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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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論。
他認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④，即必須由感覺器官與客觀對象相接觸而引起思維活動，才能認識事物。
他看出了“見聞之知”不能使人們認識事物的本質，但将其否定而誇大“德性之知”⑤，卻表現了唯心論唯理論的傾向。
他認為作為“生之理”的人性本來“無惡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将以前荀悅、韓愈等所說的“性”改稱為“才”）而又“染于習”⑥，就使性受蔽而行為趨于“惡”了。
這種論證，比以前的人性論前進了一步⑦。
八月，王夫之撰《楚辭通釋》十四卷。
他根據王逸的《楚辭章句》進行改編，“删漢人無病呻吟之剿說”⑧，即将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用騷體所寫之賦删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辭》和《愛遠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
他聯系所處的明清易代之際和自己的親身遭遇，②王夫之：《詩廣傳》，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①王夫之對《張子正蒙注》未點明撰于何年，但此書闡述“太和”、“太極”含義及氣無生滅說，與《周易内傳》（卷4、卷5）所言完全相同，可見此書當成于撰寫《周易内傳》的康熙二十四年。
又《周易内傳》卷5解釋“太極”時有雲：“張子謂之太和”。
這說明《張子正蒙注》脫稿當早于撰《周易内傳》。
再以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四年的事迹推斷，則《張子正蒙注》當撰于是年春夏。
②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5、7頁。
③《張子正蒙注》第22頁。
④《張子正蒙注》第16頁。
⑤《張子正蒙注》第105、104頁。
⑥《張子正蒙注》第92、97頁。
⑦王夫之在撰《張子正蒙注》之前，曾撰《思問錄》内外篇，其内容與《張子正蒙注》“互相發明”（參閱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後編轉載《王氏族譜》之《船山先生傳》）。
⑧王夫之：《楚辭通釋》第16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深刻地闡述了屈原熱愛祖國而上不見信于君、下為群小排擠緻被放逐的憤慨思想，抒發了自己類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
這種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注釋頗多新意，糾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釋失當之處，但他也不免附會，特别是以“黃老修煉之術”②釋《遠遊》，并及《離騷》，顯系穿鑿而不足據。
九月，王夫之病中勉為門人作《周易内傳》十二卷。
這是他系統地具體地研究《周易》的著作。
對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對漢代襄楷、郎f、京房、鄭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和邵雍的“先天學”以及朱熹之“專言象占”，又不滿意于王弼黜象數而專重義理和受其影響的唐宋之易學（宋代惟推重張載）。
他指出：“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兇，即占以示學”。
又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君子之謀于易，非欲知吉兇而已，所以知憂知懼而知所擇執也。
”③這是王夫之對待《周易》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撰寫《周易内傳》的主要原則。
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周易外傳》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離“器”等哲學思想，進一步加以發揮。
他企圖從《周易》中“體天人之理”④，即力求體察“天道”以善應人事。
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長樂鄉耐園治喪事，回來後寫了《孤鴻賦》，抒發對介之的悼念和自傷孤零的感情。
六月，書寫《傳家十四戒》給長孫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為僧道”、“勿作吏胥”、“勿習拳勇咒術”、“勿作師巫及鼓吹人”、“勿立壇祀山■跳神”等戒；并囑其後裔“能士者士，次則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與其時”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體衰多病的情況下，堅持寫作《讀通鑒論》②。
在這部著作中，他認為曆史的發展既是“勢”因“理”成：“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随“勢”變：“勢相激而理随以易”③；他肯定曆史是不斷進化的，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④。
既然曆史不斷進化，因而他強調“事随勢遷，而法必變”，主張“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認為“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興亡”，所以權臣篡位而能夠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慘”，是不可非議的⑥；他不滿意于君主“任獨斷”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強調“嚴以治吏，寬以養民”，主張對人民“寬其役，薄其賦”⑧；他反對以申韓之術施政，但又認為“治道之裂，壞于無法”，因而主要用“法”來“饬吏治，恤民隐”⑨；他反對經濟封鎖，①《楚辭通釋》第74頁。
②《楚辭通釋》第4頁。
③王夫之：《周易内傳發例》。
④王夫之：《周易内傳發例·跋》。
①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後編。
