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王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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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王夫之,字而農,号姜齋,還用過其他别号①。

    湖南衡陽人。

    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陽縣曲蘭鄉湘西村),敵人尊稱船山先生。

    明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年10月7日),生于衡州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衙坪(今屬衡陽市大碼頭橫街)。

     王氏有譜牒可稽的始祖王仲一,居住揚州高郵的打魚襯。

    明洪武間,因跟随朱元璋渡江作戰有功,授山東青州府(治今山東益都)左衛正千戶。

    其子王成,參加燕王朱棣為奪取帝位而發動的“靖難之師”,以功升任衡州衛指揮佥事,遷居衡陽。

    到王夫之出生時,已經住上十代了。

     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多次參加鄉試,隻取為“副榜”,以後到北京國子監肄業期滿,也未授與官職。

    他少年時跟随衡陽有名的學者伍定相學習。

    伍“為學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水利之書,以淹貫為主”②。

    王朝聘又拜鄒德溥為師。

    鄒德溥是理學家鄒守益之孫。

    鄒守益先宗程朱,後師事王守仁,故學主折衷,一方面講良知,一方面又不願雜于禅,而兢兢于“戒懼慎獨”①。

    王朝聘受到啟迪,“以真知實踐為學”②。

    王朝聘這種思想和治學宗旨,對王夫之有很大影響。

     王朝聘有三個兒子:長介之,次參之,夫之最小。

    天啟二年(1622),夫之四歲,與二哥參之入家塾,從大哥介之受讀。

    十四歲時考中秀才,十六歲時從叔父王廷聘學詩,接受了“深不喜竟陵體”③,堅持“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媚之曼聲,振噌吰之亢韻”④的詩歌創作主張。

    崇祯九年(1636)赴武昌參加鄉試,落第。

    次年夏,從王廷聘讀史于“曳塗居”(王廷聘的居室)。

    崇祯十一年,王夫之入嶽麓書院肄業。

    他與曠鵬升等訂“行社,聚首論文,相得甚歡”⑤。

    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參加鄉試,又落第。

    十月間,他和郭風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設“匡社”,揣摩制藝,互相匡正。

    崇祯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濤園,潛心讀書其間。

    這時,湖廣提學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歲試。

    王夫之的試卷,為高世泰所稱賞,并寫下評語:“忠肝義膽,情見乎詞”⑥。

    未幾,他赴武昌參加鄉試,以《春秋》試卷列第一,中式舉人第五名。

    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會試,王夫之兄弟立即動身。

    他們于十二月初旬到達南昌,在那裡度歲。

    由于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軍已在席卷河南後進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鐘祥),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軍襲破黃梅,因而朝廷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命将本年會試改為八月舉行。

    王夫之由南昌返歸衡陽,編印《乾濤園詩集》。

    五月三十日(7月15日),張①據王之春:《船山公年譜》,還用過“賣姜翁”、“一瓠先生”、“瓠道人”、“雙髻外史”、“梼杌外史”等别号。

     ②羅正鈞:《船山師友記》,嶽麓書社1982年版,第72頁。

     ①《明史》卷282《儒林列傳》。

     ②王夫之:《顯考武夷府君行狀》,《王船山詩文集》第26頁。

     ③王夫之:《家世節錄》,《王船山詩文集》第106頁。

     ④王夫之:《牧石先生暨吳太恭人合祔墓表》,《王船山詩文集》第38頁。

    ⑤王夫之:《[曠氏]南卿公墓志銘》,載《船山學報》1981年1期。

    8頁。

    ⑥王夫之:《自序》,《王船山詩文集》第646頁。

     獻忠率軍由蕲水攻占武昌,自稱“大西王”。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0日)大西軍攻入衡州。

    張獻忠下令“開科殿試”,“考授”官吏①。

    王夫之和王介之因在郡有名望,就成為被延攬的對象。

    他們不願與大西軍合作,就在舅父譚允琳的引導下,連夜奔往南嶽蓮花峰下“草舍”藏匿,在生活上得到常居該地的夏汝弼和僧性翰的照顧,可是他們的父親王朝聘,已經衰老,不能徒步,卻被張獻忠手下的人找去,要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來佐助,王朝聘加以拒絕,準備投缳自殺。

    王夫之聞訊後,連忙“剺面刺腕”②,用毒藥敷在傷口上,叫人把他擡到大西軍的有關“官庭”中,“示不可用”③,同時謊稱王介之已死。

    張獻忠的部下見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釋放了。

    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機逃走。

    他奔往南嶽蓮花峰下(王朝聘也來此),在黑沙潭畔作《九砺》。

    此詩隻有一首保存下來,其序雲:“緣從賊者斥國為賊,恨不與俱碎,激而作此。

    ”④可見王夫之當時的立場是與農民起義軍和投奔大西軍的知識分子完全對立的。

     ①光緒《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②王夫之:《石崖先生傳略》,《王船山詩文集》第20頁。

     ③同治《衡陽縣志》卷7《人物列傳》。

     ④王夫之:《九砺之一》,《王船山詩文集》第521頁。

     第二節 堅持抗清鬥争 崇祯十七年五月,王夫之聽到李自成指揮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和甯遠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以及清統治者進入北京等消息,非常震驚,“數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辄哭”①。

