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顧炎武
關燈
小
中
大
管仲不死子糾”條。
①《亭林文集》卷1《生員論》中、下，見《詩文集》第22、24頁。
②《亭林文集》卷1《生員論》中、下，見《詩文集》第22、24頁。
③《日知錄》卷13“清議”條。
④《日知錄》卷13“清議”條。
⑤《日知錄》卷19“直言”條。
第三節 顧炎武的曆史性成就 顧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時代。
封建社會的沒落，資本主義的萌芽，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銳，構成了那個時代的豐富畫面，也為産生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個風雷激蕩的學術環境。
顧炎武的思想來自時代的啟迪，同時又受到時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記錄了明代中後期社會發展的方向，如長江中下遊一帶“商賈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貿易紛纭，铢求刻核”①。
他對這些雖不能深刻理解，但卻承認“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
他說：“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②他主張把開礦的權利下放到郡縣，說“縣令開之，是發金于堂室之内也”，“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争也”。
③這些都多少反映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意識。
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把生财治人之權歸于郡縣，這種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後的經濟原因的。
顧炎武由于階級的局限，對明末農民戰争是堅決反對的。
但他身處亂世，大半生過着客旅生涯，“足迹半天下”，較多地接觸到當時社會的實際，對勞動人民的苦難有一定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
他認識到封建統治者的繁重賦稅是“窮民之根，匮财之源，啟盜之門”，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④。
為此曾說：張子有雲，民吾同胞。
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
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
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使顧炎武能夠針對當時社會的弊病，提出減輕賦稅和開礦興利、“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等改良措施。
他的“厚民生，強國勢”的思想帶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滅亡，八旗鐵蹄南下，亡國之痛，敗家之仇，使顧炎武的思想不能不産生強烈的震動。
顧炎武同當時許多進步的思想家一樣，在經曆了晚明鼎革之後，痛定思痛，開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痼疾和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反省。
顧炎武指出“郡縣之失，其專在上”，觸及到君主專制這一妨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政治贅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但是明清之際，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畢竟還很微弱，顧炎武後半生所北遊的地區更是農業經濟和宗法勢力十分強大的地區。
這使得顧炎武雖然看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弊病，卻不能夠認清這種制度的經濟根源和階級基礎，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正确途徑，而隻能在“三代之治”中尋求救世的藥方。
顧炎武主張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權，這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但他提出在郡縣設立世襲官僚，在村社借重強宗氏族②，明顯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①《天下郡國利病書》卷32。
②《亭林文集》卷1《郡縣論》五、六，見《詩文集》第14、15頁。
③《亭林文集》卷1《郡縣論》五、六，見《詩文集》第14、15頁。
④《亭林文集》卷1《錢糧論》下，見《詩文集》第19頁。
①《日知錄》卷19“直言”條。
②《亭林文集》卷5《裴村記》，見《詩文集》第108頁。
顧炎武認為，宋明理學“空談心性”所造成的“經生之寡術”、“士大夫之無恥”，是朱明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提出“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提倡“經世緻用”的實學，這在當時起到了轉移學術風氣的作用。
但他把“當世之務”和“六經之旨”聯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經世緻用”思想帶有很大的曆史局限。
顧炎武的“博學于文”，比起宋明理學的“空談心性”，當然是擴大了知識的範圍，轉換了認識的角度；但他的“博學于文”又以“好古敏求”為基本内容，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們的眼界。
顧炎武重視對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韻流變以及租賦、鹽鐵、科舉、軍事、風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曆史固然是為了“鑒古以訓今”，但有時候也不免流于煩瑣和迂闊。
例如，他審音學之源流，希望“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就确有食古未化的毛病。
另外，顧炎武對“當世之務”的理解也還比較偏狹，他曾說：緻知者知止也。
知止者何？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是之謂止。
知止然後謂之知至。
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以格物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①他對“格物緻知”的解釋仍然偏重于道德禮教，因而與宋明理學還沒有嚴格地劃清界限。
他的“博學于文”也較多地限于社會知識的領域，而對自然科學則比較輕視。
顧炎武始終不與清政權合作，是與他恪守嗣母的遺言，終生抱定反清複明的志向相聯系的。
他在辭入史館給葉讱庵的信中寫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其原因就是因為嗣母有“無仕異代”之言在先。
顧炎武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充分表現了他的遺民孤忠之心。
忠孝觀念是顧炎武不與清廷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華夷之防”的傳統觀念在顧炎武的思想中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也給他的民族氣節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當然，這些曆史的局限仍不足以掩蓋顧炎武人格的偉大和思想的光輝。
顧炎武的學術成就和政治思想在曆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不但開有清一代學風，而且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革也從他那裡吸取了精神力量。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實炎武啟之。