②《讀通鑒論》有30卷，不可能在多病的一年中寫成，大約在幾年前即已動筆。
③《讀通鑒論》第1、2頁。
④《讀通鑒論》第694頁。
⑤《讀通鑒論》第122、726頁。
⑥《讀通鑒論》第598、345頁。
⑦《讀通鑒論》第403、440頁。
⑧《讀通鑒論》第239、631頁。
⑨《讀通鑒論》第309、956頁。
強調“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⑩；他希望漢族與少數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爾侵”，“爾不我虐”，同時強調維護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損害，認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義”①。
這些思想和主張，在當時都具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
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靈柩歸茔，回家後又患病，從此他不再出門了。
次年五月，他追憶平生交遊和詩賦往還情況，寫成《南窗漫記》。
十二月，編《七十自定稿》（詩集）。
次年四月，将《尚書引義》修訂。
秋，寫成對當時服飾禮制進行考據的《識小錄》。
九月，劉思肯來訪，給他第二次畫像（第一次畫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長沙水陸洲遇見劉思肯時），他自題《鹧鸪天》以抒情：“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雲此是姜齋。
龜于朽後随人蔔，夢未圓時莫浪猜。
誰筆仗，此形骸，閑愁輸汝兩眉開。
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
”②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發生旱災，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難，他不禁有“儉歲無多芋栗收”③之慨。
偏沅巡撫鄭端了解到這種情況，又欽佩王夫之的學問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鳴鷟“饋米币”，“囑以漁艇野服，相晤于嶽麓，并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違其素心，受米返币”，緻函自稱“南嶽遺民”以謝之④。
這說明王夫之年邁猶不願與清朝合作，堅持民族氣節。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将以前（居敗葉廬時）編選的各代詩文，加上評語⑤，并在此基礎上，撰《夕堂永日緒論》内外篇。
内篇論詩，兼及古文；外篇則側重于論制藝。
在這部著作和另外的《詩繹》（大約作于居敗葉廬時）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詩歌見解。
他主張詩歌将“興觀群怨”冶為一爐，堅持“以意為主”，并重視“宛轉屈伸”地“取勢”①。
他強調詩歌創作不能脫離“身之所曆，目之所見”②，即應以作者的生活實踐為基礎。
他認為優秀的詩歌主要由于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
”③對于那些立“門庭”、矜“家數”的徒以模拟、雕琢取勝的詩歌，他都加以指責。
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将《宋論》十五卷寫完。
他在這部著作中，較《讀通鑒論》更為集中地寄寓了借論史來總結明朝亡國的教訓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對武将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甚至加以“虐殺”④，而且對中樞文臣也“忌其持權”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盡所長以圖治安”⑤；指責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壞軍政”⑥；認為宋朝不加強防禦，對入侵的契丹（遼）、金、蒙古貴族妥協求和，而對國内人民則多方聚斂，并實行嚴刑峻法，必然難免于敗亡；批評當時朝臣結“朋⑩《讀通鑒論》第987頁。
①《讀通鑒論》第216、464頁。
②《王船山詩文集》第546頁。
③《王船山詩文集》第272頁。
④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⑤詩選定為《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等；文選定為《八代文評選》，稿佚。
①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篇》。
②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篇》。
③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篇》。
④王夫之：《宋論》第197、200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⑤《宋論》第46頁。
⑥《宋論》第200、236頁。
黨”，“宰執與台谏分為敵壘，以交戰于廷”⑦等等。
這與明朝後期（特别是崇祯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況十分類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時就鞭辟入裡，發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記》，表達自己在明亡後不願他往、樂意退隐于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終老的思想。
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嚴重，自知不起，便預先寫好墓石題名，以“明遺臣行人”自稱，并作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緻；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幸全歸于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①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年1月30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于衡陽金蘭鄉高節裡大羅山。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傳世的尚有一百種，三百九十八卷。