    不久,王夫之聽說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弘光帝),感到十分激奮。

    ②十月,他赴東安訪友,了解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對占據北京并調兵南下的滿洲貴族缺乏警戒,不禁發出了“擊楫意不伸,臣浪終難弭”③的慨歎,表現了對時局的深憂。

    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他決定繼續在南嶽的深山中隐居,并在那“層巒聳翠,瀑布飛濺”,“景色清幽,人迹罕到”④的蓮花峰的半山腰建造“續夢庵”,作為自己和父母等的“避兵常居之所”⑤。

     順治二年(1645)夏,明湖廣提學道堵胤錫興修南嶽的二賢祠(祀朱熹、張栻),囑咐王夫之和王介之、夏汝弼經營其事,增建前棟。

    未幾,王夫之聽說清軍攻破南京弘光帝在蕪湖被俘,續寫了《悲憤詩》一百韻。

    閏六月,南明駐紮于衡山燕子窩的黃朝宣部和駐紮于攸縣的張先壁部,肆行搶掠,“弱肉強食”⑥,當地和鄰近地區的人民,備受荼毒。

    王夫之和二哥參之侍奉父親王朝聘到耒陽、興甯(即資興縣)和永興避難。

    十一月,他們才回到南嶽“續夢庵”。

    适堵胤錫重建方廣寺,便托王夫之和王介之、管嗣裘、夏汝弼襄助。

    順治三年,王夫之開始研讀《周易》。

    他将研讀《周易》的一些心得,分别寫成劄記(後編為《周易稗疏》),為以後進行系統的探索作好準備。

    接着,他編纂《蓮花志》五卷,對南嶽蓮花峰的“沿革”、“形勝”、“古迹”、“名遊”、“祀典”、“禅宿”、“物産”等,都作了簡明的叙述。

    三月,王夫之到湘鄉訪友。

    他通過耳聞目見,覺得湖廣地區存在着危機: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于上年九月接受了大順軍将領劉體純、袁宗第、郝搖旗等聯合抗清的要求。

    不久,何又同意與統率大順軍主力部隊的李錦、高一功和李自成之妻高氏聯合抗清,并奏準隆武帝,将這一部分大順軍稱為“忠貞營”,由提學道堵胤錫負責“節制”①。

    隆武帝擢堵胤錫為佥都禦史,巡撫湖廣。

    由于湖廣地區駐軍近百萬(包括南明部隊和大順軍),籌劃糧饷,極為困難,因而何騰蛟便創辦“義饷”,增加租稅,每畝田地較原額增加五倍多,仍不敷開支,又預征兩年的錢糧。

    “赇吏承風,追呼每劇,又開告讦,籍沒民财充饷,旦夕傾數十家以為常。

    ”②弄得物議紛騰,人心動搖。

    同時,何騰蛟和堵胤錫各為督師(何為湖南督帥,堵為湖北督師)存在矛盾,互相傾軋,這對于開展抗清鬥争,是極不利的。

    王夫之了解到上述情況,非常焦急,就冒着“盛夏”的酷熱,前往湘陰,會見了湖北巡撫章曠(王夫之于崇祯十五年①王敔:《姜齋公行述》。

     ②參閱王夫之:《望江南·本意五》,《王船山詩文集》第562頁。

     ③王夫之:《東安得歐陽叔敬弟詩見憶賦答》,《王船山詩文集》第523頁。

    ④王鵬:《船山公故居及其後裔概況》,載《船山學報》1984年2期。

    ⑤羅正鈞:《船山師友記》第183頁。

     ⑥光緒《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①王夫之:《永曆實錄》,嶽麓書社1982年版,第63頁。

     ②王夫之:《永曆實錄》第25頁。

     參加鄉試時的房考官)“指畫兵食,請調和南北督師,防潰變”③。

    對于籌劃“兵食”一事,章曠隻是點點頭,而對于王夫之請求他調解何騰蛟和堵胤錫之間的矛盾,他卻有所諱忌,竟對王夫之說:“本無異同,不必過慮。

    ”④王夫之不敢再說,就失望地回去了。

    他提出的意見,章曠既未付諸實現(當然,也難以實現),所以他憂慮的問題終于發生:一方面,苛峻的征斂仍未能滿足境内駐軍的糧饷的需要,那些駐軍(主要是南明原有的軍隊)就肆行劫掠,大失民心,而劉體純、袁宗第率領的大順軍,則因缺乏糧饷而考慮脫離何騰蛟(冬,劉、袁率軍離開長沙北上);另一方面,何騰蛟和堵胤錫之間的矛盾未能解決,而“兩府幕賓,半無賴士,益相構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①。

    九月,王夫之得到隆武帝于汀州(治今福建長汀)被清軍擒殺的消息,又續作《悲憤詩》一百韻。

    此時,王朝聘也很悲痛,為了假經術以議政,他命王夫之記錄他關于《春秋》的學說。

    他認為胡安國所著《春秋傳》中的一些内容,如強調“兵權不可以假人”②,旨在重“内防”而“削指臂之勢”,乃是“以趙普猜制之術說《春秋》”③,對後世十分有害;又如沿襲劉向、劉歆“尚變複”的觀點而“核災異,指事應”④,也是荒謬的。

    因此,他要王夫之把他這些研究《春秋》的見解記錄下來,以期有裨于世。

    當時王夫之隻錄其梗概,作為以後撰寫專著的基礎。

    十一月初四日,王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