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于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
” ①《日知錄》卷6“緻知”條。
①《亭林文集》卷1《生員論》中、下，見《詩文集》第22、24頁。
②《亭林文集》卷1《生員論》中、下，見《詩文集》第22、24頁。
③《日知錄》卷13“清議”條。
④《日知錄》卷13“清議”條。
⑤《日知錄》卷19“直言”條。
第三節 顧炎武的曆史性成就 顧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際“天崩地解”的時代。
封建社會的沒落，資本主義的萌芽，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銳，構成了那個時代的豐富畫面，也為産生出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個風雷激蕩的學術環境。
顧炎武的思想來自時代的啟迪，同時又受到時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顧炎武記錄了明代中後期社會發展的方向，如長江中下遊一帶“商賈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貿易紛纭，铢求刻核”①。
他對這些雖不能深刻理解，但卻承認“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
他說：“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②他主張把開礦的權利下放到郡縣，說“縣令開之，是發金于堂室之内也”，“則唯主人有之，門外者不得而争也”。
③這些都多少反映了當時市民階層的意識。
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把生财治人之權歸于郡縣，這種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後的經濟原因的。
顧炎武由于階級的局限，對明末農民戰争是堅決反對的。
但他身處亂世，大半生過着客旅生涯，“足迹半天下”，較多地接觸到當時社會的實際，對勞動人民的苦難有一定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
他認識到封建統治者的繁重賦稅是“窮民之根，匮财之源，啟盜之門”，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時者矣”④。
為此曾說：張子有雲，民吾同胞。
今日之民，吾與達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
救民以事，此達而在上位者之責也。
救民以言，此亦窮而在下位者之責也。
對勞動人民的同情，使顧炎武能夠針對當時社會的弊病，提出減輕賦稅和開礦興利、“利盡山澤而不取諸民”等改良措施。
他的“厚民生，強國勢”的思想帶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滅亡，八旗鐵蹄南下，亡國之痛，敗家之仇，使顧炎武的思想不能不産生強烈的震動。
顧炎武同當時許多進步的思想家一樣，在經曆了晚明鼎革之後，痛定思痛，開始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痼疾和明朝滅亡的原因進行反省。
顧炎武指出“郡縣之失，其專在上”，觸及到君主專制這一妨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政治贅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
但是明清之際，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的萌芽畢竟還很微弱，顧炎武後半生所北遊的地區更是農業經濟和宗法勢力十分強大的地區。
這使得顧炎武雖然看到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制度的弊病，卻不能夠認清這種制度的經濟根源和階級基礎，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正确途徑，而隻能在“三代之治”中尋求救世的藥方。
顧炎武主張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權，這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但他提出在郡縣設立世襲官僚，在村社借重強宗氏族②，明顯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①《天下郡國利病書》卷32。
②《亭林文集》卷1《郡縣論》五、六，見《詩文集》第14、15頁。
③《亭林文集》卷1《郡縣論》五、六，見《詩文集》第14、15頁。
④《亭林文集》卷1《錢糧論》下，見《詩文集》第19頁。
①《日知錄》卷19“直言”條。
②《亭林文集》卷5《裴村記》，見《詩文集》第108頁。
顧炎武認為，宋明理學“空談心性”所造成的“經生之寡術”、“士大夫之無恥”，是朱明王朝滅亡的一個重要原因。
他提出“博學于文”和“行己有恥”，提倡“經世緻用”的實學，這在當時起到了轉移學術風氣的作用。
但他把“當世之務”和“六經之旨”聯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經世緻用”思想帶有很大的曆史局限。
顧炎武的“博學于文”，比起宋明理學的“空談心性”，當然是擴大了知識的範圍，轉換了認識的角度；但他的“博學于文”又以“好古敏求”為基本内容，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們的眼界。
顧炎武重視對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韻流變以及租賦、鹽鐵、科舉、軍事、風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曆史固然是為了“鑒古以訓今”，但有時候也不免流于煩瑣和迂闊。
例如，他審音學之源流，希望“聖人複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就确有食古未化的毛病。
另外，顧炎武對“當世之務”的理解也還比較偏狹，他曾說：緻知者知止也。
知止者何？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是之謂止。
知止然後謂之知至。
君、臣、父、子、國人之交，以至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之謂物。
..以格物為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則末矣。
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
①他對“格物緻知”的解釋仍然偏重于道德禮教，因而與宋明理學還沒有嚴格地劃清界限。
他的“博學于文”也較多地限于社會知識的領域，而對自然科學則比較輕視。
顧炎武始終不與清政權合作，是與他恪守嗣母的遺言，終生抱定反清複明的志向相聯系的。
他在辭入史館給葉讱庵的信中寫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其原因就是因為嗣母有“無仕異代”之言在先。
顧炎武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充分表現了他的遺民孤忠之心。
忠孝觀念是顧炎武不與清廷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外，“華夷之防”的傳統觀念在顧炎武的思想中也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也給他的民族氣節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當然，這些曆史的局限仍不足以掩蓋顧炎武人格的偉大和思想的光輝。
顧炎武的學術成就和政治思想在曆史上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他不但開有清一代學風，而且中國近代的政治變革也從他那裡吸取了精神力量。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樸學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實炎武啟之。
最近數十年以經術而影響于政體，亦遠紹炎武之精神也。
” ①《日知錄》卷6“緻知”條。