②⑦《宋論》第86、92頁。
①《王船山詩文集》第116頁。
他認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④，即必須由感覺器官與客觀對象相接觸而引起思維活動，才能認識事物。
他看出了“見聞之知”不能使人們認識事物的本質，但将其否定而誇大“德性之知”⑤，卻表現了唯心論唯理論的傾向。
他認為作為“生之理”的人性本來“無惡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将以前荀悅、韓愈等所說的“性”改稱為“才”）而又“染于習”⑥，就使性受蔽而行為趨于“惡”了。
這種論證，比以前的人性論前進了一步⑦。
八月，王夫之撰《楚辭通釋》十四卷。
他根據王逸的《楚辭章句》進行改編，“删漢人無病呻吟之剿說”⑧，即将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用騷體所寫之賦删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辭》和《愛遠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
他聯系所處的明清易代之際和自己的親身遭遇，②王夫之：《詩廣傳》，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①王夫之對《張子正蒙注》未點明撰于何年，但此書闡述“太和”、“太極”含義及氣無生滅說，與《周易内傳》（卷4、卷5）所言完全相同，可見此書當成于撰寫《周易内傳》的康熙二十四年。
又《周易内傳》卷5解釋“太極”時有雲：“張子謂之太和”。
這說明《張子正蒙注》脫稿當早于撰《周易内傳》。
再以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四年的事迹推斷，則《張子正蒙注》當撰于是年春夏。
②王夫之：《張子正蒙注》第5、7頁。
③《張子正蒙注》第22頁。
④《張子正蒙注》第16頁。
⑤《張子正蒙注》第105、104頁。
⑥《張子正蒙注》第92、97頁。
⑦王夫之在撰《張子正蒙注》之前，曾撰《思問錄》内外篇，其内容與《張子正蒙注》“互相發明”（參閱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後編轉載《王氏族譜》之《船山先生傳》）。
⑧王夫之：《楚辭通釋》第16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深刻地闡述了屈原熱愛祖國而上不見信于君、下為群小排擠緻被放逐的憤慨思想，抒發了自己類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
這種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注釋頗多新意，糾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釋失當之處，但他也不免附會，特别是以“黃老修煉之術”②釋《遠遊》，并及《離騷》，顯系穿鑿而不足據。
九月，王夫之病中勉為門人作《周易内傳》十二卷。
這是他系統地具體地研究《周易》的著作。
對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對漢代襄楷、郎f、京房、鄭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和邵雍的“先天學”以及朱熹之“專言象占”，又不滿意于王弼黜象數而專重義理和受其影響的唐宋之易學（宋代惟推重張載）。
他指出：“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兇，即占以示學”。
又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
君子之謀于易，非欲知吉兇而已，所以知憂知懼而知所擇執也。
”③這是王夫之對待《周易》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撰寫《周易内傳》的主要原則。
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周易外傳》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離“器”等哲學思想，進一步加以發揮。
他企圖從《周易》中“體天人之理”④，即力求體察“天道”以善應人事。
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長樂鄉耐園治喪事，回來後寫了《孤鴻賦》，抒發對介之的悼念和自傷孤零的感情。
六月，書寫《傳家十四戒》給長孫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為僧道”、“勿作吏胥”、“勿習拳勇咒術”、“勿作師巫及鼓吹人”、“勿立壇祀山■跳神”等戒；并囑其後裔“能士者士，次則醫，次則農工商賈，各惟其力與其時”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體衰多病的情況下，堅持寫作《讀通鑒論》②。
在這部著作中，他認為曆史的發展既是“勢”因“理”成：“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随“勢”變：“勢相激而理随以易”③；他肯定曆史是不斷進化的，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④。
既然曆史不斷進化，因而他強調“事随勢遷，而法必變”，主張“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認為“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興亡”，所以權臣篡位而能夠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慘”，是不可非議的⑥；他不滿意于君主“任獨斷”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強調“嚴以治吏，寬以養民”，主張對人民“寬其役，薄其賦”⑧；他反對以申韓之術施政，但又認為“治道之裂，壞于無法”，因而主要用“法”來“饬吏治，恤民隐”⑨；他反對經濟封鎖，①《楚辭通釋》第74頁。
②《楚辭通釋》第4頁。
③王夫之：《周易内傳發例》。
④王夫之：《周易内傳發例·跋》。
①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譜》後編。
②《讀通鑒論》有30卷，不可能在多病的一年中寫成，大約在幾年前即已動筆。
③《讀通鑒論》第1、2頁。
④《讀通鑒論》第694頁。
⑤《讀通鑒論》第122、726頁。
⑥《讀通鑒論》第598、345頁。
