那個人驚愕地退出。
王夫之随即逃藏深山。
當三月初二日吳三桂于衡陽回雁峰前的饅頭嶺建壇即位時，王夫之憤慨地作《祓禊賦》，抒發了對吳三桂稱帝的鄙視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
八月十七日吳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将受玷污的顧慮。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軍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雞村（在蒸水南岸），撰《莊子通》。
他對于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固然不滿，但認為“因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⑦。
隻要“以物為師”而不“師心”⑧，并堅持“有經”⑨，就可以運用改造過的莊子之“術”來對待當時充滿矛盾的社會環境。
三月，王夫之返草堂。
清統治者對他很懷疑，常派人暗中偵伺①。
在這種情況下，他毫不畏懼，仍然撰寫着《四書訓義》（後編為三十八卷）。
這是一種授徒講義，保留了程朱學派特别是朱熹的很多觀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書章句》進行闡述的），但也間有新意，如在人性論上不贊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觀點，強調性受之于“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給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強調“必以學為成人之道”③，并提倡“學”與“思”相結合④；在經濟思想上承認商賈具有“通天下之貨賄”的社會職能，強調“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
次年春，編《六十自定稿》（詩集）。
康熙二十年春夏間，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緻力于學術研究。
秋，應僧先開之請，撰《相宗絡索》，對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範疇體系作了簡明的介紹。
同時，他又給弟子講解《莊子》，撰《莊子解》三十卷。
它雖與《莊子通》一樣，批判了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但對莊子頗表同情，認為其持論“皆通于一，而兩行無礙”，“其高過于老氏，而不啟天下險測之機”⑥，甚至說其“救道于裂”⑦，表示有所肯定。
次年九月，撰《說文廣義》兩卷。
他對許慎《說文》所收之字，從宗六書而不泥古的角度進行了較全面的探索。
他不僅重視從字形推求本義，據本義推求引申義，而且根據本字本義推求“孳乳”之字。
他還注意從不同的方音分析字義的多樣性，但在讀音上卻不贊成字義同而發為數音。
他糾正了《說文》中的某些舛錯，彌補了其中某些阙漏，但亦有不夠精審之處。
十月，王夫之撰《噩夢》，旨在救時政之“極弊”而“蘇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責“夫家之征，并入田畝”，使農民“以有田為禍”，希望減輕對農民的征斂；主張“軍衛聚屯于邊”，以⑥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⑦王夫之：《莊子通序》。
⑧王夫之：《莊子通·人間世》。
⑨《莊子通·養生主》。
①參閱王夫之《勘破窗紙者爰書》和《齋中守犬銘》，《王船山詩文集》第127、123頁。
②王夫之：《四書訓義》卷2。
③《四書訓義》卷18。
④《四書訓義》卷6。
⑤《四書訓義》卷38。
⑥王夫之：《莊子解》卷33。
⑦王夫之：《莊子解》卷33。
①王夫之：《噩夢序》。
“固中區”；反對“問刑官故出入人罪”，認為對“故入決遣”者尤應嚴懲；反對“鬻官”和“鬻士”；主張廢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針對明末積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見。
又次年，王夫之将自己所作的《詩廣傳》重新訂定（編為五卷）。
他從儒家的“詩教”出發，對《詩經》中所表現的“情”，提高到“治道”上進行分析，認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主張“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發”②。
因此，他推重“夷猶婉娩”的作品，而對于“迫矯而無馀思”和帶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詩篇，都非常不滿。
但這部著作也有不少進步的精辟的内容，如同情在暴君貪官壓榨下的人民，主張适當地滿足人們的物質生活欲望；強調“善取民者，視民之豐，勿視國之急”；認為“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和希望“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以及肯定社會曆史進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漸愈。
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勵人們不為“習氣”所移，而注重道德修養，同時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後學所宣揚的“無善無惡”觀點。
但他诋“庶民”為“禽獸”，則表現了嚴重的階級局限性。
次年春，王夫之撰《張子正蒙注》九卷①。
他繼承和發展了張載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認為氣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無“生滅”；指出“非有一，則無兩”，“惟兩端疊運，遂成對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統一中有對立；并且承認矛盾的鬥争性：“剛柔、寒暑、生殺必相反而相為仇”，但彼此“無終相敵之理”，結果還是“和而解”③。
這就宣揚了矛盾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