⑦《讀通鑒論》第403、440頁。
⑧《讀通鑒論》第239、631頁。
⑨《讀通鑒論》第309、956頁。
強調“天下交相灌輸而後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⑩；他希望漢族與少數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爾侵”，“爾不我虐”，同時強調維護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損害，認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義”①。
這些思想和主張，在當時都具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
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靈柩歸茔，回家後又患病，從此他不再出門了。
次年五月，他追憶平生交遊和詩賦往還情況，寫成《南窗漫記》。
十二月，編《七十自定稿》（詩集）。
次年四月，将《尚書引義》修訂。
秋，寫成對當時服飾禮制進行考據的《識小錄》。
九月，劉思肯來訪，給他第二次畫像（第一次畫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長沙水陸洲遇見劉思肯時），他自題《鹧鸪天》以抒情：“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雲此是姜齋。
龜于朽後随人蔔，夢未圓時莫浪猜。
誰筆仗，此形骸，閑愁輸汝兩眉開。
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
”②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發生旱災，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難，他不禁有“儉歲無多芋栗收”③之慨。
偏沅巡撫鄭端了解到這種情況，又欽佩王夫之的學問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鳴鷟“饋米币”，“囑以漁艇野服，相晤于嶽麓，并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違其素心，受米返币”，緻函自稱“南嶽遺民”以謝之④。
這說明王夫之年邁猶不願與清朝合作，堅持民族氣節。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将以前（居敗葉廬時）編選的各代詩文，加上評語⑤，并在此基礎上，撰《夕堂永日緒論》内外篇。
内篇論詩，兼及古文；外篇則側重于論制藝。
在這部著作和另外的《詩繹》（大約作于居敗葉廬時）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詩歌見解。
他主張詩歌将“興觀群怨”冶為一爐，堅持“以意為主”，并重視“宛轉屈伸”地“取勢”①。
他強調詩歌創作不能脫離“身之所曆，目之所見”②，即應以作者的生活實踐為基礎。
他認為優秀的詩歌主要由于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
”③對于那些立“門庭”、矜“家數”的徒以模拟、雕琢取勝的詩歌，他都加以指責。
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将《宋論》十五卷寫完。
他在這部著作中，較《讀通鑒論》更為集中地寄寓了借論史來總結明朝亡國的教訓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對武将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甚至加以“虐殺”④，而且對中樞文臣也“忌其持權”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盡所長以圖治安”⑤；指責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壞軍政”⑥；認為宋朝不加強防禦，對入侵的契丹（遼）、金、蒙古貴族妥協求和，而對國内人民則多方聚斂，并實行嚴刑峻法，必然難免于敗亡；批評當時朝臣結“朋⑩《讀通鑒論》第987頁。
①《讀通鑒論》第216、464頁。
②《王船山詩文集》第546頁。
③《王船山詩文集》第272頁。
④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⑤詩選定為《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等；文選定為《八代文評選》，稿佚。
①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篇》。
②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篇》。
③王夫之：《夕堂永日緒論·内篇》。
④王夫之：《宋論》第197、200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⑤《宋論》第46頁。
⑥《宋論》第200、236頁。
黨”，“宰執與台谏分為敵壘，以交戰于廷”⑦等等。
這與明朝後期（特别是崇祯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況十分類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時就鞭辟入裡，發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記》，表達自己在明亡後不願他往、樂意退隐于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終老的思想。
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嚴重，自知不起，便預先寫好墓石題名，以“明遺臣行人”自稱，并作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緻；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
幸全歸于茲丘，固銜恤以永世。
”①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年1月30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于衡陽金蘭鄉高節裡大羅山。
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傳世的尚有一百種，三百九十八卷。
②⑦《宋論》第86、92頁。
①《王船山詩文集》第11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